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幽谷
作品欣賞
一 近衛聲明
日本人在拿下了廣州和武漢之後，便很躊躇滿志地沒有再加緊進攻，那是很有道理的。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師者上也」，那批矮腿邪眼的孫子高足是在那兒實驗着不戰而屈人了。這意識很鮮明地表現在近衛的兩次聲明裡面。
第一次聲明發表於十二月三日，在武漢撤守之後，長沙大火之前。很簡短，文不過三段，字不過五百，然而卻很扼要而有斤兩。
第一段一開首就這樣說：「帝國陸海軍，此次仰賴陛下震武棱威，攻陷廣州及武漢三鎮，戡定中國各要地，國民政府由是降為地方政權。」很值得玩味。這是說征服中國的大功業已告成，所謂國民政府是值不得作為大規模的軍事對象了。故接着便下一轉語：「但該政府如仍冥頑不靈，固執抗日容共政策，則在該政府殲滅之前，決不停止軍事行動。」這更明明是替「該政府」指示出了一條自新之路：只要你不「抗日」，不「容共」，那便再不打你了。「抗日」倒無所謂，因為你已「降為地方政權」。無足輕重。最要緊的是不能「容共」。
第二段申述所謂「建設新秩序」，要「由日、滿、支國相互提攜，樹立政治、經濟、文化等項互助連環之關係」，以「達到共同防衛，創造新文化，實現經濟合作」。這就更明白地替「地方政權」指示出了今後的任務：「共同防衛」——反共反蘇。
路子已經開好，「至於國民政府，倘能拋棄從來錯誤政策，另由其他人員從事更生之建樹，秩序之維持，則帝國亦不事拒絕」(第三段)，招降納叛，明目張胆了。「另由其他人員」，看來好像是把蔣介石、汪精衛都除外了，其實這兒正是文章，只要你自己不想除外，那就不算除外。明明除外了的自然是大有人在，在軍事方面是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政治方面便是國民黨反動派以外的一切進步分子了。
這一政治攻勢異常猛烈，在今天看起來，我們可以說就是這篇文不上三段、字不滿五百的東西決定了「地方政權」今後整個的動向。
汪精衛是被誘引出去了。這位「副總裁」在十二月十八日飛出重慶，二十一日又飛出昆明，飛到了越南的河內。接着是二十二日近衛又有第二次聲明，更索性把「共同反共」的要求提出了。「共黨在東亞之勢力為吾人所不能容忍。日本認為日、支兩國為表現日、德、意三國之反共精神，亦應有必要成立反共協定。」「日本為達到此項目的，要求在華駐兵，並要求將內蒙劃為特別防共地帶。」於是而有汪「副總裁」的「艷電」(十二月二十九日)響應，公開通敵，贊成締結「中日防共協定」。
「副總裁」是這樣了，另外一位「正總裁」是怎樣的呢?作風是不同，角色是不同，而所演的卻同是一齣戲。自從武漢撤退以後，一直就是積極防共、消極觀戰，如此者六七年，不就是再好也沒有的證明嗎?
在武漢時代本來決定在撤守之後要在衡山設立大本營，繼續積極抗戰。後來這個計劃無形無影地打消了。這不是比汪精衛的艷電還要更有實質的響應嗎?
長沙大火之後，也還開過一次堂皇的南嶽會議，決議了好些方案，像煞有介事。當時曾提出了這樣的兩個口號，「宣傳重於作戰，政治重於軍事」，我們做宣傳的人竟曾為此而大感高興。但在今天看來，從此紙上抗日、事上反蘇，不就是「宣傳重於作戰」嗎?防共積極、抗戰消極，不就是「政治重於軍事」嗎?
我們，實在是太天真得可愛了。
二 流連南嶽
南嶽會議是在十一月尾上召開的，我只是在閉幕的一天趕去參加了一次，依然是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的場面。我當時倒有過一點驚異，在抗戰應該吃緊的期間，為什麼要集中這麼多的高級將領來開這樣大規模的會議?參加的人，粗略的估計，總怕起碼有三百，都是一些將官階級。這些人在緊急的關頭，離開了自己的崗位而來從容論道，不認真是一件奇事嗎?
