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迪（民族音樂學家）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王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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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迪 | |
| 英文名 | Di Wang |
| 性別 | 女 |
| 出生 |
1923年 北京 |
| 逝世 |
2005年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古琴家、民族音樂學家 |
| 知名作品 |
參加編著《古琴曲集》、《歷代琴人傳》、《琴曲集成》、《古指法考》、《中國樂器介紹》、《廣陵散初探》、《中國古代歌曲70首》、《中國民歌222首》，以及《音樂百科詞典》琴人、琴曲、琴歌部分 編輯出版《管平湖古琴曲集》和《中國音樂大全》等。 |
王迪
（1923年~2005年），我國著名古琴家、民族音樂學家。她自幼受業師承於九嶷派古琴大師管平湖先生，深得琴藝真傳，後入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學習，1953年畢業後到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從事古琴研究五十餘年、曾任北京古琴會副會長，因琴藝精湛、學術深粹、人品敦厚，受到人們的敬重。
王迪女士作為新中國成立後從中央音樂學院走出的第一代民族音樂研究的學者，為搶救、挖掘許多瀕臨失傳的民族音樂精粹竭盡心力。她曾參加編著《古琴曲集》、《歷代琴人傳》、《琴曲集成》、《古指法考》、《中國樂器介紹》、《廣陵散初探》、《中國古代歌曲70首》、《中國民歌222首》，以及《音樂百科詞典》琴人、琴曲、琴歌部分，並編輯出版《管平湖古琴曲集》和《中國音樂大全》中我國九大琴派已故著名演奏家的錄音資料。在傳承和發揚古琴九疑派演奏風格，繼承、總結、完善古琴大師管平湖先生的琴學遺產，尤其是琴歌的挖掘、整理和製作、推廣方面，王迪先女士更是做出了重要貢獻。
人物生平
1936年開始跟管平湖學習古琴，1940年後正式成為管平湖嫡傳弟子。
1947年，王迪考入中法大學化學系，立志做個居里夫人，後因天生對化學試劑敏感，不就便病倒了，只得放棄。
1948年考入「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後合併入中央音樂學院），師從作曲家江定仙。5年的專業訓練，使王迪具備了現代音樂學素養，為整理琴樂儲備了技術知識。1950年始，王迪進入中央音樂學院音樂研究部實習，1953年正式留任。
從1953 年始，王迪在中國音樂研究所的工作重點就是跟管平湖整理古譜。
1954年3月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正式成立，管平湖、王迪、許健成立「古琴研究小組」。1954年10月「北京古琴研究會」成立，選溥雪齋為會長，查阜西為副會長，汪孟舒、張伯駒、管平湖等為理事，王迪作為最年輕的會員也參與其中。
1956 年，查阜西、許健、王迪組成「古琴普查小組」，歷時三個多月、採訪86 位琴家、到達20 多個城市和地方（依次為濟南、南京、揚州、蘇州、上海、杭州、紹興、長沙、合肥、武漢、重慶、貴陽、成都、灌縣、西安等）的普查，獲得了發起人始料未及的收穫。他們組織各地琴家在當地電台錄音，資料匯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及中國音樂研究所。最後，共採錄262 首琴曲，時長近兩千分鐘。王迪第一次到這麼多城市，一路上結識了一大批琴家，並與其終生保持聯繫。普查了解到了哪個城市有多少琴人，哪位琴人會彈什麼琴曲，哪位琴人藏有什麼琴器，哪家圖書館有什麼琴譜。這些向未心中有數的統計，王迪都是首席記錄者。
2003年11月7日，「古琴藝術」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第二批「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項目。王迪參加了中國藝術研究院組織的一系列活動：「慶祝古琴入選聯合國人類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古琴音樂會」。12月12日、13日晚，北京「華寶齋書院」兩場「人類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古琴音樂會」，用自己的名琴「鈞天合奏」演奏了《流水》。12月19日，在全國政協禮堂、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的「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古琴音樂會」，同台演出的有吳釗、姚公白、李祥霆、鄭珉中、龔一、陳長林、林有仁、丁承運等琴人。2004年7月，王迪參加文化部外聯局組織在全國政協禮堂「華寶齋』舉辦的古琴名家演奏會，參演者都是70歲以上的琴人。這是她最後一次的演出。
