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屑談之四: 名人輩出(李漢君)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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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化屑談之四: 名人輩出是中國當代作家李漢君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古代文化屑談之四: 名人輩出
曾記得，當時間的腳步進入到眼下這個千年——二〇〇〇年那一刻，耳畔響起了千禧鐘聲。聽着聽着，忽然便想到了一個問題：到下一個千年——三〇〇〇年，當千禧鐘聲再次響起的時候，那個時代的人，對於今天的我們，還能記住些什麼呢？還會記得多少人呢？
這個問題，實在難以預測。但有一點，是完全可以知道的，就是：再過一千年，我國現有的這十二億多生眾，必定沒幾個人會被記住了，真正能夠活在未來普通老百姓記憶中的，到底能夠超百，還是能夠上千，實在很難說了。到了那個時候，現在的「我們」，絕大多數的人，恐怕只能充當「那時人口十二億」這句表述語中的一個數目字了。
此刻之所以會作出這樣一個推測，正是基於對上一個千年——即一〇〇〇年的經驗：對於活在那個千年之中的人，作為現在的我們，至今仍然能夠記得住名字、說得出生平的，又有多少呢？不是已經寥若晨星了嗎？
當然，公元一〇〇〇年的時候，人口數量也相對較少，遠不是今天這個規模。但據宋徽宗大觀四年（1110年）的數字，當時的人口已經達到了一億一千九百四十六萬，幾乎與今天日本國的總人口（1.2億）相當了。但就是這上億的人口，經過了一千年時光的淘潠，我們今天就是記性再好，又能記得住多少人呢？而能夠記住的那些人，與一億人口這個龐大的數目字相比，怎麼說，也是不成比例的。
那麼，這是不是因為我們太健忘了呢？顯然不是。這種「失憶」，與記憶力的好壞，並沒有直接關係。
一千年過去，隨着時間的推移，宋徽宗時候的那一億多人，如今只化作了人口統計學上冷冰冰的數字。昔日那些鮮活而又具體的生命，包括姓甚名誰、音容笑貌、喜怒哀樂、生平事跡等等等等，亦如歲月吹沙，了無痕跡了。
一個人，若想歷經千年而不被人們忘記，無論他是「流芳千古」，還是「遺臭萬年」，都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說，很多「往事」的確「如煙」，很快便都隨着時光一起流逝了。
想起一句很著名的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槍桿子的威力的確很大。但威力再大的槍炮，一個朝代一個朝代的過來，卻做不到讓人必須記住什麼或者必須忘掉什麼。赫赫帝王，炎炎權相，怎禁得後世幾番風雨，幾度春秋，多少當年勢焰熏天、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如今不早已被時光所銷蝕，只落得個「折戟沉沙轉頭空」了嗎？時光無知覺，並不在意誰曾經占有過巨萬財富，更無感於他生殺予奪的無上威權。一切的「有」，終將化歸於「無」。在中國漫長的古代歷史上，雖曾一再上演官逼民「記」、官逼民「忘」一類的事，但到了後來，真正能夠做得到的，卻實在鮮有成例。當年越是被官家所大力抬舉、旌表的人和事，經過了一兩個、兩三個朝代，很快便在民間失憶了，就算當時樹了碑，立了傳，終究也是枉然；而那些坊間的流傳呢，官家越是要禁絕，卻偏又不脛而走，就算採取了「焚書坑儒」那樣極端的手段，到底也還是無法一世二世的禁下去。
而今，當我們站在第二個千禧年的起點，回眸上一個千禧年時，卻有了一個新的發現：依據《宋史》的記載，從公元一○○○年算起，在初始的那一二百年間，竟然集中湧現出一批名人。這些人的名字，直到今天，我們不僅能夠記得住，而且依然那樣鮮活，那樣生動。
這批頂尖的人物，在那段時間裡，竟如雨後春筍一般「扎堆兒」出現，在整個中國漫長的歷史上也屬罕見。這些人，都是某一個方面的「代表人物」，讓我們一記，就記了上千年。
現在，就讓我們開列一個名單，來看看那個時代的精英，在今天的名望吧：
政治領域有王安石（1021—1086），北宋著名的改革家，同時也是文學大家，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他的詩句：「爆竹一聲辭舊歲」，「總把新桃換舊符」。與王安石政治觀點相左的，則有司馬光（1019—1086），就是那部流傳千古的《資治通鑑》的作者。還有蘇東坡（1037—1101），他因為反對王安石的「青苗法」，一生屢遭貶謫。但他在詩、詞、文和書法等幾個方面所達到的高度，至今無人能夠超越，他的詩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以及「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早已成為了我們的日常用語。另外一個為人熟知的人物范仲淹（989—1052），是「慶曆新政」的推行者，人人皆知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那句話。而副宰相歐陽修（1007—1072）當年不僅積極參與和推動新政，其散文和詩詞，無論是當世，還是後世，都是無可置疑的典範。他的「環滁皆山也」，我們在中學時代就開始背誦了。他還與宋祁一起編寫了《新唐書》。更重要的，他是宋代古文運動的發起人，開啟了一個時代的新文風，成為唐宋八大家之一。這時的文官包拯（999—1062）、寇準（961－1023），武將岳飛（1103—1142），也無不深入人心，至今仍然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如今提起他們，不由讓人想到：如果這些人在從政的時候，也像當年的王硅似的，一天到晚無所作為，只當「三旨相公」，恐怕也早就被民眾遺忘了，正是因為他們或是忠肝義膽，或是「術業有專攻」，才能一「活」活了上千歲。
