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如何兼收東西方傳統形成獨特的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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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帝國：如何兼收東西方傳統形成獨特的體制？在歷史上的偉大帝國之中，有土耳其人的一席之地。在中東，曾經興起過四個大帝國，土耳其人的帝國在時間順序上排在最後，但在偉大程度上卻超過了波斯人、羅馬人和阿拉伯人先後創立的帝國。在這片大海與大洲相連的廣闊的戰略要地上，土耳其人實現了長久的統一。作為來自東方的新生力量，土耳其在兩個方面為歷史做出了貢獻。首先，土耳其早期的頭領和蘇丹復興了伊斯蘭教，並在亞洲重新統一了伊斯蘭世界；其次，奧斯曼皇朝又為屬於東方基督教世界的歐洲土地帶來了新生。土耳其人延續了歷史，聯結了東方和西方，在亞洲和歐洲分別填補了阿拉伯帝國和拜占庭帝國崩潰後留下的真空，並從中孕育出了嶄新的、充滿創造力的奧斯曼文明。[1]
目錄
多種族的王朝帝國
奧斯曼帝國擁有截然不同的三個層面。首先，它是一個土耳其人的國度。它被一個土耳其家族王朝統治，使用土耳其語，並且深深根植於土耳其斯坦的部落社會文化。這些土耳其人擁有共同的種族認同、象徵符號和風俗習慣。作為一個遊牧民族，土耳其人展現出了一些內在的寶貴特質：對權威的天然認同、強烈的秩序性和紀律性、以及組織政府機構的能力和高度的適應能力。
但在根本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伊斯蘭國家。奧斯曼帝國的基礎並非某一種民族特徵，而是穆斯林之間的同胞之情以及他們對共同的宗教體系的崇敬之情。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必須遵從神聖法，尊重伊斯蘭教的至高原則，還要依賴官方宗教體系——烏理瑪——進行統治。土耳其人以他們特有的對秩序和明晰的追求，規定了烏理瑪的任務與職責。
但是，在土耳其認同和穆斯林體系之上，奧斯曼帝國最重要的特徵在於它是一個世界性大帝國。它的版圖如此遼闊，涵蓋了各不相同的城市、平原、河谷、山地和沙漠，上面生活着不同民族、社會形態、特別是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各色人群。一直以來，天主教與東正教、拉丁人與希臘人、教皇與皇帝之間的宗教分歧嚴重割裂了拜占庭帝國。而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後，有着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奧斯曼征服者卻為東正教世界恢復了秩序與和平。奧斯曼征服者不僅成了東正教世界的主人，還成了東正教公開而積極的保護者。因此，東正教的信徒們寧願接受穆斯林帕迪沙阿的統治，也不想「受拉丁人教皇的奴役」。在中央政府一定程度的委任之下，帝國內的少數群體以民族、社會或宗教特徵形成了獨立的社群，獲准在國家的框架之內管理自身事務，從而可以保存他們各自的特徵，和諧共存。
由於奧斯曼入侵者採取的開明政策，長期以來為人們苦苦追尋的東正教社會得以重建。希臘普世牧首在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下獲得了超過其他東正教教會的地位，比拜占庭帝國統治下的任何時期都更像是一個普世的宗教權威。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實現了「奧斯曼治下的和平」，從它的特徵上可以看到奧斯曼帝國與羅馬帝國的相似之處。在「羅馬治下的和平」中，羅馬人在帝國版圖之內表現出了對外邦人的高度容忍。他們時常賦予外邦人羅馬公民權，鼓勵他們發揮自己的能力，同時造福於他們自己和整個帝國。奧斯曼帝國在這一點上與羅馬帝國十分相似。
