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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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史宦者傳論這篇文章詳細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權的具體過程，從而警告後世君王不要漸積養禍。當然，作者把「亂國」的根源歸咎於宦官、女禍，這種觀點也不是全面的。
目錄
原文
歐陽修〔宋代〕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而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向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
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藉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而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譯文
自古以來，宦官擾亂國家，比女人造成的禍患還要嚴重。女人，只不過是使君主沉溺於美色罷了，而宦官的危害可不止一條。
宦官所擔當的職責就是侍奉在君主身邊，容易與君主形成親密關係，他們的用心專一併且毒辣，他們能用微小的好處來迎合別人的心意，能用小忠小信獲得君主的信任，使人君必然信任、親近他們。等到獲得了君主的完全信任，然後就用禍福來恐嚇他、挾制他。這時候雖然有忠臣賢士在朝中，但君主認為他們和自己關係疏遠，不如侍奉他起居飲食、成天在自己左右侍奉自己的親隨那樣可靠。所以君主與成天在左右侍奉自己的人日益親密，而對忠臣賢士們則日益疏遠，君主便會日益變得勢單力孤。勢單力孤，則懼怕發生禍患的心理就更加嚴重。而挾持自己的人的地位就會更加牢固。君主的安危，決定於這些人的喜怒；而禍患就潛伏在他的內廷之中。於是過去認為可以依靠的人，正是現在為患的根源。
當發覺禍患已深的時候，想要和平日裡疏遠的大臣們一起除掉左右的親隨，行動慢了就會使禍患日益嚴重；操之過急，又會使那些親隨挾持自己作為人質。這時候即使是智慧再高的人，也不能與他共商對策了。就算是能夠商議對策，也很難實際着手去做。即使做了，也有可能不成功，到了最嚴重的時候，很可能產生兩敗俱傷的後果。禍患大的可以亡國，次一點的會讓自己喪命，並且會使世上的奸雄們以此為藉口乘機而起，把宦官與其同黨盡皆除掉，大快天下人之心後才算完。過去歷史上記載的宦官之禍往往如此，而且不止一代。
作為君主，並不是故意要在宮中養虎成患，在朝堂之上疏遠忠臣賢士，這是日積月累逐步發展而成的，是形勢發展使他自然而然地走入此途的。所以沉迷於女色，如果不幸一直執迷不悟，那麼禍患就要隨之降臨了；但是一旦醒悟，把她們攆出去就行了。而宦者造成的禍患，雖然有所悔悟，但已經形成的形勢使得自己沒有辦法把他們除掉；唐昭宗的事就是這樣。所以說「比女人造成的禍患還要嚴重」，就是指這些，怎能不有所戒懼呢？
創作背景
東漢末年與晚唐時期，宦官弄權，愈演愈烈，以致先後釀成亡國之禍。歐陽修有鑑於此，特在其《五代史》中為宦者立傳，闡明其害之深，以作後世當國者之戒。此文即為傳前的總評。
賞析
文章詳細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權的具體過程，從而警告後世君王不要漸積養禍。當然，作者把「亂國」的根源歸咎於宦官、女禍，這種觀點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應，結構清晰，分析細密，說理層層遞進，體現了作者寫作的深厚功力。
宦禍的形成，從宦者的工作性質說，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習慣與思想志趣；從宦者本人說，不過是皇帝的家奴，又因為是閹者，無親屬羽翼，無道德、學術素養與從政經驗，本來勢孤力單，難得眾心。但一旦弄權，為確立威望，就特別專橫殘忍，排除異己，不遺餘力。文章在總括宦者的特質之後，即隨之層層鋪衍。這類人也極其機靈，見風使舵。他們先以「小善」、「小信」來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賴；一遇君主信任之後，即時進讒言，用禍福之事嚇唬君主，離間重臣，以達到把持君主之目的。這樣一來，就必然形成君主對終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親」，對朝中的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也就「日益孤」了。出現了這種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對朝中重臣就難以信任，他自己的懼禍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對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於是，國家的安危就取決於宦者的喜怒，亡國的禍患就潛伏在廷帷之間。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現在反而變成將要為患的對象。正所謂是非顛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過來，發覺養禍已深，想與已被疏遠的朝臣一道清除為非亂政的宦者，但如果進行緩慢，則養禍日深，難以剷除；若操之過急，謀劃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挾持君主作為人質，使得君主與朝臣無法共圖義舉。即使付諸實施，也必然是兩敗俱傷，甚至弄得「亡國」、「亡身」，使奸豪得以藉口乘機而起，盡誅宦者而取代國政。這就是漢唐宦者亂人之國的慘痛歷史教訓。
篇末，作者再從人主角度宕開一筆，引入深層思考。作為君王，主觀上總想使國家長治久安，至於親左右，疏賢臣，也原非其本意。但為什麼終於出現宦禍這一現象呢？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處於近侍的有利條件，若人主稍不警覺，那漸集之勢就會釀成大禍。這樣一提，就更加引起後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結尾，又重提女禍之害，再一次與宦者之害作對照，以強調宦者之禍「深於女禍」的論點，並與開篇相呼應。
全文就前代宦者亂國的史實，條分縷析，層層演進，從中得出宦官得以亂國的根本原因。文中又採用一賓一主的襯照手法，事顯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為後世當國者戒。連同傳文在內，堪稱卓犖千古之文。
簡析
這篇文章詳細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權的具體過程，從而警告後世君王不要漸積養禍。當然，作者把「亂國」的根源歸咎於宦官、女禍，這種觀點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應，結構清晰，分析細密，說理層層遞進，體現出作者寫作的深厚功力。
歐陽修
歐陽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廬陵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於綿州（今四川省綿陽市），北宋政治家、文學家。歐陽修於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年）以進士及第，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死後累贈太師、楚國公，諡號「文忠」，故世稱歐陽文忠公。歐陽修是在宋代文學史上最早開創一代文風的文壇領袖，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並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被後人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領導了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繼承並發展了韓愈的古文理論。其散文創作的高度成就與其正確的古文理論相輔相成，從而開創了一代文風。歐陽修在變革文風的同時，也對詩風、詞風進行了革新。在史學方面，也有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有《歐陽文忠公集》傳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