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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和三國志哪本書更貼近真實的歷史「曲有誤,周郎顧。」——《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引「時人謠曰」的六字民謠,形象地描繪了周瑜從小就「精意於音樂」的天賦,說明周瑜的儒雅氣質與廣博修養。那麼,為什麼《三國演義》要「貶瑜」,說他「氣量狹小」呢?我們不妨進行一番分析比較。最早完整記載周瑜史實的《三國志》作者陳壽(233—297)本身就是三國時代的人,在蜀漢時期和蜀漢滅亡後,他曾先後擔任著作郎、治書御大史等官職,對「當代歷史」相當熟悉,而且親聞筆錄史實甚多,由於年代相近,故而采事更近真實;[1]
稍後的北魏學者崔浩就曾高度讚揚《三國志》「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距陳壽僅百餘年的裴松之曾為《三國志》作注,「事多審正」——這是裴松之對《三國志》中體現出的求實態度的精闢概括,是對陳壽「不溢美、不隱惡、據實修史」的高度讚揚。
由此可以推斷,《三國志》中的周瑜形象比較忠實(或接近)於歷史人物的真實。而成書於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系公元1330年—1400年間人,比陳壽晚了千餘年。他對三國歷史人物的評價,帶有「尊劉抑曹」強烈傾向,這是已延續千百年的封建正統觀念使然。 所以,他在創作《三國演義》時,對蜀漢人物(尤其是諸葛亮)大加褒揚讚頌,對曹魏集團人物極力貶斥,對孫吳集團則是有褒有貶。對於周瑜,羅貫中是將他作為孫劉聯盟時期的「障礙」、作為諸葛亮的「陪襯」或「反襯」來寫的,故極力渲染他的「狹隘」一面,甚至虛構周瑜的智拙計窮,以突出諸葛亮的足智多謀。 如此貶抑多多,包括說周瑜「氣量狹小」云云,就不足為怪了。當然,他筆下的《三國演義》,畢竟採錄了《三國志》中大量的史實,不過又輯錄了千餘年間有關三國人物的大量傳聞軼事、民間說唱、戲曲話本方面的內容,所以民間文學的色彩濃重;再加上他大量的加工塑造與虛構創作,包括移花接木、無中生有、巧妙生髮、杜撰想象,所以,便離歷史真實有了相當的距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