王迪肺部感染，整夜咳喘，她堅持不住院，靠醫院租來的大氧氣瓶支撐呼吸，完成了最後一篇文稿《辛勤耕耘，默默奉獻——紀念川派古琴大師顧梅羹先生》。她對女兒說：這是答應顧梅羹親屬的事，一定要寫完，因為顧老先生我十分敬重。文稿還未及修改，他被家人強迫送進了醫院，在病榻上完成了遺作，讓大女兒送到了顧家。2005年4月26日，終因肺部感染嚴重，搶救無效，帶着諸多遺憾的王迪，一位執着、忙碌的琴人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弦歌雅韻》
1983 年，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了她編輯的《琴歌》，共收錄52首。除管平湖整理的《蔡氏五弄》、《五瓣梅》2首，均為王迪打譜。作曲家江定仙為之作序，其中13 首琴歌由中國唱片社錄製唱片。1988年，王迪編輯的琴歌專輯《中國古代歌曲長河》第二輯，由北京音像公司出版，15首歌曲都由她撰寫簡介。2004年8 至11 月，她又親自輔導演唱家和樂隊，參與琴歌唱盤的編輯。2007年由女兒鄧瑩、鄧紅編輯的《弦歌雅韻》則匯集了母親終生輯錄的百首琴歌。一首首琴歌見證了各個時期的歷史故事和文人精神，串聯的是中國文人或「鳳翔霄漢」、或「漁樵問答」、或「修竹吟風」的情致與足跡。
無須說，在琴歌領域首推第一的王迪，讓這株被王世襄稱為「顯晦無常」的葩園，徹底改觀。琴歌開拓了一條藉助明朗的歌詞讓一般人了解琴樂的渠道，恢復了久已湮滅的「文人詞樂」，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自然不可估量。雖然許多演唱家不知道風格雅致的琴歌由誰打譜定譜，但他們熱愛這些作品，常年演唱。因為一個人的耕耘，重新恢復一片幾乎消散於歷史時空的天地，並踵事增華，多所增益，使之成為現代琴學既保持了自身品格又走進了普羅大眾的聖杯。
《中國音樂大全——古琴卷》
994年，由王迪主編、中國音樂研究所、中國唱片社聯合出版的八張CD 唱片《中國音樂大全——古琴卷》正式出版，其中匯集了五、六十年代錄製的不同琴派（廣陵、虞山、泛川、九嶷、新浙、諸城、梅庵、淮陽、嶺南等九大琴派）的22 位琴家演奏的53 首琴曲。這就是被琴界口口相傳、幾乎成為固定名詞的「老八張」。數十年間，「老八張」幾乎成為「經典」的代名詞。它是20 世紀琴學錄音製品的鼎足之作，標誌着中國傳統音樂資料社會化建設的新一輪搭建。它們不但是唯一可循的20 世紀的珍貴琴學音響，第一次全國規模的琴樂精華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見證王迪幾十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
「老八張」值得被一提再提，在琴界獲得了無可匹敵的高度評價，就是因為其中反映了受眾對製作者鑑賞有度、編選到位、認真投入和奉獻精神的尊重，唱片通過曲目和題解文字開口說話，讓公眾回味其中體現的學術理念、技術水準和踏實態度。由此發生的社會反響幅度之大，讓人端視到其社會影響力之高。
《管平湖古琴曲集》
1995 年，王迪參與編輯的《管平湖古琴曲集》由香港「龍音公司」製作出版，兩張CD 唱片共收琴曲17 首。王迪撰寫了《中國古琴大師管平湖先生的藝術生涯》，為「管派」藝術歸納總結從古琴普查開始，王迪成為第一位給琴人錄音的學者之一。
琴學貢獻
中國音樂研究所的工作中，王迪參與了所有古琴文獻的整理工作，正式出版和油印的數目有：《存見古琴曲譜輯覽》、《存見古琴指法譜字輯覽》、《歷代琴人傳》、《傳統造琴法》、《傳統造弦法》、琴論輟新》、清代琴譜著見琴人名錄》上下冊）、《古指法考》、《古琴美學資料選》、《歷代琴書、琴譜提要》、《琴曲新聲》、《琴曲集成》、《古琴唱片資料選》等。這份數目長得讓人驚嘆，僅僅17 年時間，這批人怎麼能夠幹這麼多事！這還不是全部，王迪另外參加了許多超出古琴領域的工作：《全國民間音樂舞蹈會演資料》、《智化寺京音樂》、《1956年古琴採訪工作報告》、中國樂器介紹》、中國傳統樂器選編》、大百科辭典》、《中國音樂詞典》、《音樂百科辭典》等。她寫下的文章有：《古琴音樂採訪記》、《一個古琴考察者在50 年代中國的旅行》、《從「幽蘭」「廣陵散」的譜式談到減字譜的時代問題》、《琴曲<廣陵散> 初探》、《漫談< 流水>》、《< 魏氏樂譜> 中的< 關山月>》、《中國古琴大師管平湖先生的藝術生涯》等。對於普通讀者，當然沒必要花費太多時間去理解這些過於專業化的文字，但應該告訴大家，到了20 世紀，不但一般人，就是專業琴家也對豐富的琴學知識模糊不清了，他們已經說不大清一首大名鼎鼎的琴曲的原始版本和其他變體之間的區別，名稱源自何典，樂曲源自何時，技術如何解釋等等，這就需要專家一一識別並加以闡述。琴學傳統既離不開琴人維護，也離不開專家說理。上述工作的基本範式，就是探源溯流，條分縷析，把傳統琴學納入現代知識體系。[1]。
帶火焦桐韻本悲——琴家王迪
文/張振濤
20世紀整個社會奔向西學的歷史大潮中，卻有一小群知識分子，逆歷史潮流，躑躅獨行。他們把幾乎所有人都棄之如敝履的傳統國學，作為終身相守的事業，把國人視為「封建糟粕」的「琴學」，以符合時代的名譽，歸屬到藝術門類名下，從而最大限度地保存下這個「不合時宜」的品種。為了群體成員跨越設限從而保障自己的偏愛，他們部分做出遷就姿態，順從「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然而他們知道，選擇既是適應性的也是防衛性的，適應過程中的「太極拳法」，讓當代人窺探到群體精神的堅韌成色有幾何。雖然他們還沒有認識到堅持傳統就是堅持中國文化形象，放棄傳統既無法回到歷史原點也無法確定邁出腳步的方向，卻不知不覺地扮演了對當代社會頻現的「新理念」提出反對者聲音的角色，並以微弱的聲音來抗衡片面強調「社會進化論」的巨響。因為他們的堅守，「琴學」成為克服過度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弊病的最堅硬的資源，在「現代性」中呵護了文字無法公開表述、聲音卻能曲折傳送的學理。既兼顧傳統精神又符合藝術學理的說道，從文化立場而不是政治立場面對了新型國家與整個社會猶疑不決的問題，以不變應萬變的「正調調弦法」，發出微弱的弦音，然而，「傳向那暗地裡竊聽的人」的弦音，反而超越時代局限，在姍姍來遲的「非遺」時代與「文化自覺」的新世紀，走到了整個文化界的最前列。這便是讓人在百年曲折後看到的「琴人群體」的價值之所在以及他們制衡種種浮躁的人文力量。管平湖、查阜西等琴人，就是這個群體的代表，王迪便是其中一員。