這樣的傳統在伊斯蘭世界也發揮過重要的作用，現在則被奧斯曼家族繼承、發揚。奧斯曼的國家並非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多種族的王朝帝國。不論他們是土耳其人還是來自其他民族，是穆斯林、基督徒或是猶太人，他們最重要的身份都是奧斯曼人，是一個超出了民族、宗教和種族觀念的單一政治體的成員。在那個時代，只有奧斯曼帝國承認全部三個一神教信仰（指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奧斯曼的獨特體制
為了更有效地利用被征服的基督徒，奧斯曼人發展出了一種獨特的、構建在蘇丹的奴隸之家之上的行政體系。在奧斯曼人的早期歷史上，他們曾經在其他地區做過奴隸，並且在奴隸身份之下繁榮壯大。現在，他們採用了類似的奴隸制度，創造了由基督徒奴隸組成的統治機構。這些奴隸或是在戰爭中俘獲而來，或是受徵募而來，或是在市場上買來，或是被作為禮物送給蘇丹的，也可能是自願投效的。他們皈依了伊斯蘭教，接受禁慾生活，離開了家人，放棄了所有財產。作為回報，他們將在為侍從準備的宮廷學校里接受綜合的教育和嚴格的訓練，隨後接受挑選，獲得最適合發揮個人才華的公務職位，還有機會獲得晉升，一路升遷成為高官。就這樣，征服者通過被征服者實現了對國家的統治。這樣的奴隸制度在西方人眼中或許十分怪異，但它卻是一種開明而實用的機制，充分發揮了蘇丹手下年輕的基督徒臣民的能力，不僅造福於帝國，也有利於這些奴隸本人。很快，他們就不再厭惡自己的奴隸身份，反而十分珍惜這種身份，因為這種身份可以給他們帶來種種特權，而那些生為穆斯林的人是無法獲得這些特權的。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家人，變成了蘇丹之「家」的成員，逐漸演變成了一個不搞世襲、唯才是用的統治階層。
在帝國歷史的最初幾個世紀，這個精英階層保證了奧斯曼帝國的權勢，維護了國家的穩定，使國家免受穆斯林世襲貴族破壞性的內鬥和裙帶關係泛濫的荼毒。除此之外，蘇丹也不再進行任何聯姻，而是通過奴隸之家裡的女性繁衍後代，並在後宮裡將他們養育成人。不管是好是壞，這種做法為奧斯曼皇朝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民族血統。
最初，奧斯曼帝國的奴隸只存在於軍隊之中。年輕的基督徒俘虜經過精挑細選，被徵召入伍，編入近衛軍。這些的年輕人身體素質優異，在接受嚴格的訓練後為蘇丹本人效命。一開始，他們只是蘇丹的衛隊。隨着人數的增長，這些步兵逐漸成了奧斯曼軍隊的中堅力量。與他們相搭配的，是從封地上徵召的穆斯林騎兵——西帕希騎兵。這些騎兵通常作為奧斯曼軍隊的前鋒，率先向敵人發動攻擊。此外，奧斯曼軍隊中還包括使用火炮的炮兵（東方世界在此之前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兵種）和非正規軍。由這些單位共同組成的奧斯曼軍隊成了一支規模龐大的現代化軍隊，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組織有序、紀律嚴明。無論是在指揮的統一性、武器裝備的精良程度還是頑強的戰鬥精神方面，奧斯曼軍隊都超過了同時代任何一支歐洲軍隊。
奧斯曼官員從被征服的土地上挑選體格強健的男孩，選入近衛軍。
在頗具軍事才能的蘇丹的親自指揮和鼓舞下，奧斯曼軍隊在兩個半世紀的時間裡不停地進行着征服戰爭。他們兩線作戰，構建了一個橫跨三洲的帝國。向東，奧斯曼帝國的版圖進入亞洲，直抵波斯灣；向南，他們穿過埃及進入非洲，到達紅海以遠；向西，他們越過巴爾幹、跨越多瑙河，占據了東歐大部分地區，一直到中歐的邊緣地帶才被擋住。在海上，奧斯曼人控制了整個地中海和狹長的北非海岸線，奧斯曼人掌控的海路從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印度洋。
