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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圖片來自大眾網

同李十一醉憶元九是一首七言絕句,它是一篇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見長。從詩中可見詩人同元稹的交情之深、情誼甚篤。全詩不事雕琢,以極其樸素、極其淺顯的語言,表達了極其深厚、極其真摯的情意。

原文

白居易〔唐代〕

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

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譯文

花開時我們一同醉酒以消除濃濃春愁,醉酒後攀折了花枝當做行令籌子。

突然間,想到老友遠去他鄉不可見,計算一下路程,你今天該到梁州了。

簡析

  《同李十一醉憶元九》是一首七言絕句,它是一篇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見長。從詩中可見詩人同元稹的交情之深、情誼甚篤。全詩不事雕琢,以極其樸素、極其淺顯的語言,表達了極其深厚、極其真摯的情意。詩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寫出的實意常情,給人以尤其真實、親切之感。

賞析

  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見長。從詩中可見作者同元稹的交情之深。全詩不事雕琢,以極其樸素、極其淺顯的語言,表達了極其深厚、極其真摯的情意。

  詩的首句,據當時參加游宴的白行簡在他寫的《三夢記》中記作「春來無計破春愁」,照說應當是可靠的;但《白氏長慶集》中卻作「花時同醉破春愁」。一首詩在傳鈔或刻印過程中會出現異文,而作者對自己的作品也會反覆推敲,多次易稿。就此詩來說,白行簡所記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長慶集》所錄則是最後的定稿。詩人之所以要作這樣的修改,是因為在章法上,詩的首句是「起」,次句是「承」,第三句當是「轉」。

  從首句與次句的關係看,把「春來無計」改為「花時同醉」,就與「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緊密,而在上下兩句中,「花」字與「醉」字重複顛倒運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就首句與第三句的關係看,「春愁」原是「憶故人」的伏筆,但如果一開頭就說「無計破春愁」,到第三句將無法顯示轉折。這樣一改動,先說春愁已因花時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憶」兩字陡然一轉,才見波瀾起伏之美,從而跌宕出全篇的風神。

  這首詩的特點是,即席拈來,不事雕琢,以極其樸素、極其淺顯的語言,表達了極其深厚、極其真摯的情意。而情意的表達,主要在篇末「計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計程」由上句「忽憶」來,是「憶」的深化。故人相別,居者憶念行者時,隨着憶念的深入,常會計算對方此時已否到達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這裡,詩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寫出這一生活中的實意常情,給人以特別真實、特別親切之感。

  白居易對元稹行程的計算是很準確的。當他寫這首《醉憶元九》詩時,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寫了一首《梁州夢》:「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元稹對這首詩的說明是:「是夜宿漢川驛,夢與杓直、樂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諸院,倏然而寤,則遞乘及階,郵吏已傳呼報曉矣。」巧的是,白居易詩中寫的真事竟與元稹寫的夢境兩相吻合。這件事,表面上有一層神秘色彩,其實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現的巧合,而這一巧合正是以元稹、白居易平日的友情為基礎的。

  唐代長安城東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當時的游賞勝地。而且,進士登科後,皇帝就在曲江賜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進士題名之處。他們兩人應當常到這兩處共同游宴。對元稹說來,當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懷念故人、追思昔游時,這兩處長安名勝,不僅在日間會時時浮上他的心頭,當然也會在夜間進入他的夢境。由於這樣一個夢原本來自對故人、對長安、對舊遊的朝夕憶念,他也只是如實寫來,未事渲染,而無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與白居易的詩比美的。

  讀者更可見兩人的交誼之篤,也更可見白居易的這首詩雖像是偶然動念,隨筆成篇,卻有其深厚真摯的感情基礎。如果把兩人的詩合起來看:一寫於長安,一寫於梁州;一寫居者之憶,一寫行人之思;一寫真事,一寫夢境;詩中情事卻如《本事詩》所說,「合若符契」。而且,兩詩寫於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韻。這是兩情的異地交流和相互感應。讀者不僅可以領略詩篇的藝術魅力,而且可以從它的感情內容得到真和美的享受。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於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1]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