一、弦的另一端
20 世紀初，北京城裡飄動最多的聲音還是古老的弦索。那時，街道上剛剛開始飄過「學堂樂歌」和「時代曲」，但人們最常聽到的還是戲園子裡的京韻和戲腔。當然，那時也沒有地鐵，走街串巷的是除了現今「胡同游」的旅遊地界其他地方已經難覓蹤影的黃包車。王迪就出生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 （一）天上飄來一聲鳳鳴
1923 年 10 月 26 日，王迪出生於北京。這位熟悉北京城裡各種音響的女孩，卻只對一種聲音着迷。1936 年，13 歲的王迪，偶然從收音機里聽到管平湖的古琴，潛藏於根性中的聽辨定位，就被這種隨着清王朝覆滅而不再時尚的聲音吸引住了。人的天性總要在一個早晨醒來，這個女孩之於古琴，可以用得上「價值直覺」這個現代概念，即在幾乎還沒有懂得其中價值的時候就先天地認準了這個方向，而這種選擇恰恰是歷史希望這個人承擔七個人使命的方向。淺白地說，這就叫「命中注定」。其實，選擇的背後，隱藏了生存環境和天性判斷，乃至到了她的生命因此而噴吐出燦爛光芒時，人們才能從逆向考察中分辨學童時代的選擇中潛埋的「價值直覺」，即認同她的時代提供的那些飄散在大街小巷中的聲影。簡而言之，王迪認同了自己時代的聲音，她天生就是為古琴而來到這個世界上的。
家弟循聲而探，打聽到了撥弄琴弦者的住處，於是，就在門口等了幾天，終於見到「戲匣子背後」的人。未曾想，剛剛毛遂自薦，管平湖就接受了這位雖然還懵懵懂懂卻已意識堅定的學生。
隔着漫長時光，對於當代人來講，於更迭時局中煢煢獨行的琴學大師，一定帶着神行光彩。但對王家人來講，面前的就是一位窮困潦倒的遺老。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管平湖先生，家徒四壁，甚至到了連冬天生火都困難的地步。王家人深得身陷貧寒的琴人之心，力所能及地照顧管老。每次管老來家上課，不但要讓老師吃午飯，還要儘可能多給老師帶些晚飯。寒冬臘月，幫助管老置辦鞋帽、棉袍。對待自己的老師，王迪始終非常尊重和崇拜，師生感情至深。
無論如何，師生二人走到了一起，相聚讓兩人的生活都發生了變化。管平湖採用傳統的教學法，師生面對面，心手眼，樣樣清。老師按「句」教，學生按「句」學。指法手勢，力度節奏，旋律韻律，一遍遍講，一遍遍仿。到了學生與老師一模一樣的程度，再學下一句。蝸牛式的方式，「進度」極慢，比起看着現代樂譜彈幾遍就差不多的「視奏」，相當「原始」。然而，已被稱為「情景記憶」的「科學成分」卻越來越得到學界認可，所謂「活態傳承」，就是言傳身教，耳提面命，因而深入骨髓，終身受益。
面對琴學衰落，管平湖獨自抗爭，只不過那份抵抗既沒有英雄主義的吶喊也沒有悲壯的關注，他默默無聞，獨自擔當，一個個教學生，一個個會琴友，薄如蟬翼的琴學懸絲，就這樣不絕如縷。北京城裡還真有這樣一批人。1947 年，「北平琴學社」成立，管平湖、張伯駒、溥雪齋、楊葆元等琴家，定期在張伯駒寓所雅集，一年後，不定期的雅集轉至汪孟舒、傅雪齋、王世襄家。
當年雅集中走動的人物，讓後人炫目。1940年後正式成為管平湖嫡傳弟子的王迪，一直跟着師傅參加雅集。影響王迪成長的因素很多，但可以肯定，早年交往的這批京城名流，無疑是她儒雅氣質的來源底色。前面是管平湖，後面是張伯駒，左邊是汪孟舒，右面是王世襄，「座上高朋滿」，「往來無白丁」，他們的言談舉止，都會讓夾在中間的王迪，身浸雅風。
1947年，王迪考入中法大學化學系，立志做個居里夫人，但肺部天生對化學試劑敏感，不久便病倒了。看得出，老天爺已經「定了調」，偏偏不給她成為居里夫人的體質。治療修養期間，她繼續迷戀古琴並補習文史，閱讀名著，奠定了文學功底和歷史知識，成為日後流暢文筆的基礎。她轉舵有力，於1948年考入「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後合併入中央音樂學院），師從作曲家江定仙。5年的專業訓練，使王迪具備了現代音樂學素養，為整理琴樂儲備了技術知識。1950 年始，王迪進入中央音樂學院音樂研究部實習，1953 年正式留任。 （二）把兩種身份、兩套話語合二為一的兩個人
1949 年之後，大大改善了生存處境的管平湖，有條件完成時代賦予他的歷史使命了。對於渴望整理琴學寶典的傳統琴人，無意間得到了受過新式教育的愛徒，可以把自己想做但自己做不來的事做完了。管平湖不識現代樂譜，作曲系畢業的王迪，有能力把老師彈出的旋律一句句記下來。管平湖做的是把「減字譜」變為活態的音樂，這稱為「打譜」，王迪做的是把老師「打」出來、聽得見的「譜」變為看得見的「譜」，這稱為「定譜」。現代版琴譜上都在曲名一邊寫有「打譜」「定譜」兩詞，意思就是傳譜人「打譜」，記錄者「寫定」。前者負責把「減字」從琴譜上「打譜」成曲，後者負責將音響記錄成現代樂譜，使之合於現代節奏比例和現代規範。所以，《古琴曲集》的各首樂曲前面，都這樣署名：「管平湖打譜、王迪定譜」，表達的就是這兩個步驟。打譜技術，要靠管平湖這樣的琴人完成，記譜技術，要靠王迪這樣的現代音樂學家完成。王迪起到的作用，就是具備傳統琴學知識與現代音樂學知識「雙重樂感」的人肩負的「橋樑」之責。
