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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嘉堂文库 (Seikado Bunko),是日本收藏日文古籍的专门图书馆。在东京都。创始人岩崎弥之助从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前后开始搜集中国和日本的古籍。其子岩崎小弥太扩充了藏书。中国清末藏书家陆心源去世后,其皕宋楼所藏宋元版刻本和名人手抄本4146部 43218册于1907年为岩崎所购,运往日本,成为静嘉堂文库的基本藏书。

长泽规矩也

(1902—1980年),日本学术界称其为“书志学家”、“图书学家”,对应于中国学术界的术语,大致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或总称为“文献学家”。他曾先后为静嘉堂文库等三十多家藏书单位整理和搜集汉古籍,堪称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 从1927年到1932年的六年中,长泽或是得到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或是受静嘉堂文库的派遣,每年都有两三个月或近半年,前往中国,盘桓北京,跋涉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调查书业行情,以专家的眼光和超越个人的财力,大批购买中国珍籍善本。 由于长泽的精于识书和购书,他每次赴中国,也常常受到友人的请托,代为购买某种珍籍。如他曾受杏雨书屋主人武田长兵卫的委托,在琉璃厂书店廉价地替他买到了宋版的医书。当他把书带回日本之后,北京图书馆方面获知这一事情。由此,长泽被作为善本外流的主要监视对象受到中国方面的警惕和关注。在他再来中国时,北京图书馆就专门委派人员,在长泽购书旅程的杭州、南京、苏州等沿线,一路抢先地走在前,严防好书落入长泽之手。但颇让长泽得意的是,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仍然不无收获:在苏州意外廉价地买到了在日本极为罕见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以及日本复刻宋刊本《千金方》。 1926年至1936年长泽任静嘉堂文库干事,主要从事编目工作。因此,1927年以后的历次来华访书购书,也同时为静嘉堂文库采购书籍。其中,买书最多的是1928年,共为静嘉堂文库买入各种汉籍349部。

原设地址

大正十三年(1924)在现址建馆,并把藏书公开。1948~1970年间该文库成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分馆,后复改为独立机构。 该文库将陆心源旧藏编成《静嘉堂秘籍志》(1917年),另编有《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1930)及其《续篇》(1951年)等。

该文库总藏书量

约为20万册 (汉籍12万、日本古籍8万),另有6000多件中国、日本的古代美术作品。其中珍藏被指定为日本国宝的有元朝赵孟頫和中峰明本尺牍一帖等;被指定为重点保护文物的有宋版《周礼》残本(蜀大字本)2册、宋版《说文解字》8册、宋版《汉书》(湖北提拳茶盐司刊本)40册、宋版《唐书》90册、宋版《外台秘要方》42册、宋版《李太白文集》12册等。馆藏汉籍中还有元版《东京梦华录》、清抄《广雅疏义》等。 日本近代学者内藤湖南曾作四首七绝诗,分别记述了他三万余册古籍善本藏书中最为珍贵的四种宝籍:宋绍兴九年刊《毛诗正义单疏本》、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日本平安朝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篇及北宋刊本《史记集解》残本。诗中有“奇篇只合属吾曹”、“书生此处足称豪”的句子,今天读来,那种坐拥千古孤本、堪抵南面君王的自得自负之情,仍然扑面而来。以上所咏及的四种珍本,都被日本文部省确认为“日本国宝”级重要文物。其中除了平安朝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篇外,其他三种均为在中国亦堪称稀世珍宝的中国古籍善本。

古籍流入日本

晚清、民国年间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一般来说,近代中日书籍交流之路的打通当在甲午战争之后。进入20世纪,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长泽规矩也是三位有代表性的来华访书学人。[1]

陆氏四兄弟分家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陆氏四兄弟分家。上海的丝厂归树藩,钱庄分给树屏,老家湖州的当铺留给树声,老四树彰年幼无法理财,暂不参与分家。父亲遗产中的古籍、书画和古董虽没有瓜分,但是诸子无心管理,且缺乏资金维护保养,故它开始陷于破落颓败的境地。20世纪中叶,日本人向中国倾销人造丝及各种廉价东洋货,民族资本家受到冲击,大批生丝商行和缫丝工厂纷纷关门,陆家的瑞纶缫丝厂亦在倒闭之列,而钱庄的资金又长期被丝厂占用。窘迫之下,打起了皕宋楼藏书的主意。1904年,陆树藩托自己在日本读书的堂弟寻找买家,希望一次出卖父亲的全部收藏,以避免零星分批转让造成日后无法挽回的损失。 ? 皕宋楼在日本学术文化界赫赫有名,不少日人怀着觊觎之心。消息传到汉籍目录学者岛田翰耳中,他当时正在三菱财团所属的静嘉堂文库任库员,极力鼓动库主岩崎弥之助全数收购,并受命前往湖州考察。1906年3月初离开日本,4月18日到达湖州,在陆树藩的陪同下逐一查验了皕宋楼和守先阁的藏书,同时记录了详细的种类与卷数,写成报告寄回国内。第二年春天,静嘉堂文库长重野成斋亲赴上海,与陆树藩讨论了价钱、交货、运输等问题,最后于3月28日秘密签约。1907年6月里的一天,一艘小火轮尾挂三条拖船开进湖州,悄悄地装上陆心源的全部遗书,连夜驶回上海,由日本邮船公司负责东载而去。就这样,皕宋楼、十万卷楼和守先阁的4172种共43996卷宋元明清稀世刻本归属了日本最大的私人藏书楼,岩崎弥之助以12万大洋轻松买走了中国文化遗藏中的一块无价瑰宝

搜集古籍刻本

收购陆氏藏书之前,其库藏只有30000余卷,皕?宋楼宋元旧刻220多种的入库,使静嘉堂一夜崛起,成为举世皆知的大藏书楼。后来出版的日本《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载明,该楼收藏的宋元旧刻总量中,皕宋楼宋版占88%,元版占81%。1992年,静嘉堂正式公布库藏中文图书12万册,日文书八万册,其中陆心源遗书占其中汉刻本总量的36%,是其全部藏书量的20%。岛田翰回日本后,写有《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一文,内中得意忘形之态,溢于言表,引起中国学者激愤。 陆心源在一部未刻印的名为《罪言》书中道“士大夫无论在朝在野,皆当讲求当世利害,民生疾苦。出可安内攘外,处可守先待后,以无负天生先觉先知之意,声色狗马在所当远,即文房清玩亦不宜酷好深嗜。”他以文中守先待后之意给潜园中守先阁取名,表明自己终身立志建功立业的抱负,他万万想不到自己死后不到13年,聚一生心血和财力构筑的皕宋楼书城烟消云散,落到了东洋人手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