在文學藝術領域，有堪稱一代詞宗、人稱「有水井處有柳永」的柳三變（980—1053），有獨創了「易安體」且頭頂着「詞國女皇」桂冠的李清照（1084—1155），有代表南宋詞人最高成就的辛棄疾（1140—1207），有大詩人陸游（1125—1210）。另外，還有寫下了「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的秦觀（1049—1100）。僅在詩詞領域，便還可以舉出黃庭堅、二晏、周邦彥、梅堯臣、姜夔等，都是那一時期的著名人物。而「胸有成竹」這一典故中所說的畫家文與可(1018-1079)，以及書界的狂草鼻祖米芾（1051—1107），他們所創造的藝術成就，至今也還無人能夠企及。
在科技領域，要首推畢升（？—1051）。他發明了活字印刷，成為世界印刷技術走向現代化的發端，也使宋代的出版業空前繁榮。沈括（1031—1095）的《夢溪筆談》，其所記述的許多科學成就，均達到了他那個時代的世界級水準，因而被李約瑟稱之為「中國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在思想領域，朱熹（1130—1200）、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9），亦即人們常說的朱子與「二程」，創立了劃時代的經學新流派，即「程朱理學」，它直接影響了此後一千年的中國思想史和儒學的發展方向。另外，寫下了「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的周敦頤（1017—1073）和宋明兩代「心學」的開山鼻祖陸九淵（1139—1193），也都是名留千古的大家。特別是陸九淵，當時與朱熹齊名，匯聚門生數千人，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和朱熹曾經在鵝湖展開過一場有名的學術辯爭（「鵝湖之會」），也因此，被後人尊為「陸子」。
……
翻開史冊我們看到，在這二百年間，對於一個王朝來說，是新舊勢力反覆鬥爭的時代，而對於中國的人文歷程來說，卻是一個意義非凡的重要時期。我們甚至可以說，整個人類文明的星空，都因為有了二百年間的這些人物，從而顯得格外熠熠生輝。
在那個年代，真的是一個可以把事情做到極致的時代。那時節，「當時只道是尋常」的某一個人，到了後來，都極有可能成為影響歷史走勢、對人類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巨人」。這，不僅「正面人物」是如此，即便是那個時代里的惡人，也會成為中國歷史佞臣冊中的「極品」。且讓我們舉出幾例：蔡京（1047—1126）、童貫（1054—1126）、秦檜（1090—1155），真是一個賽過一個，個個不枉「千古奸相」的名號，真正都做到了「遺臭萬年」。奸臣佞種固然代不乏人，但在秦檜之後，可堪與之等量齊觀的奸相，實在也找不出別人來。由此可見，雖然說「遺臭萬年」不容易，但一般之「臭」，恐怕都會在上千年這漫長的歲月里消弭殆盡了，哪裡又能夠做到像他們幾位這樣，經過了千年的時光，依然還能繼續「臭」下去呢？
點數了前面這麼多人物，我們不禁要問一個問題：是什麼原因，讓這些人物集中出現在那個時間段里呢？這究竟是一種歷史的偶然，還是造物主別有深意？
探究個中原委，恐怕還真不容易。
我們注意到，無論中外的歷史上，總是在某一個時間段，便會有一批傑出的人物集中湧現出來。例如，蘇格拉底（前469—前399）、柏拉圖（前427—前347）和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這「希臘三賢」，就出現在公元前429年到322年之間，前後不到150年。幾乎與此同時，在中國，也出現了孔子（前551—前479）、老子（約前571—前471）這樣的先哲；隨後又有孟子（前385---前304）和莊子（前369---前286）出現，活躍在公元前四世紀。從老子到莊子，共計185年。「希臘三賢」與孔孟老莊，都是中外哲學史、科學史上具有開創性的人物。中國有句話：「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外國人也說，如果沒有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人類還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的確，直到今天，我們所持守的一些原初的思想和終極價值判斷，仍然不能超越當年他們所劃定的範圍。
傑出人物集中湧現，無疑緣於社會和文化發展的內在需求，自有其一定的規律。單就我國而言，秦漢、三國、隋唐等不同的歷史階段，尤其是在歷史的轉折關口，都會出現傑出的人物，讓今天的人們仍然記憶猶新。
這一現象很值得研究，但小文力所不逮，在此，也只能從人才湧現與文化積澱之間的關係入手，做一個提要式的簡述。