古老的減字譜，必需借用當代語言和普通樂譜傳達，以使大部分已經不懂得傳統話語系統的人明白其中含義，並獲得現代操作系統的知識衍生。管平湖是舊時琴人，不曉現代樂理，王迪是現代學子，不但入得琴學門徑，而且出得傳統視域。一個懂古代，一個懂現代；一個懂國學，一個懂西學；結合一起，相得益彰，完成了現代琴學領域古今對接、中西對接的時代使命。
這項使命，遇到了珠聯璧合的師生，自然是一樁奇蹟。如果管平湖沒有王迪，紛繁的「打譜」怎能變成「定譜」，井然有序地排列到五線譜上，讓一般人讀得懂，那些口耳相傳的名曲，也就無從談起。
從 1953 年始，王迪在中國音樂研究所的工作重點就是跟管平湖整理古譜。一方面習彈，一方面記譜，風朝雪夜，暑去寒來，師生二人積累起來的財富，直到出版時才讓後人驚駭。老師口傳心授，學生忠實記錄。如果沒有既是師徒、又是同事、既是協助、又是合作、亦師亦友、持續數十年的緣分，哪個人能把管平湖手下那些千分之一秒間便轉瞬即逝的短小音符記錄在案？能夠把古琴特有的在音高上難于歸類的游移音符記錄在案？能夠把琴弦上微弱的只有俯身琴畔才能聽辨得到天籟之響記錄在案？這不但需要全力以赴、側耳傾聽，才能辦到，而且必須具備特殊技術、心靈超級敏感的人才能辦到！更何況還有後期的譜字核對、指法鑑定、技巧解讀、宮調釋義、曲義題解等等繁雜事物。王迪沒有像個被派遣的秘書、被擺布的道具，按時完成規定動作，而是全身投入，其樂融融，並從中獲得了無限快樂和超值享受，不然，今天就不會有一摞看得見管平湖「傳譜」。 這是管平湖最喜歡幹的事，也是王迪最喜歡幹的事，更是時代最喜歡師徒二人一起幹的事！真是造化。
管平湖有福分，遇到了高素質的助手，讓自己積累了一輩子的財富，一點都沒損失，王迪也因勤奮撿拾，積累了一輩子的財富。這段師生緣，成就了老師，也成就了學生，更成就了琴派！雙雙獲得超越自身的意義。扎紮實實的工作，讓「管派」或「九嶷派」之號，不再是個虛名。
這條件是新中國送上門的。對比一下 1949 年前窮困潦倒的管平湖，作為中國音樂研究所的元老之一，獲得了最高工資待遇，不愁吃不愁穿，每日裡就是忙活着自己最快樂的事，那種勁頭，用當下流行的說法，「想不出成果都難！」於是一闕闕琴曲，飄然而出；一件件打譜，燦然呈現；師傅揮弦，徒弟揮筆；音響飛天，譜頁落地；一股豪氣，直通唐宋。穿着棉布長衫低頭撫琴的管平湖，聽到了時代喝彩，從那一刻始，他讓整個世界傾聽自己巨掌下的弦聲了，而學生則讓整個世界看到了老師彈出的樂譜。
如果沒有管平湖這樣的老師，王迪會不會有這般成就？如果沒有王迪這樣的學生，管平湖會不會有這般影響？當然可能。但如果中國音樂研究所不存在，兩個人都不可能成為現在這個樣子。彰顯人格偉大的機構把管平湖和王迪共同推向了「九嶷派」的巔峰。如果沒有這樣的名師和沒有這樣的機構，沒有兩個人共同參與的奮發向上集體的一系列實踐活動，個人才智都不會深掘和發揮到這步田地，尤其是在事業視野高度和學術闡述深度以及建功立業的社會實踐方面。王迪太幸運了，遇到了這樣的老師，無須說，老師對學生的影響力，明顯要比他本人彈出的曲子更深遠。自然，還有那個令王迪「映日荷花別樣紅」的「池塘」。 （三）兩個機構一台戲
1954 年 3 月 27 日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正式成立，管平湖、王迪、許健成立「古琴研究小組」。1954 年 10 月 10 日， 「北京古琴研究會」成立，隸屬中國音樂研究所。楊蔭瀏主持召開了首次會議，選溥雪齋為會長，查阜西為副會長，汪孟舒、張伯駒、管平湖等為理事，作為最年輕的會員，王迪參與其中。雖然琴人還無法理解新時代的行政模式對於一個古老樂種運作的方便之處，楊蔭瀏和李元慶已經通過制度化的安排使得琴學進入當代藝術體制，這一點是邊緣化的琴學最需要的。文化部撥款於西城購置了一所四合院（興華胡同即現在興華寺街 18 號），專供琴會之用。這座現今已經價值數千萬的四合院，竟然就歸屬到從來沒有自己「地腳兒」的琴會名下了！院內有正房、後房十餘間。在這裡跟隨王迪學習古琴一年多的瑞典留學生林西莉（CeciliaLindqvist），在《古琴》一書中回憶道：一排排簡樸的白石灰房子圍成一個院子，寬大的南瓜藤爬滿牆壁和屋頂，屋裡擺有書櫃、黑色高背木椅、雕花架，雕花架上擺放的是栽有細長蘭草的瓷花盆，四周的窗欞上雕有漂亮的窗花，牆上掛着好幾把黑色或者紅色的古琴……
處處古色古香，時時琴聲簫聲。儘管事務繁雜，絡繹不絕，但環境靜謐，井然有序。對於王迪來說，中國音樂研究所和北京古琴研究會不僅是琴學搖籃，更是思想搖籃。「北京古琴研究會」是個不一樣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活動就是把古琴帶進現代的藝術實踐，機關、團體、學校、政府、招待貴賓等場合的演出，中央及各地方廣播電台的錄製節目，使得團體獲得了新定位和價值體現的地方。對於渴望把「老古董」變為老百姓喜歡的藝術的琴人們來說，這些活動真是一個既實際又有意義的事。琴會齊奏的《和平頌》（即《普安咒》）參加了 1956 年「
第一屆全國音樂周」開幕式，並以合奏《平沙落雁》參加「北京代表團」第三次演出節目。「音樂周」結束時，毛主席、周總理等國家領導人在中南海接見了包括管平湖、王迪在內的人員。招待會上，周總理和管平湖交談，管平湖把王迪介紹給總理：「這是我徒弟王迪，音樂學院畢業的」。總理盛讚有加，高興地說：「古琴後繼有人嘍。」總理還請王迪跳舞：「你是搞古代音樂的，那就跳一隻慢節奏的舞曲吧。」
這是讓王迪榮耀一輩子的事，她記憶了一生。
1958 年，北京古琴研究會竟然演出了幾十場，節目既有古琴與民樂（簫、二胡、琵琶、三弦、箏）合奏，也有古琴獨奏、重奏、齊奏。操縵之聲，從此連綿不斷，琴樂也從小圈子走向了新社會的主人——普通民眾。後人很難從純粹學術的角度判定這些行為孰優孰劣（全要看現場功能的影響程度），但綿延數年、主流性、實驗性、絕非商業性的演出，確實給脫離大眾的琴人帶來了信心，感知到獲得社會需要時自身存在價值的充實感。實在說來，當時新創作的琴曲沒怎麼留下來，各種各樣的「樂器改革」嘗試對於琴樂來說是成功還是失敗，是什麼意義上的成功與失敗（傳統精神層面的還是普及層面的），都要細細評說，但當時琴會中的人，做的認認真真。
