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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宣言在晚清中國的旅行》,程夢婧 著,出版社: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於1986年11月18日在中國廣西桂林市成立,作為全國首批轉企試點的高校出版社[1],於2009年6月28日正式成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集團(以下簡稱出版社集團),成為廣西首家出版集團和中國首家地方大學出版社集團[2]

內容簡介

本書藉助薩義德「理論旅行」的基本觀點,完整而清晰地呈現法國1789年《人權宣言》在晚清中國的際遇,從被譯介到解讀和接納,以及引發異見,直到zui後被應用。本書的研究表明,對於晚清中國來說,《人權宣言》不僅僅是一個「舶來品」,也不僅僅是一種「非我族類」,而是事實上已經逐步融入晚清中國的話語、思想文化和法政結構之中。在這個意義上講,所謂「《人權宣言》在晚清中國的旅行」,其zui根本的含義,就是它的「入中國」以及「中國化」。

作者介紹

程夢婧,法學博士。以人權研究為主要方向。曾攻讀於荷蘭烏特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荷蘭人權研究所所在地)。現任教於重慶大學法學院。

前言/序言

序 點亮一盞燈

在當代,《人權宣言》對多數中國人而言,可謂耳熟能詳,但在學術領域,我們似乎更關注對它本身的認知,熱衷於它對人的存在意義和人類政治方向的改變,而對於它與中國的關係,卻極少甚至沒有確切的信息和知識。

在某種意義上講,《人權宣言》是一份人類的權利宣言,當今世界各國人民都不同程度蒙受其恩惠。當不少受惠於它的國族已經充分展示與它的各種關係之時,中國的受益者們面對它與中國之關聯的詰問,卻幾乎一臉茫然。這些詰問,諸如「《人權宣言》何時與中國結緣?它又以何種方式與中國產生聯繫?它在中國的際遇或處境如何?它究竟對中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已經形成了「 《人權宣言》在中國」的學術盲區。

也許是時代的風雲變幻、新問題的叢生和新思想的輩出使得中國學者目不暇接,但在經歷了兩個多世紀之後,這一盲區依然存在,似乎再難以找到開脫的理由。令人欣慰的是,夢婧博士勇敢地把目光投向「《人權宣言》在中國」這一盲區。她選擇「《人權宣言》在中國晚清的際遇」這一主題,向國人充分展示《人權宣言》最初進入中國的圖景和存在方式。這一研究,雖然只是踏入盲區的第一步,卻是最關鍵和最艱辛的一步,因為探本溯源歷來為學術之要端,同時又為學者所畏。單從夢婧博士在寫作中所遭遇的文獻搜討和意義厘定的困境,就可見一斑。

其實,《人權宣言》傳入中國以及在中國的際遇是艱難的。它經歷了一個多世紀才傳入中國,最初是通過西方人士的言談和隱晦的文字表達,但此時多被國人視為大逆不道的誑言。在 19 世紀末期,《人權宣言》一直是國人忌諱的名字,即使在中國的西方人士也幾乎不敢直接提及。20 世紀初期,《人權宣言》的思想或精神才開始在有限的範圍內傳播,逐漸走進中國人的心靈,在中國獲得正當的名聲。這一境遇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革命思潮的湧現和立憲運動的開啟,使它成為兩個相互對立的政治群體表達不同政治主張的精神力量。正是這股力量形成的強大暗流,推動着專制王朝的瓦解,也促成了民國創立和共和國的誕生。這印證了羅素所說:「思想的力量,日子長後,畢竟要比任何力量來得大。」

最後要指出的是,《人權宣言》並非晚清一次進入中國,也並非以一種方式進入中國。民國以來,《人權宣言》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進入中國,在中國有着不同的際遇、包裝和影響方式。因此,我認為夢婧博士這一研究只是中國與《人權宣言》關係認知的開端。她這一優秀的成果雖然未必能夠全部照亮「《人權宣言》在中國」的這一盲區,但她勇敢地在這一盲區點亮了一盞燈,希望將會引來更多的,從而使這一學術盲區完全消失。這也許才是中國學界應該並且能夠向《人權宣言》表達的一種崇高敬意。

汪太賢

2017 年 3 月 20 日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