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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克武 | |
|---|---|
| 出生 | 1957年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所長 |
| 知名於 | 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為台灣中生代中國思想研究的代表人物。 |
| 知名作品 |
《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啓超調適思想之研究》 《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密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 |
黃克武[1] 黃克武，男， 1957年生。牛津大學東方系碩士，斯坦福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所長。長期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為台灣中生代中國思想研究的代表人物。
學術著作
代表性學術著作有《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啓超調適思想之研究》、《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密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這兩本著作在史學界和思想史界有廣泛的影響，另外，他還發表了有關晚清思想史、明清以來的文化史研究論文幾十篇，並編有多種專題性的學術論文集。
發表論文
發表論文主要有: 《"民不舉、官不糾":從乾隆年間一則刑案探測帝制晚期私人生活的空間》，發表於《近代中國的城市與鄉村》(第1輯)李長莉、左玉河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8月。
《"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的重建"系列活動報道》，發表於《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8期。
《跨越語際的實踐:1900至1937年間中國的文學、民族國家文化與被翻譯的現代性》，發表於《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25)。
《"個人主義"的翻譯問題:從嚴復談起》，發表於《二十一世紀》，2004年8月。
《性與政治:讀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發表於《當代》第27期。
《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發表於《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1期。
《梁啓超與儒家傳統:以清末王學為中心之考察》，發表於《歷史教學》2004年第3期。
《悲劇的歷史拼圖--金山鄉二二八事件之探析》，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6期。
《民國初年上海霊學研究》，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5期。
《從乾隆末年經世思想看清初官僚行政》，發表於《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
《理學與經世--清初〈切問齋文鈔〉學術立場之分析》，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等等。
嚴復手跡，赫胥黎《天演論》序
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思想史，著有《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啓超調適思想之研究》等。
被誤解的「會通中西」者
在中國近代歷史的變革中，嚴復是一個難以破解的謎。一方面，他深通西學，撰文譯書，倡導「自由、民主、法治、科學」等先進理念；另一方面，他生活保守，抽鴉片、納妾，列名「籌安會」支持袁世凱之復辟，肯定「孔教會」、「宗聖會」的尊孔讀經之舉，以及撰文附和「上海靈學會」的「鬼神觀念」與「靈魂不死」之說。 這種「現代型」與「傳統型」或說「啟蒙」與「反啟蒙」在一個人身上交織並陳，實不多見。而正是這種集於一身的悖論和矛盾，讓他在歷史鈎沉中飽受世人的誤解和批評。
影響最大的觀點當屬周振甫的「退化論」，在《嚴復思想述評》中，周振甫把嚴復一生分為「全盤西化時期」、「中西折中時期」和「反本復古時期」三個階段。該觀點影響頗為深遠，此後嚴復被許多人描寫為一個早年西化、激進，晚年保守、落後的人物，遠如胡適和魯迅，近有李澤厚和余英時。
但是，黃克武先生卻並不贊同此類觀點，他認為嚴復的一生幾乎都在中國近代的「轉型時代」中度過，具有時代的複雜性和特殊性。而他所做的諸般努力，皆是為了如何在傳統之基礎上，接引他認為有價值意義的西方思想及學術，是一個長期被誤解的「會通中西」者。
在《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中，黃先生另闢蹊徑，從歷史的邊角料出發，考察了嚴復生平中與傳統思維和生活方式密切相關的一些活動，如以吸食鴉片、納妾、參加科舉、用古語譯造新詞、參與靈學會等事跡為主軸，描繪了一個多元、複雜、糾結的嚴復，藉以呈現出其思想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
嚴復的失敗，也是時代的挫敗
黃先生認為，嚴復並沒有一個從西化、經折中到復古的激烈轉變，而且他也不是一個如史華慈所述的「兩面人」。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論或現代性方案，與其終極關懷是相配合的，他早年並未全盤揚棄傳統，晚年也未曾放棄西方的自由與民主。而「會通中西」始終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標，希望進而能替中國未來找到一條合適的現代道路。
嚴復的保守面有相當的部分是從柏克、穆勒肯定傳統的看法，赫胥黎、斯賓塞的「不可知論」，與歐戰後反科學的時代氣氛而來的，並非單純的復古；而他的啟蒙面，正是源於他的「會通中西」的文化理想。
事實上，像嚴復思想這樣的奇異組合，在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中，絕非孤案。在《異性情緣：性別關係與思想境界》一章中，黃先生就考察了嚴復、梁啓超與胡適三人的「婚姻觀」。他們都是近代中國幾位提倡自由主義的先驅，照理應該是認同婚姻自由是一項很基本的個人權利。尤其是後兩者，不論在政治取向上，抑或是對待傳統的態度上，都要激進得多。
然而，他們卻都在此「跌回傳統之中」。嚴復與梁啓超並未遵守西方式「一夫一妻制」；而胡適的多情愛戀，卻又堅守着傳統嫁娶制下的江冬秀。由此，從幾位思想家私人情感世界所展現之「矛盾」可看出，傳統儒家思想對於家庭倫理的強調，是貫穿於他們一生的思想與生活的。
因此，黃克武認為，在討論嚴復與近代其他思想家的差異時，不能將其視為「傳統」與「現代」的不同，而是中國現代性內部自由與保守之爭、反傳統與肯定傳統之辯。而當我們審視嚴復身上奇異的結合時，或許只有把他放回那個「轉型時代」下，才能重新反省當傳統與現代相碰撞時應該採取的態度。
從這個意義上說，嚴復的失敗不是他個人的失敗，也是時代的挫敗，他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反映出中國轉型時代知識分子深感無奈的人生際遇。我猜想，黃先生撰寫此書的立意正在於此。如黃先生所言：這些研究雖然多限於「一人之事」，不過更重要的關懷則是希望「知人論世」，能從嚴復一個人的經歷延伸，進一步地觀察清末民初之際「文化動態之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