有史以來第一次，一個統一而擁有獨特體制的東方國家深入了西方世界，對歐洲的重要一部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此前都沒能做到的事情，奧斯曼人做到了。憑藉出色的軍事能力和與生俱來的紀律性和組織性，奧斯曼帝國崛起成了那個時代威震天下的大帝國。與此同時，奧斯曼人又有着令人肅然起敬的外交手腕。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他們十分善於利用西方世界的分裂局面，使自己成了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世界舉足輕重的制衡力量。在有着「大帝」和「立法者」美譽的蘇萊曼蘇丹——奧斯曼帝國連續十位偉大蘇丹中最後、也是最偉大的一位——的統治之下，奧斯曼帝國達到了它的頂峰。
帝國的衰落
然而，奧斯曼帝國的頂峰立刻就變成了分水嶺。在蘇萊曼身後，是接連二十五位無法與前輩媲美的蘇丹。他們的統治能力時好時壞，奧斯曼帝國也就在命運的沉浮中又存續了三個半世紀之久。儘管時而可以得到喘息之機，甚至還會出現短暫復甦的曙光，但奧斯曼帝國整體上一直處於持續而不可逆轉的衰落之中。以往，奧斯曼帝國依靠的是有意願和能力統治國家、執掌着絕對君權的蘇丹。而現在，奧斯曼帝國的蘇丹不再擁有治理國家的意願和能力，反而很容易被後宮吸引自己的注意力，後宮裡的女性（蘇丹娜們）也時常變成蘇丹背後的統治者。
以往，儲君會被任命為行省總督，以積累一些處理公務的經驗。現在這種做法被廢止了。蘇丹也幾乎不再親自統兵出現在戰場上。實際上，蘇丹都很少走到薩拉基里奧宮的院牆之外，而一代又一代的儲君則被監禁在「牢籠」里，與世隔絕。結果，這些儲君往往都不具備統治國家的能力。與此同時，歷史的鐘擺走向了另一邊，軍事力量的對比出現了巨變。
奧斯曼軍隊一直兩線作戰，他們依然可以擊敗敵人，但卻不再能夠徹底降服對手。最終，他們達到了擴張的極限，再也沒有什麼新的土地可以征服了。在享受了三個世紀的優勢之後，東方的軍事力量逐漸在與西方的對抗中落了下風。西方的工業和經濟實力迅速提升，在軍事領域也實現了技術進步。而一貫有着保守痼疾的東方世界，此時又不再擁有英明的領袖，因而無法與西方相匹敵，只能從攻勢轉為守勢。
不僅如此，一直以來在海陸兩軍上斥資甚重的奧斯曼帝國早已國庫空空，在蘇萊曼駕崩後不久更是遭受了一場席捲地中海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經濟危機的沉重打擊。從西屬美洲開採出來的金銀漂洋過海，越過大西洋流入奧斯曼帝國，導致奧斯曼帝國銀幣貶值、通脹高企。物價翻了一倍，政府被迫降低了貨幣的成色，同時又提高了稅率。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奧斯曼帝國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而現在，由於沒有了新的征服目標，奧斯曼帝國的土地已經無法安置這麼多的人口，同時還出現了大規模的失業現象。這種情況不僅造就了一貧如洗的失地農民，也讓非正規軍士兵大為不滿。這些人在和平時期沒有了收入來源，於是往往落草為寇。同樣受到影響的，還有擁有封地的西帕希騎兵。由於軍事技術的發展和新時代戰爭對全副武裝的步兵需求的增加，西帕希騎兵已經變成了過時的兵種。大量的西帕希騎兵也失去了土地，於是很容易就跟那些失去土地的心懷不滿者沆瀣一氣，在安納托利亞地方酋長們的帶領下，參與了一系列的叛亂活動。
由於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的叛亂讓大量的農民流離失所，大片的土地化為荒蕪。與此同時，還有許多土地被新興的世襲地主階層巧取豪奪。這些人往往不事農業，就住在城市裡。奧斯曼帝國傳統的土地分配製度也發生了巨變，蘇萊曼的先輩們為帝國創立發展的社會和行政體系出現了不祥的失衡。中央政府的權力落入了有地階層和地方勢力（比如代雷貝伊和山區裡的部落酋長）的手中。事實證明，一代又一代的蘇丹根本無力遏制這種趨勢。
