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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1913-1967),原名张道庸。历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陶勇
出生 1913年1月21日
安徽省霍邱县
逝世 1967年1月21日
别名 张道庸
职业 军人

人物简介

陶勇(1913—1967),原名张道庸。1913年1月21日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叶集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7岁被迫给人放牛;192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到河南商城参加游击队。1932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11军32师班长、排长、连长。1931年春任鄂豫皖保卫局保卫队队长,6月起任红4军第12师35团2连副连长、连长,1营副营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和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作战。

人物经历

1932年11月起任第10师28团2营营长、副团长、团长,率部参加了开辟川陕苏区的斗争和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作战。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陕北后,任红9军教导师师长。

1936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英勇转战河西走廊。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因叛徒出卖被捕,身陷甘肃凉州国民党第二监狱,后经中共组织营救脱离敌人魔掌,辗转到达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参谋长,期间,陈毅为其改名,略掉张姓,取原名“道庸”之谐音称“陶勇”。后任第2支队第4团团长。1939年10月与卢胜率第4团主力北渡长江组成苏皖支队,任司令员,开辟了扬州以东到安徽天长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7月起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司令员、第1师3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苏浙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先后参加了黄桥、车桥、天目山等战役。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师副师长,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23军军长。参加了苏中、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他指挥作战英勇顽强,身先士卒,所向无敌,曾被人们誉为“拼命三郎”,与叶飞、王必成并称第三野战军的三员“虎将”。

新中国成立后,任第9兵团副司令员。1950年11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参加第二、第五次战役。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52年回国后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1963年11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于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去世(据称陶勇死于“投井自杀”,但是具体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将军的妻子朱岚也被迫害致死);陈毅元帅在北京得知陶勇夫妇去世消息之后曾悲愤地说:“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相信陶勇会自杀!”

人物年表

1912年1月出生在霍丘县叶家集一个贫农家庭里。从小给地主放牛,后来当了几年窑工。

1929年4月,参加工农红军游击队。

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2年任红四军第35团连长、副营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参加仪南、黄渠、宣达等战役。

1936年任红9军教导师师长,参加长征和西路军作战。

1937年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兼学员排长。

1938年任新四军第1支队第4团副团长、团长。

1939年11月,率部北上开辟杨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抗日根据地。

1941年任新四军第1师第3旅旅长兼苏中第4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丰利、大官庄、车桥等战斗。

1945年1月,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天目山战役。同年10月,任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高邮战役。

1946年5月,任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1师副师长,率部参加苏中战役、涟水战斗、鲁南和宿北战役。

1947年2月,任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莱芜、孟良崮、费县、沙土集、进军豫皖苏、平汉、陇海路等战役战斗。

1948年参加豫东、淮海等战役。

1949年2月,任第23军军长,率部参加渡江战役,解放杭州,尔后参加上海战役。6月返回杭州驻防。

1950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率部赴朝鲜作战。

1951年9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代司令代政委。

1952年11月,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

1955年10月,任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后兼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同年被授于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逝世。

人物轶事

“大智大勇”的陶勇将军

黄桥决战时,陶勇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司令员,肩负坚守黄桥重任。到决战的关键时刻,他把上衣一脱,高举马刀,虎啸一声:“同志们,跟我往前冲!”说完,他挥舞着马刀,率先冲入敌群……顽军抵挡不住,终于败退下去。望着陶勇率部杀向敌阵的身影,粟裕的眼睛湿润了,自言自语道:“好一个拼命三郎!”[1]

1940年12月,韩德勤乘陶勇率主力7团参加曹甸战役之机,令驻南通石港的江苏游击6纵队司令徐承德联合驻如东马塘的保1旅旅长詹长佑偷袭我3纵大本营掘港。原本持中立态度的詹长佑听信了徐承德的鼓动,答应参与进攻新四军。


就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陶勇骑上从日军手中缴获来的摩托车,飞奔保1旅驻地马塘镇,闯进詹长佑的司令部,见面便说:“詹旅长,听说你要打我们,我这送上门来了!”随即慷慨陈词,晓以大义,剖析利害,终于稳住了詹长佑,使我军摆脱了背腹受敌的险境。