會閉幕後，當天晚上便有很多人走了，但我們卻被留了下來：原因是「最高」的一篇閉幕辭，要我親自帶到桂林去付排，而文稿尚須「文膽」陳布雷整理。這一整理費了很多時間，不僅當天夜裡沒有弄好，連第二天一個大清早都沒有弄好。因此我們在第二天也就依然不能不留在南嶽。
那篇閉幕辭其實是很成問題的東西，那兒空空洞洞地沒有說到什麼，重要的只是談了一個曾國藩的故事。曾國藩初練水師，一戰為太平天國所敗，想撲水而死，為部下所勸止。嗣後乃返衡陽練兵，才轉敗為勝，終把太平天國平定了。(因手中無書，說不定有些錯誤。)由這便搭到對日抗戰。雖然戰敗了，不要氣餒，要學曾國藩再接再厲，收到最後勝利。這個故事的徵引實在不倫不類。抗禦外侮、轉敗為勝的先例在中國歷史上有的是，他不肯舉，而偏偏舉了一位內戰專家、民族叛徒的曾國藩。儘管多少是有點本地風光，但那以曾國藩的繼承者自居的人不是早就存心在鼓勵內戰嗎?
但我們實在太天真了，要專候整理，並像齎送聖旨一樣，專送桂林，為此更累得周公也被牽連着多住了一天。
不過有了這一天的耽擱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去登了一次南嶽。我不記得是誰先提議的了，就在那第二天的上午，周公、賀衷寒和我，我們三個人約着去登山，都相約不坐轎子。這倒給我留下了一個意外的紀念。
南嶽衡山是被人傳說得十分莊嚴的，古代作為五嶽之一，祭秩比於三公。特別是有了韓愈《謁衡岳廟》的那一首詩，在讀書人的腦中，仿佛它真像是一個「天假神柄專其雄」的神物，時常在「噴雲泄霧」。但事實上倒並不怎樣神奇，特別由我這個生長在峨眉山下的人看來，它實在平常得很。除在山腳下有一些風景區之外，山上都顯得非常索寞，既沒有什麼「松柏一徑」的大樹，也沒有什麼「粉牆丹柱」的靈宮。我們只走到半山的鐵佛寺便歇下了。這是一座破舊不堪的小廟，但還好，周圍倒是有些林木的。賀衷寒說，再往上走過了南天門，風景就更好了。但我們沒有再往上走，並不是我們沒有腳力，而是太寂寞的山景沒有引誘我們的魄力!
鐵佛寺的老和尚替我們預備了一頓中飯，把廟裡自做的豆腐鹵拿出來做菜。那倒是再好也沒有的珍品啦。小方塊的豆腐，糟得很透，色雖灰敗而味道很鮮。我們吃了一盤又一盤，把罐子的儲蓄都吃光了。和尚很高興，就好像做了一場大功德，當然我們也並不是白吃的。
在那鐵佛寺下邊不遠處有李泌的讀書室，這是所謂名勝古蹟了。我一個人特別走去看了一下，那更是使人失望得很。不要說什麼「鄴侯家藏書，插架三萬軸」，就是三本《三字經》都是從那兒找不出來。一列三間的小祠宇，庸俗得實在是無法形容。
但這一次的登山，我卻有了一首紀游詩，是在那下山途中勉強湊成的。
中原龍戰血玄黃，必勝必成待自強。
暫把豪情寄山水，權將餘力寫肝腸。
雲橫萬里長纓展，日照千峰鐵騎驤。
猶有鄴侯遺蹟在，寇平重上讀書堂。
為了附庸風雅，不得不矯揉造作一番，騙騙自己而已。
那天的天氣倒是滿好，並沒有像一千多年前的韓愈那樣，逢着「陰氣晦味」的秋雨節，而勞他「潛心默禱」。眾峰是很朗壑的，雖然並不怎麼「突兀」，也不顯得有所謂「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那麼生龍活虎般的活躍。但山外的眺望為韓愈所忽略了的卻很有可觀，七十二峰都一一呈列在目前，好像萬馬奔騰。韓愈只照顧着衡岳本身，而失掉機會照顧到岳外，我很替他可惜。