而在中央層面，統治體系自身出現了消解，這帶來了更深遠的影響。在此之前，蘇丹的奴隸之家絕不接納任何穆斯林，從而避免了世襲特權的侵蝕。但是，隨着帝國變得越來越龐大、人口越來越眾多，這個封閉的體系不可避免地引發了穆斯林上層人士的不滿。在他們看來，自己是帝國的頭等公民，是國家的忠實追隨者和信仰的忠誠戰士，理應享有特權，在政府中占據一席之地。而要在政府中扮演角色，穆斯林就必須被奴隸之家接納。
一代代缺乏決斷力的蘇丹頂不住他們的壓力，逐漸向所有身為自由人的穆斯林開放了公職。同時，他們還可以把職務遺贈給自己的兒子。在幾個世紀的征服歲月中，奴隸之家曾經為帝國的管理體系輸送了一代代勤勤懇懇的公職人員。而現在，奴隸之家逐漸受到侵蝕，最終不復存在。奧斯曼帝國行政體系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卻帶着其固有的慣性不合時宜地延續了下去。倘若能出現一位強大有力、具有遠見卓識的蘇丹，他或許可以深思熟慮、詳加甄別，更加靈活地改造這套體系，保留它的精華。但蘇萊曼的繼承人們卻不堪此任。結果，奧斯曼帝國的行政體系越發臃腫，變成了一個膨脹而笨重、充斥着陰謀和腐敗的官僚系統。這個作用消極、自私自利的官僚體系像以往那個更加積極、無私的行政體系一樣僵硬頑固。
更重要的是，近衛軍也變得日益臃腫、成色下降。與行政體系相類似，近衛軍也開始接納穆斯林加入，同時他們還獲准結婚，他們的兒子也可以加入近衛軍。在16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間，近衛軍的人數從一萬二千人增加到了超過十萬人。其中的許多人靠經商維生，像平民中的工匠和手藝人一樣藉此補貼家用。
原本成分純粹的近衛軍變得魚龍混雜。在戰爭期間，這就會體現為團結和自律精神的下降。而在越來越常見的和平時期，近衛軍就會變成國內惹是生非、動輒叛亂的力量，中央政府往往無力遏制他們。與此同時，他們還變成了對基督徒農民的長期威脅。近衛軍本應保護這些農民，現在卻經常肆無忌憚地打家劫舍。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裡，近衛軍越發變得狂躁不安，經常發動叛亂，威脅國家的內部安全。而在戰場上，他們的凝聚力和紀律性則嚴重下滑。
向歐洲靠攏
在17世紀的後半葉，歐洲陷於內戰之中，奧斯曼帝國則在科普魯律家族的統治下享受了一段復甦時期。科普魯律家族起源於阿爾巴尼亞，其家族成員在接連三位蘇丹主政時期作為大維齊爾執掌國家大權，形成了一個大維齊爾的「王朝」。在這一時期，他們剷除腐敗和不公，清償了國庫的虧空，鎮壓了安納托利亞和其他地區發生的叛亂，還試圖讓軍隊煥發新生。像科普魯律家族這樣的連續統治，後來沒有再出現過。不過，通常在相對比較負責任的蘇丹的統治時期，時不時地會湧現出一位類似的大維齊爾。在高層官僚的支持下，他會在一段時期內造福國家，重新證明行政體系的能力。與之相類似，在宗教體系里，某些比較睿智的大穆夫提也會重振伊斯蘭教的權威。在行政和宗教這兩大傳統統治支柱（儘管它們的面貌可能發生了改變）的支撐下，衰落中的奧斯曼帝國依舊頑強地生存了下來。甚至，愈演愈烈的腐敗現象也造就了更廣泛的既得利益集團，讓他們甘願維持帝國的存活。
正當17世紀走向尾聲之際，在歐洲人的注視之下，奧斯曼人在戰場上的赫赫威名遭遇了無法忽視的沉重打擊。奧斯曼軍隊在第二次維也納圍城戰和隨後的一系列戰役中遭到了恥辱性的失敗。奧斯曼軍隊的統帥是一位自負而無能的大維齊爾，一心妄想要創造出超越蘇萊曼的功業，但其實他只是一位不負責任的蘇丹的女婿而已。他在戰場上犯了一連串的錯誤，導致了圍城戰役的失利，令奧斯曼帝國在歷史上蒙羞。在近衛軍潰敗之後，他手下的軍隊在紀律嚴明的敵人的攻擊下瓦解成了一群只知逃命的烏合之眾，不禁讓人想起以往的十字軍戰爭中的西方軍隊。在歐洲人看來，局勢發生了顯而易見的逆轉，土耳其穆斯林作為基督教世界重大威脅的歷史已經畫上了句號。這讓他們歡欣不已。強大的土耳其人徹底倒下了。從此以後，奧斯曼帝國接連不斷地在戰場上吃敗仗、在不利的和約上簽字、進而不停地淪喪國土。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20世紀。