1942年元旦,陶勇率8团包围了启东伪团长徐宝富的据点,要其投降。徐宝富自恃碉堡工事坚固,以为新四军攻不下他的碉堡,对8团官兵的喊话不加理睬。

陶勇立刻命令机炮连轰击,两下便把碉堡削下一个角,又命部队猛烈开火,打掉了守敌的威风。随后,他命伪镇长给徐宝富送去劝降信。徐宝富没招了,提出:“请陶司令亲自出面谈判,再作考虑。” 陶勇分析,徐宝富既想给自己捞个面子下台,同时也想看看他陶勇有没有这个胆量,当即决定亲自出马谈判。他对劝阻他的8团团长和众干部说:“尽管此行要担风险,但为了减少战斗伤亡,争取200多名伪军反正,冒这个险是值得的。” 说完,他只带一名警卫员,昂然走出隐蔽的阵地。来到吊桥边,陶勇仰头向碉堡里的敌人喊道:“你们要见我,我就是陶勇!” 望着屹立在枪口射程内威风凛凛的陶勇,敌人惊呆了:“真有这种虎胆英雄!” 徐宝富急令放下吊桥,带上自己心爱的克罗米弯把指挥刀,走出碉堡。 敌我双方部队都屏息敛气,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交战双方两个愈走愈近的指挥官。陶勇两道目光剑一般地扫在徐宝富脸上,说道:“你缴枪,我们就作为起义处理,愿当新四军的我们欢迎,愿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你看怎么样?” 徐宝富深为陶勇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所折服。他双手捧上克罗米弯把指挥刀,说道:“久仰司令大名,今日相见确实不凡,特送上此刀,敬请收下,我徐宝富再不吃军人这碗饭了!”。

炮击“紫石英”号英舰

淮海战役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4个野战军统一整编,华东野战军改为第3野战军,4纵改为第23军,陶勇由司令员改任军长。

4月20日上午,观察所发现江面上停泊着几艘外国舰船。原来,英舰“紫石英”号擅闯我军控制区,与我炮兵交火后中弹搁浅。前来救援的英舰“伴侣”号被我军炮火驱走,英政府又派来“伦敦”号和“黑天鹅”号,企图报复。3条舰横陈在我即将渡江的航道上。陶勇在观察所里看了一阵子,一边拨电话一边说:“管他谁的船,挡着我们的路就不行!”炮团的电话要通了,他对团长说,“好狗不挡道,你要准备轰走它。我马上请示兵团首长,一批准,你马上就开炮!”陶勇的请示传到了军委。中午之前,军委回复了:不打第一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英舰上的士兵完全没有在我炮火控制区内的感觉,在甲板上逛来逛去,逍遥自在。这一切,陶勇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这几条舰如果继续待在这里不走,势必影响渡江作战。唯一的办法是撵走他们,但从他们的样子看,压根就不想离开。或许,他们是想试一试我们的耐心。

“叶司令,他们将严重地妨碍我军渡江,打掉算了?”陶勇在电话里请示兵团司令员叶飞。“军舰上挂没挂预定的信号旗?”叶飞问。此前,我军已经向停泊在长江里的外国船只打过招呼,并指定他们必须悬挂一种信号旗。“旗不少,花花绿绿的。”陶勇回答。“向他们发出警告,让他们迅速离开。”叶飞说。信号枪、信号弹、信号旗,几种联络方式都使了,英舰就是不作回应。部队又请示:“没有反应,如果他们向我开炮,是否还击?”陶勇在电话里嚷了起来:“他们开炮你不打,等死啊!”说完,又补充说,“记住,不要先开炮!”

我军还想试试对方的反应,在江岸燃起了3堆篝火。这一次,英舰有了动作。“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的桅杆上各升起一面信号旗,紧接着,两条船一边驶近泰兴江岸,一边将舰炮指向了我军阵地。4月21日清晨,英舰上的火炮开始向江岸上的我军阵地射击。我军炮火当然不示弱,英舰的炮弹刚刚落地,回击的炮弹便也打了过去,一时间,江面江岸,炮声隆隆,火龙飞窜。打响后,陶勇没问谁先开炮,也没问我军是谁下的开炮命令,而是问有无伤亡。部队报告,202团团长、参谋长牺牲,政委负伤,另有包括老乡在内的40多人受伤。陶勇的眼睛红了,抓起电话,要通了叶飞。叶飞一听英舰开炮了,而且我军有了伤亡。没再向中央军委请示,直接下令道:“还击!狠狠地还击!”陶勇迅速调集火炮力量,并告诉现场指挥的68师师长要狠、准,必须在我军发起渡江前结束战斗。

这一场炮战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我军炮火以绝对优势压倒英舰。“伦敦”号和“黑天鹅”号扔下“紫石英”号,带着累累弹痕逃往上海。3野领导让司令部找叶飞了解到底谁先开的炮,叶飞便找陶勇,说:“上面查情况呢,问谁先开的炮?”陶勇说:“我的团长都牺牲了,查什么查!”叶飞说:“是英国人先开的炮噢!”陶勇说:“当然是他们先开的炮!”晚8时,3野的电报送到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站在地图前的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说:“妨碍我军渡江的外舰,不管是谁的,都可以炮击!”