三 桂林種種
十二月二日清早由衡陽坐火車動身，三日清早到了桂林。這次有火車的方便，自然沒有前兩次那樣狼狽了。
到了桂林之後，主要的工作是把三廳的人員分了三分之一留下來參加行營政治部，由張志讓主持，行營政治部主任是梁寒操。另外的人員便陸續由卡車運往重慶。只有孩子劇團的小朋友們別致，他們自告奮勇，決定步行，沿途工作，走向重慶。他們這一計劃後來是很完滿地成功了。
那時候陶行知也在桂林，他召開過一次小朋友的大會，似乎就是生活教育社的年會吧。他曾經邀我去演講，我說過「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有了改變了，並不是下一代不如上一代，而是上一代不如下一代。這一轉機，就是孩子劇團的小朋友們給予我的。
長沙大火後有一家白報紙的囤積店沒有燒掉，卻又搬運不出，因為在善後期中火車只限於軍運，斷絕了商運。那家囤積商便向三廳求售。令數很大，我現在記不清楚了。商人作為燒掉了，要價比成本還要低。我把這事向陳誠提出過，要政治部買下。陳誠到長沙時給了我一個手條，交總務廳辦，而總務廳的那些顢頇老爺卻始終沒有辦。到了桂林那紙商又來找我，我便獨行獨斷地索性由三廳來收買了。這到後來一直供給了政治部好幾年的使用，而且還使第二代廳長何浩若，第三代廳長黃少谷，個個都揩了一筆大油水。
救亡日報社的朋友們到了桂林本來打算立即復刊的，但因經費無着，地方上的當局也無意幫忙，以致虛懸着。我扭着陳誠，向政治部要津貼。他很勉強地答應了每月津貼二百元。這津貼的數目雖然少，然而是中央機關所津貼的報紙，對地方黨部的麻煩也就是一副擋箭牌了。同時又由夏衍到香港去籌了一筆經費，於是這份文化人的報紙便在翌年元旦又在桂林復刊了。——這報紙是在兩年之後，張治中做政治部部長時代，由何浩若親自跑到桂林去勒令停刊的。
立群在十一月十一日和夏衍、孫師毅、池田幸子等同車，離開了長沙之後，她比我先到桂林。她曾經在省政府附近租了一間小房子，但不幸在十一月底遭了轟炸，除了隨身穿着的一點衣服之外，所有的東西都被炸光了。人沒有犧牲自然是件幸事。
立群還有一位母親，是岑春暄的侄女，本來是在行政院任職的，南京失陷時帶着一位十三歲的幼女逃回桂林。她們也是什麼東西都丟光了，暫時住在水東門的娘家——岑氏宗祠里。據說，依舊時的封建習慣，凡是出了嫁的女子便不准在娘家過年;看看要到年末了，又只得從宗祠里搬了出來。這一老一弱的今後的生路，我們也是須得負責的。這件瑣屑的私事，多蒙朋友們的幫助，卻解決得最理想。小妹立修，我們要她參加孩子劇團，她很踴躍地參加了。岳母岑蘊文搭着蘇聯顧問團的小汽車，先我們到重慶。她們兩母女不久更由重慶到了延安，於今是比我們更自由，更幸福了。
在桂林我們住在樂群社，有乃超和杜老同住。不久翰笙由香港回來了，他所採辦的醫藥用品，留下了程步高負責搬運。他們的輝煌成就，我在前面是已經敘述過的。