從18世紀初開始，一個同時威脅着東方和西方的新帝國崛起了——這就是彼得大帝的俄羅斯。這位沙皇像奧斯曼帝國鼎盛時期的蘇丹們一樣是一位絕對君主。他憑藉自己的努力，為俄羅斯創建了一支裝備了西式武器的現代化職業軍隊（這點恰恰是同時代的蘇丹們無法做到的），並雄心勃勃地要利用這支軍隊征服世界。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咄咄逼人的新威脅卻延長了奧斯曼帝國的壽命。
以往，強大的奧斯曼帝國在歐洲發揮了力量制衡的作用。而現在，衰落的奧斯曼帝國又成了歐洲列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制衡力量。對歐洲國家來說，它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住蘇丹的帝國，讓其充當它們和沙皇之間的緩衝地帶。這帶來了重大的變化。現在，奧斯曼帝國的生存不再依賴於武力，而更多地要依靠在談判桌前的努力。出於互利的目標，奧斯曼帝國變得越發親近和依賴西方國家。奧斯曼帝國曾經在戰場上扮演過重要角色，現在則在外交領域上扮演了同樣重要的角色。
傳統上，奧斯曼人對外國人的態度十分冷漠。但是，他們現在不得不設立一個由擅長外交事務的官員組成的外事機構。當時，不論是穆斯林出身還是基督徒出身，很少有土耳其人懂得歐洲的語言，甚至連對外部世界有所了解的人都很難找到。因此，蘇丹不得不依靠希臘基督徒，特別是芬內爾人。只有這些希臘人在航海和經商的過程中積累了與西方世界交往的豐富經驗，並且熟悉西方的語言、行為方式和生活習慣。他們之中最能幹的人被蘇丹委以重任，從而在帝國的走向和把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權力。
其中地位最顯赫的要數帝國政府譯員主管，這一職務實際上充當了外交大臣的角色。其他希臘基督徒則出任了大使或自治省區總督等職務，實際上扮演了早年間蘇丹之家中那些改宗的基督徒曾經扮演過的角色。身為自由人的基督徒開始與同樣自由的穆斯林一樣，在行政體系中擁有了一席之地。一貫擁有極強的變通能力的奧斯曼人仍然堅持着以前的靈活原則：不論種族或宗教信仰，所有臣民都可以為國出力。
就在18世紀步入尾聲的時候，奧斯曼帝國又一次在戰場上遭遇了恥辱性的失敗。在曠日持久的戰爭中，俄國人的艦隊滲透進了東地中海，並且在希臘和貝魯特登陸。接着，拿破崙又入侵了埃及。為了把法國人逐出這個富庶的省份，土耳其人只好與英國和俄國聯手。從此以後，歐洲人開始積極地影響奧斯曼帝國政府。一方面，歐洲人阻止了帝國的分崩離析；另一方面，他們又對奧斯曼帝國政府施加壓力，迫使它推行改革、改進基督徒子民的生活境遇。
帝國的改革
於是，19世紀就成了改革的時代。塞利姆三世是第一位推行改革的蘇丹，法國大革命及隨之而來的戰爭成了他的前車之鑑。他嘗試組建一支新軍，按照西方的方式裝備，用西方軍官進行訓練。然而，身為既得利益者的近衛軍將他推翻、廢黜，並最終奪走了他的生命。二十年之後，繼承了塞利姆三世衣缽的馬哈茂德二世精心計劃了一次無情的行動，一舉消滅了近衛軍。馬哈茂德二世本人也成了奧斯曼帝國近代歷史上最偉大的改革者。
馬哈茂德二世和他的改革助手的目標是創建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恢復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影響力，進而確立新的行政體系和世俗法律體系，並最終讓蘇丹的全體子民都能享受到平等的權利，以及倡導理性和進步的現代西方化「文明」所帶來的種種好處。在他們的努力下，奧斯曼帝國最終得以頒布了一系列「重組」法案，即「坦志麥特」改革法案。在整個19世紀，坦志麥特改革法案都發揮了內部改革的模板作用。