（四）第一撥實踐「城市音樂學」的人
1956 年，查阜西、許健、王迪組成「古琴普查小組」， 歷時三個多月、採訪 86 位琴家、到達 20 多個城市和地方（依次為濟南、南京、揚州、蘇州、上海、杭州、紹興、長沙、合肥、武漢、重慶、貴陽、成都、灌縣、西安等）的普查，獲得了發起人始料未及的收穫。他們組織各地琴家在當地電台錄音，資料匯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及中國音樂研究所。最後，共採錄 262 首琴曲，時長近兩千分鐘。王迪第一次到這麼多城市，一路上結識了一大批琴家，並與其終生保持聯繫。普查了解到了哪個城市有多少琴人，哪位琴人會彈什麼琴曲，哪位琴人藏有什麼琴器，哪家圖書館有什麼琴譜。這些向未心中有數的統計，王迪都是首席記錄者。①【① 僅舉收集樂譜一例，普查小組在各地圖書館、古書店、知名藏書家中，發現了許多從來聞所未聞的琴譜，如明代初龔稽古的刻本《浙音釋字琴譜》（寧波天一閣），清代孔興誘的刻本《琴苑心傳》（重慶圖書館），清初刻本《松聲操》（程雄《松風閣琴譜》刊行十年後校正刊印的精刻本），《蘭田館琴譜》、《響雪齋琴譜》，收集到張友鶴全部手稿，揚州琴人史蔭美遺著十三冊，明刊本《玉梧琴譜》、《五音琴譜》、《古音正宗琴譜》，並對之拍照、摘抄、編目。】
也許，王迪走出南下列車之時，會因疲憊而揉過雙眼，但她的眼睛被朝氣蓬勃的國土上的新生事物點亮。也許，她會在名稱雋永的名琴前流連忘返，但心中已經有了未來樂器博物館收藏名琴的方向。也許，她在錄音機前為琴家調整話筒位置時而手浸汗珠，卻已經知道這批錄音必將成為中國琴學的絕響，日後經她之手終成出版物的音響，不但成為世紀絕響而且成為整個中國歷史「士文化」的絕響。
「古琴普查小組」沿着一條與古代的鄉野採風足跡不同的道路，走進了城市，無意間實踐了「城市音樂學」的方向，可謂中國學者「城市音樂學」的第一次實踐。它的確為現代琴學豎起了一盞明燈。 （五）從外國到中國來記錄琴學的人
瑞典漢學家和琴家林西莉，於 20 世紀 60年代來到中國北京跟隨王迪學琴，現在被譯為中文的著作有《古琴》、《漢字王國》兩書。她是第一位到新中國學琴的外國留學生，這位記錄下當時中國社會生活方方面面、遠遠超出學琴領域的有心人，為我們描述了一個活生生的王迪。通過這本書，我們了解到很少記錄自己生活的琴家在那個時代生活的許多細節。不懂瑞典語的王迪和不懂中文的林西莉之間艱難交流的開始，讓人看到了這段非同尋常的師生情誼建立起來的有趣過程，也見證了一位中國女性和一個瑞典女性以琴會友的點點滴滴。
寫作《古琴》一書的動力，很大程度源於她的廣泛興趣和與老師交流所感產生的種種感動。2004 年 3 月，王迪在中央電視台「讀書節目」推介林西莉著《漢字王國》一書。這朵由王迪栽培的花，卻讓女兒品到了襲身香氣。熱愛中國文化的林西莉看好「琴簫和鳴」的表演形式，從 2007 年到 2010 年間，四度邀請在中央民族樂團工作的王迪女兒鄧紅與同事陳莎莎，在瑞典舉辦了40 多場音樂會。這個數字對於古琴來講，令人矚目。 （六）也許是宿命
絕不要只把一個女性研究員視為天天撫琴的人，王迪是母親，必須為孩子奔波，為家庭操心。兩個女兒和年邁的婆婆時時扯開女性事業投入和聰慧卻軟弱心智的另一端。那個時代的人，不得不為基本生存而花費許多心思。王迪曾在北京古琴會的院子內種了一棵南瓜，竟然結出了一尺多長的碩大果實。1960年的「饑荒」時代，這位抱着一大顆瓜走在回家路上的人，幾乎成為整條街道飢腸轆轆者的目光焦點，人們羨慕不已地打聽從哪裡弄來的。支撐節衣縮食家庭的女性，務穡種蔬、穿針引線的勞動絕非沒有「琴學意義」，就是這些日常瑣事，讓她聽懂了歷代琴弦上的哀怨。
「文革」期間，整個中國音樂研究所都下放到「團泊窪幹校」了。她們的勞動，大都是男人幹的活，駕轅、耪地、蓋房、劈材、和泥、脫坯等等。例如「打土坯」，就是把土合上水，打成磚一樣形狀的原始勞動。蓋房子時，下面的人要從下向站在高處腳手架上的人拋過去，拋的目標必須是上面人的頭部，自然落體才能讓人接得住，如果目標是人手，就會砸到腳下，這是她自己總結的。王迪認為自己善拋土坯，出手不凡，回家後還經常向女兒顯擺這類顯然再也用不上的經驗。
那一代人，一輩子辛辛苦苦也沒有留下什麼財產，甚至為了支付今天看來微不足道的老房購房款竟然不得不賣掉一張心愛的古琴，這是她最後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獲得單位補助和政府認定的購房機會。幾萬塊錢的購房款，對於多年低收入，沒有積蓄的王迪來說，顯然是遇到了大坎兒，她明顯支付不起購房款。
這件事，強烈刺激了她本來就脆弱的神經，感到幾十年的付出未能得到回報的傷痛。一個旨在改變知識分子生存境遇的政策，卻給這個群體增添了新的創口，讓我們不忍窺見當事人的歲月塵心。 （七）走出國門
比起老師來說，王迪還是幸運的，終於在生命的最後時段趕上了好時候。改革開放以來，琴學活動一輪輪上場。1991年9月5日——1992年7月（10個月），王迪應趙元任女兒、美國哈佛大學音樂系趙如蘭教授邀請，先後到哈佛大學、波士頓大學、維斯林大學講學，介紹古琴和琴歌。期間參加「劍橋新語」學術討論會，東方學會音樂組會，《九州學刊》第六屆年會等。