毛泽东的意见再传回前线,陶勇正带着他的第23军,冒着江南的春雨,追击溃逃的国民党军。蒋家王朝的丧钟,正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敲响!

谜一般的陶勇将军之死

文化大革命前夕,陶勇担任海军副司令和南京军区副司令。此时的他已经成为林彪、李作鹏一伙儿夺取海军领导权的绊脚石。

1967年2月21日上午,廖政国陪同两名记者来到陶勇办公室。陶勇对记者说:“有些运动中的问题,想通过你们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一下。希望中央根据存在的问题,做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以便我们好好掌握,使运动健康发展。”

两位记者请陶勇具体谈谈。陶勇接着说:“第一,东海舰队是战备部队,中央明文规定不得开展‘四大’,但有些单位不顾中央规定,硬要开展‘四大’。举例来说吧,舰队的训练团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搞‘四大’的单位。可是,那里的一些学员和干部,受到海军各院校南下‘造反派’的煽动,执意要搞‘四大’。虽然我们多次解释、说服,他们依然顽固坚持。类似这种情况,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明确规定。第二,‘四清’运动的成果要巩固。近来在上海不少工厂、农村基层单位的‘造反’组织,不断到部队揪斗参加‘四清’的工作队队长、组长,甚至队员。这是对革命军人人格的侮辱。参加‘四清’工作的干部,执行的是舰队党委的决定,他们没有责任。希望中央早日作出不准揪斗的进一步规定。”

记者走后,陶勇又和他的老战友廖政国聊起了上海的形势。约12时40分,陶勇提着皮包走出办公楼,向招待所走去。招待所离那幢军舰似的办公楼不远,后楼的105房间是专为陶勇准备的,他午后经常到那里去休息。陶勇进去躺了一会儿,觉得头皮发痒,就想找理发员周妙基给他理发。大约2点多,他走出房间,在楼旁的花园散步。这时,他看见招待所所长在前面走过,就叫住他,让他去找理发员。周妙基当时正在洗澡,听说首长要理发,马上和所长一起来到招待所,两人走到后院花园时,却不见陶勇的踪影。

走到一口浇花井时,所长朝里望了一下,大惊失色:“有人跳井啦!”他这么一喊,在场的人都急忙跑过来。这口浇花井直径很小,只能容一个人钻下去,水也不深,只见里面一个人低着头,一顶军帽漂在水面上。有人俯下身子用力一拉,原来是陶勇!另外两个人上来帮忙,把陶勇拉了上来。所长赶紧跑去打电话。

保健医生程心培闻讯,带着两名医生,立即奔向招待所。医生们把陶勇抬进105房间,进行抢救。

在给医院打电话的同时,有人发现:从陶勇身上脱下的丝棉背心还没有完全湿透;从他的衣袋里找到一份上海市政府的文件,边上湿了,里面却是干的。这都说明陶勇落井时间并不长。

一直到救护车赶到,所有的抢救手段都没有产生作用。几分钟后,救护车开到海军四一一医院,抢救仍然无效——就这样,一个身上被敌人子弹7次击伤都没有带走的顽强生命,却在一瞬间被一口深不没顶、宽不及肩的水井淹没了。

更令人吃惊的是,陶勇尸骨未寒,东海舰队刘浩天政委出来宣布:“陶勇一贯争强好胜。这几天,他害怕自己卷到苏(振华)、罗(瑞卿)圈子里去,所以才走这条绝路。我看他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同时,刘浩天审定的《陶勇自杀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的急件发到北京,送到海军政委李作鹏的手上。很快,李作鹏以海军党委名义发出通报:“叛徒陶勇,畏罪自杀!”

1968年,粟裕向周恩来汇报了陶勇的冤情,周恩来痛惜地说:“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坚决,说他是‘日本特务’,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嘛!”

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以后,周恩来再次念及陶勇。他说:“张学思、陶勇同志都是既精通海军业务,又能亲自出海的领导干部,但却都被林彪反党集团迫害死了,很可惜呀!”

令人遗憾的是,多少年过去了,陶勇之死的谜底,一直未能查个水落石出,给人留下了种种猜想。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