乃超在計劃設立日語訓練班，打算訓練一批人員出來，加緊對敵宣傳工作。為了這項工作，他和鹿地亘兩人留在桂林，一直住到第二年的五月。但工作卻受到梁寒操的種種牽掣，沒有達到理想的地步。原先本打算由三廳直接辦理的，梁寒操生吞活奪的搶去，乃超和鹿地便只以顧問的名義留下。雖然也招了生，開了班，但所注重的不是日語訓練而是思想訓練。這就是武漢撤守後，國民黨反動派所奉行的一貫的國策——照着近衛聲明所指示的途徑：消極抗戰，積極防共。三廳由凌遲而至於處決，所有一切對於抗戰有益的工作，從此以往都逐漸被限制，被毀滅了。
我和立群兩人是於二十七日飛往重慶的，但在這之前還遭遇過一些悲歡離合。
四 舟游陽朔
「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
桂林人是很愛夸引這兩句話的。到過桂林而且游過陽朔，我自己也能承認，這兩句話並不算誇大。桂林和陽朔的山水(認真說，只能是山)的確很奇特。那些水成的石灰岩，經受了無數萬年的風蝕雨削，一座座的山峰各不相連，拔地而起。而千萬個峰頂各呈奇狀，或如亂迭雲母，或如斜倚畫屏，或如螺，或如菌，或如書帙在架，或如矛頭插天，象鼻、獅子、馬鞍、人帽，無形不備。這種山型，我在別的地方不曾看見過。安徽人艷稱荒山，但從照片上看來，黃山之奇似乎是在層崖疊嶂間多生小松，而這樣的黃山松在桂林、陽朔也並不稀罕。我得承認，桂林、陽朔的山水，在它們的奇拔秀逸上的確是甲於天下的。如果要說到雄渾磅礴，那就完全說不上了。
山是水成的石灰岩，因此便有不少的鐘乳洞，在桂林有「無山不有洞」之稱。最大的七星崖要算是最大的鐘乳洞吧。洞裡當然更有些奇形怪象的東西，石筍、石柱、石筆、石簾，叩之有聲如鍾，成於石漿如乳。但那種不見天日的洞中景物，倒不如在光天化日之中的地上景物，來得更能引人入勝了。
那時候白鵬飛(表字經天)在做廣西大學的校長。我們是日本帝大的先後同學，因此他很殷勤地招待了我們。他請我到良鄉的大學裡去講演過，據說那校舍是岑春暄所捐贈的，這和立群自然有一番淵源了。校舍的園林相當講究，有一株很大的紅豆樹，為我生平第一次所見。那樣小巧玲瓏的紅豆，所謂「相思子」，才是結在那樣高大的喬木上。
有一次經天雇了兩隻船，邀約杜老、何公敢、立群和我，同游陽朔。因此我們便得以儘量地領略了桂林和陽朔的風味。
去的一天在下着微雨，在灕水邊坐上了兩隻有篷的木船。大家都帶着被條準備在船上睡一夜。殷勤的經天夫人沈蘭冰女士更採辦好了一天多的糧食，好幾瓶茅台。她決心在船上親手烹調來款待我們。這樣的賢主人的確是難得的，情誼既濃重而風韻又清新。在那奇山異水之中，漂泊了一天一夜，即使不是蘇東坡，也盡可以寫出一篇《陽朔賦》了。
灕水很清潔，水流很緩，平穩地在兩岸的山峰中紆迴。有點微雨，更增加了情調。空氣是淒冷冷的，遠峰每半藏在煙靄之中。時有水鳥成群而游。整個的情景好像是在夢裡。
白經天愛唱黑頭，時不時要突然來幾聲《黑風帕》，於是便使得群山震恐，兩岸都發出迴響。
我在武漢時曾經買過一枝手槍，備而未用，這次是隨身帶着的。中午時分，經天夫人在烹調的時候，我開玩笑地說，打一隻水鳥來做菜吧。拔出槍來，砰的一聲——水鳥驚跑了。兩岸突兀在幻境中的寒山也幾乎驚破了。
經天夫人的烹調很拿手，碰着我們這四大家族，都是饕餮大家而兼高陽酒徒，那就相得益彰了。盤盤必須掃地，罐罐必須嗑乾，有酒便醉，無話不談，真真是放縱地過了那麼一天多並不雅的粗人豪致。