1992年，王迪赴日本茨城祗園寺，參加明末琴僧東皋的學術研討會，考察東皋禪師在日本傳播古琴的資料，研究對日本琴樂發展中所做的貢獻。2001年3月，應台北市立國樂團之邀。王迪赴台舉辦「琴歌琴韻音樂會」，擔任介紹和講解。參演的歌唱家有羅天嬋，姜嘉鏘，謝琳，鄧紅。2003年3月3日，王迪再赴台灣，到屏東講學演奏。邁出國門的王迪具有了國際視野，當我們驚詫訪美、訪日、訪蘇的梅蘭芳之所以不同於同時代大多數戲曲演員的見識的原委，也就明白了走南闖北的王迪在遊學途中獲得的特殊意義。那時國門初啟，一家人還擔心要去的「敵對國家」的安全問題，好幾個城市，好幾所大學，十個月的吃、住、行......難以置信。現在，出境游已經由曾經的奢侈品發展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而她有幸成為文化交流歷程的首批見證者和親歷者。只有在遊學、講學的題目中，我們才能意識到她的這些經歷在塑造新琴學方面具有的反思意義，由此引起的驚詫反而是一直享受着世界視野的當代琴家沒有意識至少沒有充分意識其價值的。
【注（此段注，為個人注釋，非作者原文，以供參考）： 明末清初曹洞宗東皋禪師心越，俗名蔣興儔，原為杭州永福寺住持，後因避亂東渡日本，為水戶岱宗山天德寺住持。 東皋禪師本是莊臻鳳的弟子，東渡日本時帶有五張琴，還帶有《松弦館琴譜》、《理性元雅》、《伯牙心法》、《琴學心聲》和自己所著的《諧音琴譜》。 東皋禪師初到日本時，因語言不通，靠授琴及繪畫與人交往。一時來向求教琴學、繪畫、制印者很多。禪師也以此為由，幫助他將禪宗曹洞宗教法傳於世間。】 （八）「非遺」時代
2003年11月7日，「古琴藝術」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第二批「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項目。王迪參加了中國藝術研究院組織的一系列活動：「慶祝古琴入選聯合國人類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古琴音樂會」。12月12日、13日晚，北京「華寶齋書院」兩場「人類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古琴音樂會」，用自己的名琴「鈞天合奏」演奏了《流水》。12月19日，在全國政協禮堂、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的「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古琴音樂會」，同台演出的有吳釗、姚公白、李祥霆、鄭珉中、龔一、陳長林、林友仁、丁承運等琴人。
2004年7月，王迪參加文化部外聯局組織在全國政協禮堂「華寶齋』舉辦的古琴名家演奏會，參演者都是70歲以上的琴人。這是她最後一次的演出。11月中，王迪肺部感染，整夜咳喘，她堅持不住院，靠醫院租來的大氧氣瓶支撐呼吸，完成了最後一篇文稿《辛勤耕耘，默默奉獻——紀念川派古琴大師顧梅羹先生》。她對女兒說：這是答應顧梅羹親屬的事，一定要寫完，因為顧老先生我十分敬重。文稿還未及修改，他被家人強迫送進了醫院，在病榻上完成了遺作，讓大女兒送到了顧家。2005年4月26日，終因肺部感染嚴重，搶救無效，帶着諸多遺憾的王迪，走完自己的一生。一位執着、忙碌的琴人身影消失了。
文化部門一直渴望重修華夏舊器，但如果不去尋求歷史資源，只借鑑當代資源，便會無從做起，這時候，人們才從琴人的傳統中獲得了思想援助，獲得了矯正的坐標。許多「文革」中被批判的東西，今天部分恢復了，並在現實中獲得了繼承乃至發揚，這份能源來自1949至1966年「黃金歲月」間的積聚。 （九）她讓一個「顯晦無常」的領域明朗化
琴樂中有一種表現形式，非常古老，但遺失最多，王迪對於現代學的最大貢獻之處，恰恰就在這裡。「琴歌」記載很早，《尚書·益稷》便有了「搏拊琴瑟以脈」的第一筆。「聞弦歌之聲」（《論語·陽貨》），「弦詩三百」（《墨子·公夢》）等語錄，層出不窮。
《詩經》是用琴瑟等樂器伴奏歌唱的，《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四川出土的漢代陶俑，不僅僅雙手作撫琴狀，同時還神采飛揚地張口作唱歌狀。當代琴歌研究始於査阜西，早年習琴就是從唱歌開始的，他寫道：作為一個琴人，我是從琴歌學起的，我從十四歲到二十七歲，一直是彈必有唱，後來有人教我「歸口虞山」，我就不敢當眾演唱了。當我開始彈《憶故人》和《梅花三弄》兩個無詞琴曲時，我在情緒上還多少有些牴觸。我很懷疑，一個琴曲沒有詞，怎能知道是些什麼意思呢？後來到任何地方遇到的琴家，幾乎全是只彈而不唱，我才噤若寒蟬，怕人輕視我是「江湖派」！
査阜西在琴歌技術上推崇「鄉談折字」，「鄉談」是方言，」折字「是用方言演唱，即把」四呼開合「和」四聲陰陽「折轉到發音上，使人聽懂。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可以唱出詩歌三百篇、器樂聲樂結合的古老品種，到了20世紀50年代」古琴普查」竟然不足十首！面對一路下滑卻魅力無窮的領域，王迪奮然起身，勇於承擔，幾乎是獨自挑起了「撿石補天」的使命。通過她，我們知道，原來保存的三千餘首琴曲中「琴歌」就有五百餘首（包括不同唱詞的300餘首），分量居六分之一，可謂傳統聲樂藝術的最大寶藏。
所以，致力於琴歌的挖掘、打譜、研究、推介，成為她一生投入最多也是成就最大的事業。在同輩人中（幾乎是唯一例外），在多數人認為不能為的區域找到了一片大有可為的學術空間和藝術空間。某種程度上說，琴歌就是她獨立門戶的標誌，就是她立於當代琴學無可替代的玉樹臨風處。
