骸骨迷恋者的独语（郁达夫）
作品欣赏
文明大约是好事情，进化大约是好现象，不过时代错误者的我，老想回到古时候还没有皇帝政府的时代──结绳代字的时代──去做人。生在乱世，本来是不大快乐的，但是我每自伤悼，恨我自家即使要生在乱世，何以不生在晋的时候。我虽没有资格加入竹林七贤──他们是贤是愚，暂且不管，世人在这样的称呼他们，我也没有别的新名词来替代──之列，但我想我若生在那时候，至少也可听听阮籍的哭声。或者再迟一点，于风和日朗的春天，长街上跟在陶潜的后头，看看他那副讨饭的样子，也是非常有趣。即使不要讲得那么远，我想我若能生于明朝末年，就是被李自成来砍几刀，也比现在所受的军阀官僚的毒害，还有价值。因为那时候还有几个东林复社的少年公子和秦淮水榭的侠妓名娼，听听他们中间的奇行异迹，已尽够使我们把现实的悲苦忘掉，何况更有柳敬亭的如神的说书呢？不晓是什么人的诗，好像有一句“并世颇嫌才士少”，──下句大约是“著书常恨古人多”吧？──我也常作这样的想头；不过这位诗人好像在说“除我而外，同时者没有一个才士”，而我的意思是“同时者若有许多才士，那么听听这些才士的逸事，也可以快快乐乐地过却一生。”这是诗人与我见解不同的地方。
讲到了诗，我又想起我的旧式的想头来了。目下在流行着的新诗，果然很好，但是像我这样懒惰无聊，又常想发牢骚的无能力者，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你弄到了五个字，或者七个字，就可以把牢骚发尽，多么简便啊。我记得前年生病的时候，有一诗给我女人说：
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
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吐青丝学晚蚕，
一样伤心悲薄命，几人愤世作清谈，
何当放桌江湖去，浅水芦花共结庵。
若用新诗来写，怕非要写几十行字不能说出呢！不过像那些老文丐的什么诗选，什么派别，我是大不喜欢的，因为他们的成见太深，弄不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来。
近来国学昌明，旧书铺的黄纸大字本的木版书，同中头彩的彩票一样，骤涨了市价，却是一件可贺的喜事；不过我想这一种骸骨的迷恋，和我的骸骨迷恋，是居于相反的地位。我只怕现代的国故整理者太把近代人的“易厌”的“好奇”的心理看重了。但愿他们不要把当初建设下来的注音字母打破，能根本的作他们的整理国故的事业才好。
喜新厌旧，原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黄色同胞的喜新厌旧，未免是过激了；今日之新，一变即成为明日之旧，前日之旧，一变而又为后日之新；扇子的忽而行长忽而行短，鞋头的忽而行尖忽而行圆，便是一种国民性的表现；我只希望新文学和国故，不要成为长柄短柄的扇子，尖头圆头的靴鞋。
前天在小馆子里吃饭，看见壁上有一张“莫谈国事”的揭示，我就叫伙计过来，问他我们应该谈什么，他听不懂我的话，就报了许多炒羊肉，炸鲤鱼等等的菜名出来。往后我用手指了那张红条问他从什么时候起的，他笑了一笑说：
“嘿，这是古得很咧！”
我觉得这一个骸骨迷恋，却很有意思。
近来头脑昏乱，读书也不能读，做稿子也做不出，只想回到小时候吃饭不管事的时代去。有时候一个人于将晚的时候在街上独步，看看同时代的人的忙碌，又每想振作一番，做点事业出来。当这一种思想起来的时候，我若不是怨父母不好，不留许多遗产给我，便自家骂自家说：
“你这骸骨迷恋！你该死！你该死！”
十四年一月在北京
（原载一九二八年二月《达夫全集》第四卷《奇零集》，据《达夫散文集》） [1]
作者简介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幼名荫生，浙江富阳人。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出版小说集《沉沦》，与郭沫若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回国后从事新文学创作，主编《创造季刊》、《洪水》等文学刊物。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杂志，1930年参加左联。郁达夫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活跃的作家之一，在小说、散文、旧体诗词及评论方面都有佳作。同时，郁达夫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后被日军宪兵杀害。 主要作品有：《沉沦》，《茑萝集》、《小说论》，《日记九种》、《空虚》、《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和《闲书》等。[2]
郁达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其旧体诗歌具有独特的美学风貌,即情感的真挚美、诗歌的意境美、语言和音韵律的通俗流畅美.在风格上,其前期诗歌充满忧郁、哀伤的婉约阴柔美,后期诗歌则大多体现出慷慨悲壮的阳刚美.[3]
郁达夫散文特点：首先，强烈地表现作家个性，这是郁达夫散文创作的理论认识，也是他“散文的心”。他在散文中无所顾忌地对自己的思想、生活细节进行详细的描写，非常强效地表现了他“自叙传”的独特风格。第二，忧郁感伤的情凋。郁达夫的散文，与小说一样与众不伺，忧郁感伤的情调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创作中。第三，恣肆坦诚、热情呼号的自剖式的文字。第四，回肠荡气的诗的调子。另外，郁达夫散文中那种不拘形式纵情宜泄的抒情方式，郁达夫的散文发出的是带有强烈个性的自己的声音，篇篇洋溢着回肠荡气的诗的情调，热情坦白，毫无遮掩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展现出一幅幅感伤，忧郁而又秀丽、隽永的情景交融的画面。[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