立群，她看見經天夫人的忙碌而高明，興致沖沖地去幫忙而學習，於是增加了一段有趣的插話。
晚上經天夫人在油炸落花生，立群接過了手去代她管鍋，我在艙里聞到花生的煳味了，走去看時，花生米在滾熱的油里已經都焦了。立群說：還沒有炸脆呢。油炸花生米是要冷了才脆的，她還不知道。吃的時候，花生米已經帶苦味了。我說：滿好，這可以幫助消化。
第二天上午到了陽朔。回桂林時是坐汽車，汽車的速度太快，陸上便沒有水上那樣的風趣了。看來所謂「山水」，的確是山與水相聯帶的。
郭沫若《入幽谷》原文及賞析
五 張曙父女之死
在桂林期中敵機也經常來轟炸。當時一般人對於空襲並不大感覺恐怖，有警報時每每不肯躲。再加以敵機是從廣州起飛，預行警報和緊急警報之間距離很短，躲有時也來不及。因此有的人也就索性不躲了。就這樣張曙父女便遭了悲慘的犧牲。
有一天中午，張曙回家吃中飯，和他的夫人周節女士據說是有點意見上的齟齬。一家人正開始吃飯，警報來了。夫人跑到附近的城門洞口去躲避，張曙和他一位三歲的幼女卻沒有同去。警報解除後，父女兩人被炸死在花園裡。女兒抱在父親的手裡已經血肉模糊，父親的腦袋被炸成了一個空殼。周節回家，看見這樣的光景，立地暈倒了。甦醒轉來，一時神經失常，見了任何人都喊「張曙」，而又不斷地唱着張曙所譜的《洪波曲》。
張曙是最初參加三廳工作的同志，他和冼星海兩人在抗戰歌曲的傳播上是盡了很大的努力的。他這樣慘烈地遭了犧牲，同人們都由衷地表示了哀悼。我們把他埋葬在桂林城外的冷水亭，是我替他寫的墓碑。當時以為從此在桂林城可以留下一個勝跡了，然而隔不兩年壽昌到了桂林，前往掃墓，竟發現墓被剷平了，碑也被打斷了，在一個小溝上做着橋。壽昌有文紀其事。
我和張曙，特別在長沙大火中有過一段分姜分粥的往事，他的一死更十分引動了我的感觸。我做了好些詩詞對聯來挽他。為了紀念故人，就我所能記憶的抄錄一些在下邊吧。
輓詞(調寄《望海潮》)
武昌先失，岳陽繼陷，長沙頓覺孤懸。樹影疑戎，風聲化狄，楚人一炬燒天，狼狽絕言筌。嘆屈祠成礫，賈宅生煙，活受闍維，負傷兵士劇堪憐。
中宵殿待輜，苦飢腸轆轉，難可熬煎。白粥半鍋，紅姜一片，分吞聊止饞涎。南下複流連，痛幾番狂炸，奪我高賢。且聽《洪波》一曲，抗戰唱連年。
輓詩之一
宗邦離浩劫，舉世賦同仇。
報國原初志，捐軀何所尤?
九歌傳四海，一死足千秋。
冷水亭邊路，榕城勝跡留。
輓詩之二
成仁丈夫志，弱女竟同歸。
聖戰勞歌頌，中興費鼓吹。
身隨煙共滅，曲與日爭輝。
薄海《洪波》作，倭奴其式微。
輓聯之一
一片血模糊，辨不出那是父親，那是女兒;父女共捐軀，剩有管弦傳革命。
連年戰堅苦，端只為救我國家，救我民族;國民齊努力，誓完抗建慰忠魂。
輓聯之二
慈於為人父，忠於為國民，一死獻宗邦，雙手未遺弱女。
下之窮黃泉，上之窮碧落，九歌招毅魄，千秋長護旌旗。
輓聯之三
壯烈唱《洪波》，洞庭湖畔，揚子江頭，喚起了三楚健兒，同奔前線。
點滴遺冷水，八桂城中，一星崖下，痛飛盡滿腔熱血，誓報此仇。
輓聯之四
黃自死於病，聶耳死于海，張曙死於敵機轟炸，重責寄我輩肩頭，風雲繼起!
《抗敵》歌在前，《大路》歌在後，《洪波》歌在聖戰時期，壯聲破敵奴肝膽，豪傑其興!