1983 年，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了她編輯的《琴歌》，共收錄 52 首。除管平湖整理的《蔡氏五弄》、《五瓣梅》2 首，均為王迪打譜。作曲家江定仙為之作序，其中 13 首琴歌由中國唱片社錄製唱片。1988 年，王迪編輯的琴歌專輯《中國古代歌曲長河》第二輯，由北京音像公司出版，15 首歌曲都由她撰寫簡介。2004 年8 至 11 月，她又親自輔導演唱家和樂隊，參與琴歌唱盤的編輯。2007 年由女兒鄧瑩、鄧紅編輯的《弦歌雅韻》則匯集了母親終生輯錄的百首琴歌。一首首琴歌見證了各個時期的歷史故事和文人精神，串聯的是中國文人或「鳳翔霄漢」、或「漁樵問答」、或「修竹吟風」的情致與足跡。無須說，在琴歌領域首推第一的王迪，讓這株被王世襄稱為「顯晦無常」的葩園，徹底改觀。琴歌開拓了一條藉助明朗的歌詞讓一般人了解琴樂的渠道，恢復了久已湮滅的「文人詞樂」，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自然不可估量。雖然許多演唱家不知道風格雅致的琴歌由誰打譜定譜，但他們熱愛這些作品，常年演唱。因為一個人的耕耘，重新恢復一片幾乎消散於歷史時空的天地，並踵事增華，多所增益，使之成為現代琴學既保持了自身品格又走進了普羅大眾的聖杯。
（十）讓錄音變成「老八張」並讓「老八張」變為經典
1966 年「文革」前，中國唱片社與中國音樂研究所已決定聯合灌制 11 張 33 轉密紋唱片，社會共享「古琴普查」收錄的資料，並決定由王迪負責轉錄、剪接和編輯。「十年浩劫」不期而至，此事作罷，但編輯成形的資料，存於中國音樂研究所。直到 1992 年 7 月，王迪作為代表再次到中國唱片總公司上海分公司，以特約編輯身份，繼續中斷了十幾年的工作。這個要求不斷、斤斤計較、一點一滴的細節都不放過的編輯又回來了，這一次沒有人懷疑她的經驗，只有她能夠完成這個任務，當年錄音條件有限，錄音帶又放置多年，老琴人也有演奏不准之處，她以學者式的嚴謹苛刻和藝術家式的激情敏銳，全憑演奏經驗和耳朵聽，一個音符、一個小節將錄音帶剪接成完整準確的演奏樂曲，使後人得以聆聽到老琴人絕響的遺音。她先後編輯出第一張、第二張，然後是第三張、第四張，直到第八張。每張唱片都是劃時代的，都重新定義和改變了琴學命運，賦予琴學以新生和久違了的魅力，並起而改變了影響世界一邊倒的流行世風。1994 年，由王迪主編、中國音樂研究所、中國唱片社聯合出版的八張 CD 唱片《中國音樂大全——古琴卷》正式出版，其中匯集了五、六十年代錄製的不同琴派（廣陵、虞山、泛川、九嶷、新浙、諸城、梅庵、淮陽、嶺南等九大琴派）的 22 位琴家演奏的 53 首琴曲。這就是被琴界口口相傳、幾乎成為固定名詞的「老八張」。數十年間，「老八張」幾乎成為「經典」的代名詞。它是 20 世紀琴學錄音製品的鼎足之作，標誌着中國傳統音樂資料社會化建設的新一輪搭建。它們不但是唯一可循的 20 世紀的珍貴琴學音響，第一次全國規模的琴樂精華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見證王迪幾十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老八張」值得被一提再提，在琴界獲得了無可匹敵的高度評價，就是因為其中反映了受眾對製作者鑑賞有度、編選到位、認真投入和奉獻精神的尊重，唱片通過曲目和題解文字開口說話，讓公眾回味其中體現的學術理念、技術水準和踏實態度。由此發生的社會反響幅度之大，讓人端視到其社會影響力之高。
1995 年，王迪參與編輯的《管平湖古琴曲集》由香港「龍音公司」製作出版，兩張 CD 唱片共收琴曲 17 首。王迪撰寫了《中國古琴大師管平湖先生的藝術生涯》，為「管派」藝術歸納總結。從古琴普查開始，王迪成為第一位給琴人錄音的學者之一，投入讓她懂得這批音響來之不易，數十年間與琴人的交往，也讓她懂得這代琴人的價值，所以，沒有人比她更合適擔當編輯。這個舉動的確是一種眼界，雖然決定者是集體，但執行者是王迪。她在大多數人還不留意的地方，開墾出了一片空間，播撒了一片金燦燦的光芒。琴人以自己的方式呈現生命，但生命之聲並未傳播大眾，中間缺乏傳達的媒介。在此，王迪站了出來，不但連接兩端，而且把社會需求與琴人需求，把分裂為傳統與現代的兩個文化共同體連接起來，為精神懸空的琴人提供了安置和傳達生命的媒介，為音樂愛好者提供了欣賞傳統藝術的產品。在這個位置上，她無人替代。因此，她可以內心光明地擁抱「老八張製作者」的光榮稱謂。
（十一）他們堆起了數百萬文字
1956年音樂出版社出版了楊蔭瀏和侯作吾整理的《古琴曲匯編》，首開五線譜與減字譜對照之先河。楊蔭瀏早在 1947 年在南京「清溪琴社」琴家聚會時，就開始使用五線譜、減字譜雙重譜式，溝通古今的途徑獲得了學術界普遍認可。1962 年 8 月，由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會合編的《古琴曲集》第一集出版，王迪、許健等人整理的 62 首琴曲，正式面世，其中王迪記譜 25 首。《古琴曲集》是近現代琴學的標誌性成果，減字譜與五線譜對照的「現代化」，使僅僅記錄指法和弦位的琴譜，有了明確音高和規範節奏。琴曲介紹部分有：版本出處、解題曲意、校勘指法、節拍速度、分段曲式、錄音記譜、演奏者、記譜者等完備信息，準確簡練，完成了楊蔭瀏「將民族音樂的古樂譜譯為現代樂譜」的期望。《古琴曲集》已經成為愛好者、研究者的必備書。或許最開心的還是出版社，兩部寶典，一版再版，讓沒有把琴譜當回事的書商們看到發行量如此巨大時沮喪地感嘆：「我們動手晚了」。