坦志麥特改革的目標是要讓奧斯曼帝國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從一個五百歲高齡的中世紀社會演變成一個構建在西方憲政原則上的現代而自由的國度。他們想用法律來壓制專制主義，用責任制官僚體系來制約權力的使用，讓國家享受到代表制統治的好處。然而，坦志麥特改革卻飽經風霜，艱難地想要在守舊的烏理瑪宗教體系和日益壯大的、追求進步和世俗的知識精英階層之間尋找平衡點。改革時而得到一位蘇丹的支持，時而又會被另一位蘇丹壓制。
不過，在這五十年間，奧斯曼帝國的行政和司法體系還是發生了顯而易見的變化，許多地方省份也進行了改革，非穆斯林社群的生活境遇也有了一些改善。在19世紀70年代，奧斯曼帝國的改革事業達到了頂峰，出現了一段短暫的議會憲政時期。接着，形勢急轉直下，阿卜杜勒·哈米德蘇丹開始了徹底的專制統治。不過，就在這一獨裁統治時期，蘇丹極大地擴展並改進了奧斯曼帝國的教育體系，使得新的思想和社會理念根植於幾代年輕人的心中。十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恰恰在下一代人成長起來之後給蘇丹本人帶來了厄運：青年土耳其人發動革命，推翻了他的統治。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與此同時，隨着歐洲民族主義的愈演愈烈，奧斯曼帝國的瓦解加速了。對於奧斯曼帝國這樣一個由王朝統治的多民族帝國來說，民族主義是一個陌生的東西，但它卻在希臘獨立戰爭之後開始嚴重地威脅到蘇丹的版圖。民族主義運動在二十世紀初的巴爾幹戰爭時期達到了頂峰。西方國家出於自由主義的理念支持巴爾幹人的民族主義運動，而俄國人也為了自身利益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結果，奧斯曼帝國在巴爾幹戰爭中戰敗，土耳其在歐洲的領土幾乎全部從奧斯曼帝國的省份變成了獨立的民族國家。在此之前，為了抑制俄國的力量，西方列強經常會支持身為「歐洲病夫」的奧斯曼帝國。在柏林會議上尤其如此。然而，西方列強現在卻不再幫助奧斯曼帝國了。於是，奧斯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與德國結成了聯盟，也由此為帝國敲響了喪鐘。
但是，在帝國不復存在之後，土耳其卻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存活了下來。凱末爾·阿塔圖爾克（KemalAtatürk，即穆斯塔法·凱末爾。凱末爾於1934年獲得了阿塔圖爾克的稱號，意為「土耳其人之父」）堪稱中東所有的民族主義領袖中最為偉大的一位。他的見地超過了同時代的青年土耳其人戰友，從年輕時起就十分清醒地意識到屬於帝國的時代即將結束，屬於民族國家的時代已然來臨。現在，他的土耳其同胞們願意在他的領導下，再一次在祖先留下的土地上為了民族的生存而戰。他創立了土耳其共和國，成了奧斯曼帝國的繼承者。他試圖通過拋棄外部的肢體、徹底放棄帝國征服所得的領土，為土耳其換回一個強壯而健康的軀體。今天的土耳其占據着小亞細亞，其版圖近似於其先祖的塞爾柱帝國。在歷經了跌宕起伏的半個世紀之後（本書成書於20世紀70年代，故云半個世紀），當代的土耳其已經成了這個最後的中東帝國的所有繼承國中最為穩定的一個。
雖然其版圖更加緊湊，但共和國卻堪稱帝國的延續。共和國不再是一個伊斯蘭國家，也不再是一個世界性的大國，但在本質上依然是一個土耳其人的國家。共和國構建在自由和憲政的原則之上，而這些原則正是坦志麥特改革的產物。從19世紀開始，一代又一代追求進步的土耳其人試圖通過世俗化實現的這一目標，至此終於實現。
現代土耳其的統治者們正是改革時代活生生的產物。隨着治理國家的中間階層在各個專業領域和軍隊中的崛起，他們逐漸成長、成熟，同時又滿懷着繼承民族遺產、恢復民族榮光的決心。在成為一個世俗國家之後，兼收東西方傳統文化的土耳其，在動盪不安的中東地區保持了相對穩定。而開啟這個新的國家的，正是新的「土耳其人之父」、恰如其分地獲得了加齊稱號的凱末爾·阿塔圖爾克，他也不愧為歷史上那位虔誠戰士——父親般的奧斯曼蘇丹——的合格繼承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