六弓與弦
十二月的月杪，雖然戰事暫時停止了，應該說是最多事之秋。這是國民黨反動派在抗戰態度上的一個轉折點，從此由貌似積極轉向徹底消極，由勉強對外轉為專門對內了。
汪精衛既以十八日逃出重慶，飛向昆明，二十一日又逃出昆明，飛向河內。從此脫離了抗戰陣營，走上了他的「曲線救國」之路。接着是日寇近衛內閣繼十二月三日的聲明之後，又於二十二日來一個第二次聲明，明白地提出了「共同反共」的建議。二十九日汪精衛急忙來一個艷電響應，極盡了串演反派的能事。
這些都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但在「副總裁」汪精衛的艷電響應之前，卻還有人更搶先的，便是「正總裁」的蔣介石在二十六日所發表的長亘五千字的響應了。響應的方式自然不同，一個是串演反派，另一個是偽裝正派。偽裝正派者對於近衛的第二聲明是逐句逐字地加以駁斥的。措辭很嚴峻，不厭煩復。對方說一字，一定要還十字，對方說一句，一定要還十句，於是原聲明僅僅五百字的東西，竟回答以十倍以上的長文。兩國交兵。長文罵陣，這豈不是一件滑稽的大事嗎?
敵人的指示是國民黨「停止抗日容共」或「共同防共」。假使真是有抗日的決心，那就該一反其道而行。怎樣一反其道而行呢?很簡單，把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恢復轉來，和蘇聯更加親密，和共產黨更加合作，把抗戰的基礎建立在動員工農民眾上。那就是最好的答覆。說得更具體一點吧，趕快放棄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立即組織戰時內閣，把中共的領袖都請出來，共同參與國政;把作為裝飾品的參政會索性進升為真正的民意機關，使它有立法並監督行政的大權;同時懲辦那些貪污腐化、自私自利的無能賣國分子。那就是最好的答覆。只要你真正在抗日，哪有閒工夫在紙上發泄，和敵人隔海罵陣呢?
所行所為一切都照着敵人的指示在做，抗戰的大本營不再設立了，連專做紅白喜事的三廳——一個比較積極抗日的文化人集團，都盡力地加以分割並縮小了。敵人是很聰明的，你只在文字上顯得嘴硬，而言行不符，它還不會會心微笑嗎?一個五百字的聲明，你用五千字來駁斥，那正證明了你對於聲明畢恭畢敬地讀得十分專心，你是已經受了動搖，你是使敵人收到了攻心的效果，從此你們就可以以心傳心了。
岳州拿下後敵人不再進，長沙大火後敵人也不再進，這是敵人的示惠，放長了韁繩，來堅定你對於「聲明」的了解。兩位演員的了解力都很不錯，一反一正，一內一外，收到了應合之妙。
因此，汪精衛的出走，在國民黨反動派裡面，早就有人明白地說過，那是「最高」一人的苦肉計。當時太天真了的人們還有點半信半疑，如今看起來，此一計也，不僅是「苦肉」，而且是苦心了。我們是後知後覺者，看到了陶希聖活着受寵，看到了周佛海死而哀榮，看到了張松獻地圖，日本人又成為良友，一場鬧劇看了十年，才看漏了台。
然而老百姓畢竟是聰明的，前好幾年，在川南鄉下早就流行着這樣的一首民謠：
弓與弦
你是弓，我是弦，
你走曲線我走直線，
反正大團圓。
一手弓，一手箭，
盤馬彎弓杜美原，
箭箭射燕然。
從前我對這民謠不大了解，現在可完全了解了。弓是誰?弦是誰?用不着再說。「杜美原」不是「土肥原」的變音嗎?「燕然」不是以音近而影射「延安」嗎?
擺在眼前的形勢誰都是知道的!弓已折了，弦也快要斷了。土肥原被宣布了死刑，延安已成為解放中國的聖地。[1]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本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除郭沫若外，還有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學。1915年，進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19年，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同年，創作詩歌《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鳳凰涅槃》等。1921年8月，詩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歷史劇《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完成論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歸國參加抗戰，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1938年4月，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1941年12月，寫成五幕歷史劇《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1943年，完成歷史劇《南冠草》。1944年寫《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53年，當選第二屆中國文聯主席。1958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1959年，完成歷史劇《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歷史劇《武則天》；同年，當選第三屆中國文聯主席。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1973年，論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當選第四屆文聯主席；6月1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