重溫上一個千禧之初那二百年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那些傑出人物之所以會集中湧現，首先與北宋立國之初在政治上採取了相對開明的政策有關。宋太祖肇基之始（960年），不僅很快建立了一套比較完善的文官體系，而且在祖廟立下了不殺言官的「碑誓」。因此，有宋一朝，文臣的地位是後來明清兩代根本無法企及的。曾有這樣一件事，很能說明問題：宋太宗的時候，寇準「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准輒引帝衣令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見《續資治通鑑》宋太宗端拱二年）皇帝發怒要走，大臣卻拽住衣服不讓，非得聽他說完，這種親近的君臣關係、寬鬆的議事氣氛，與明朝朱元璋時，大臣每天上朝，都要與家人悽然訣別，不知晚上是否還能回得來，豈不有天壤之別嗎？正是這種政治上的寬鬆，「北宋文氣大盛，文壇巨人、學術泰斗紛紛進入權力的核心層，創下歷史之最。」（劉小川《品中國文人》第二冊第５頁）不殺文官，使北宋的思想領域也非常寬鬆，較大程度地地保證了士人精神上的獨立和思想上的自由。儘管這種獨立和自由都是相對的，但已經大大地解放了他們的思想束縛。另外一個方面，文臣體系的存在，也保證了在文化上，能夠較好地繼承前朝的成果，使中華文脈得以延續。其次，宋朝的經濟也非常發達，從一○○○至一二○○這二百年間，宋朝經濟總量在當時的世界上可謂首屈一指，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與之等量齊觀。儘管局部自然災害年年都有，但當時糧食主產區的北移和水稻的大面積引進與種植，基本實現了「蘇湖熟，天下足」。第三，宋朝尤其是北宋，其社會生活總體來說是比較穩定的。雖然宋朝在九六○年建立後，曾先後在南北兩線對外用兵，但邊關戰事，對內陸的影響並不是很大。即便是在後來，朝廷經歷了徽欽二宗被虜、戰敗偏安江南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但時間都相對短暫，南遷之後，朝廷和社會仍然可以維持相對「正常」的運轉……如此等等，都成為人才成長重要的文化、社會和經濟基礎。
但儘管如此，對於人才的成長來說，僅有這些還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一個更加重要的條件，那就是文化的積澱。沒有一個承前啟後的文化基礎，即使政策再開明、經濟再繁榮、社會再安定，人才也不可能像雨後春筍一般湧現出來。
對此，李清照曾有所體認。她說道：
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甚奇，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者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
上面這段話，見於李清照的《詞論》。她這裡所說的，雖然是就詞人而言，但大而化之，文人、士人亦如此，其他方面人才的孕育和成長，道理也大同小異。在李清照這段話中，對於人才成長的環境來說，最為重要的，是「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一句。這句話，十分準確地道出了人才培養中的一個關鍵點，即文化必須世代「涵養」，脈系不可一刀斬斷。
我們知道，沒有文化的社會是一個野蠻的社會，而不能使文化逐漸積累和進步的社會，同樣不能說是一個文明和發達的社會。一個社會能不能鞏固文化基礎，形成文化進步的機制，為文化的繁榮創造必要條件，猶如區分一個人的文野和雅俗，是衡量一個社會優劣的重要指標。而那種急功近利，讓文化去作經濟的侍妾，搞什麼「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到頭來，只會適得其反。而一個充滿了銅臭的社會，更會導致欺詐遍地，惡俗泛濫，斯文掃地。
要使文化產生積澱，必須遵從文化自身的規律。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承認，積澱具有時間性。沒有時間，便不會沉積，更沒有積澱。任何積澱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當然更不能拔苗助長。只有前後承繼，薪火相傳，累世代之功，合上下之力，方能見到成效。其次，積澱需要沉靜，不能常常擾動。那種今天要「大破大立」，明日要「掃除蕩滌」， 後天又要「七斗八斗」，凡事都謂之「新動向」，言行動輒「上綱上線」，一忽風，一忽雨，怎麼可能形成文化的積澱呢？除此而外，還要堅持古今文脈的前後貫通，既不能食古不化，也不能厚今薄古，那種一朝一翻新，得勝便燒阿房宮的「黔首心態」，是萬萬要不得的。
人們常說「百年樹人」。人才的培養是慢功夫，絕非急功近利能辦得到。培養人才，最需潤物無聲，教化無形，耐得住寂寞，花得起工夫。那種「一年見成效，二年出成果，三年遍地開花」的做法，不僅培養不出人才，反而對人才的培養有百害而無一益。那樣做，就算能開出幾朵小花，到頭來，也都是「謊花」。
無論哪個方面的人才，無一不是在文化的土壤上培植出來的。這就要求水分、肥力、溫度、濕度、光照等等條件都必須適宜。也就是李清照所說的「禮樂文武大備」。青石板上長不出花草。要培養人才，就要創造適宜的社會環境，要大力弘揚文化，而且代代承襲，讓千年文脈不斷、不絕。只有這樣，積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之功，我們才會迎來一個人才輩出的新時代。
孟子不是說「五百年代有才人出」嗎，那就讓我們翹首以盼吧！[1]
作者簡介
李漢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