中國音樂研究所的工作中，王迪參與了所有古琴文獻的整理工作，正式出版和油印的數目有：《存見古琴曲譜輯覽》、《存見古琴指法譜字輯覽》、《歷代琴人傳》、《傳統造琴法》、《傳統造弦法》、《琴論輟新》、 《清代琴譜著見琴人名錄》 上下冊）、《古指法考》、《古琴美學資料選》、《歷代琴書、琴譜提要》、《琴曲新聲》、《琴曲集成》、《古琴唱片資料選》等。這份數目長得讓人驚嘆，僅僅 17年時間，這批人怎麼能夠幹這麼多事！這還不是全部，王迪另外參加了許多超出古琴領域的工作：《全國民間音樂舞蹈會演資料》、《智化寺京音樂》、《1956 年古琴採訪工作報告》、 《中國樂器介紹》、《 中國傳統樂器選編》、 《大百科辭典》、《中國音樂詞典》、《音樂百科辭典》等。她寫下的文章有：《古琴音樂採訪記》、《一個古琴考察者在 50 年代中國的旅行》、《從「幽蘭」「廣陵散」的譜式談到減字譜的時代問題》、《琴曲< 廣陵散 > 初探》、《漫談 < 流水 >》、《< 魏氏樂譜> 中的 < 關山月 >》、《中國古琴大師管平湖先生的藝術生涯》等。對於普通讀者，當然沒必要花費太多時間去理解這些過於專業化的文字，但應該告訴大家，到了 20 世紀，不但一般人，就是專業琴家也對豐富的琴學知識模糊不清了，他們已經說不大清一首大名鼎鼎的琴曲的原始版本和其他變體之間的區別，名稱源自何典，樂曲源自何時，技術如何解釋等等，這就需要專家一一識別並加以闡述。琴學傳統既離不開琴人維護，也離不開專家說理。上述工作的基本範式，就是探源溯流，條分縷析，把傳統琴學納入現代知識體系。 余語：不忍一生業績被這樣抹去
人都愛分個高下，教授、研究院、、博導、主編、首席學術帶頭人，學位、職稱、官位，這些名譽、頭銜和評價都是社會給予的，冠冕堂皇，熠熠生輝。但還有一種評價來自同行，王迪在琴學領域獲得了比之顯赫頭銜更珍貴的口碑，這是她給同行帶來信心和典範的反饋。試問：有多少獲得了各種頭銜的人能夠拿得出《古琴曲集》《琴歌》等一大堆絕不是僅僅是編輯整理那麼簡單的厚重成果，連同一大批花費大量心血編輯的唱片以及時時被人傳頌的錄音製品。這類成果足以讓許多人慚愧。歷史毫無容情地把多數人視之如命、一時地的頭銜和名聲撇開，
把另一種參照系拿到歷史現場，這就是實實在在的成就——永遠屹立的坐標！
20 世紀 90 年代前，還沒有頭銜、學位等評價標準，社會把像王迪一樣研究者們的知名度被控制在很難冒頭的地平線之下，只準保持一副不准出人頭地的平凡形象。另一方面，上述琴家在其活躍時代，也都對虛名不屑一顧，這不但表現為對傳統秩序建立者的認同，而且顯示出傳統文人的清高。然而，遭遇到現代評價體系的時候，他們困惑了，覺得自己的常識受到了挑戰。面對新時代的評價體系，他們感到被時代拋棄了。王迪也一樣，感到了恐慌，這恐慌源於對新式評價體系的不熟悉。處於兩個時代之間的人覺得，自己活動的歲月不是時候，甚至抱怨站錯了時間表。
50 年代，作為「北京古琴研究會」中最年輕漂亮的新女性，她無疑像天使一樣在那座四合院裡飄來飄去，也像天使一樣被老一代琴家呵護。
「北京古琴研究會」時代，老一代琴家內心世界中的朝氣蓬勃，恰恰要由這位年輕漂亮的女性來扮演。王迪扮演了這個角色，獲得了寵愛。
最重要的是，站立在身邊的管平湖，與其說是老師還不如說是精神世界價值體系的坐標，一座強大的不可搖撼的坐標。天天看得見這樣的意志堅定者，年輕人就絕不會懷疑自己所做的一切，堅定不移跟着老師一路前行。然而，「文革」以及接之而來的浮躁，作為價值坐標的管平湖不在了，整個社會價值體系都在重建，面對世風，她的精神世界出現了從來沒有過的危機。面對「有的沒理可說、有的無處說理、有的有理也白搭」的尷尬，一肚子委屈和苦水。這是王迪晚年痛苦的根源。
人們注意到，她沒有興趣在人們面前彈琴了，面對整個社會相遇「非遺」的歡慶場面，她卻沒有 50 年代參與大量演出的興致，社會渴望的目光也沒有喚起她撫琴的精神。即使偶然撫琴，手下琴音也不再像 50 年代那樣天真歡快。或許是年齡，或許是滄桑，或許是「冰弦自調「的隱忍，總讓人感到，她有一股無以為告的情懷，一種涉足當代卻邁不進當代的遲疑窘態。
為人立傳，僅僅記錄故事而不能透析傳主心理的失衡，將不會塑造一個完整立體、敢愛敢恨的人。我們不僅要把故事加入時間維度加以敘述，還應該把不可見的心理轉換為可以描述的行為，以窺見王迪心底隱含的種種難言之隱。這並非是中國文字擅長故事敘述再加西方小說擅長心理表述的另闢蹊徑，而是渴望觸摸王迪一代人集體心緒的深度探視。 她是大膽走出國門的人，20 世紀 90 年代的第一個春天，在美國長達十個月的經歷讓她看到了像自己一樣的女性學者趙如蘭的實際生活。我們無法揣摩她當時的心情，但那個時代到過國外的人的集體回憶，大致可以反映情狀，那是一種與國內的貧困對比懸殊的無奈和憤懣。作為傑出女性的代表，王迪取得的成就絕不次於趙如蘭，獲得的回報卻比趙如蘭差得何止千萬倍。
我與王迪老師的最後一面，就是在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討論學術名譽和生活待遇的問題。如果不打斷她，她可以一個上午不停地向你嘮叨自己心中的委屈。面對一肚子委屈，我不得不把李文如先生剛剛編輯完成的百餘萬字的兩大冊《二十世紀中國音樂期刊篇目匯編》拿給她看，開導她說：一個人有沒有職稱並不重要，留下的作品則會永垂青史。看到厚厚的書稿，她呆在那裡，神情木然，翻動書頁的雙手，突然蒙面，忍不住身體抽動。她好像知道，自己應該把要幹的事情幹完。我無法回答她關於各種職稱的要求，但一位老同事的書稿在那一刻突然具備了無與倫比的優勢，成為我無法作答卻得以逃脫的理由。
其實，作為歷史的記錄者，我喜歡聽到這類牢騷，樂意聽到這類的抱怨，牢騷和抱怨讓我們相信上一個人的真實。她們常常無私，但也會自私；她們常常崇高，但也會斤斤計較。歷史不應該老是把那個時代的人描繪成「無私奉獻「」任勞任怨「」純潔無瑕「。他們是活生生的人，像我們一樣虛榮、愛面子，喜歡被人稱為教授、研究員。她們有家庭，有希望把超量的勞動付出獲得現世報的合理要求。 我們太輕視「集體成果」名目下的負面摧殘作用以及其中體現的「集體不負責」，這些被「英雄集體」鼓舞下默默無聞的工作的人，不屈服於困境，從未放棄國家和個人的理想，別無選擇地把自己的勞動全部化為「集體名譽」。「集體成果」確實無法獲得成果外圍、看得見的「增值」價值量，卻傳達出了另一參照精神。延長琴學生命「物理量」的成果，沒有讓他們個人獲得肯定，卻只為了一個集體榮譽。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給單位和組織，不計較個人名聲，也沒有現代知識產權的概念，在單位和個人並非劃然相別的時代，司空見慣。這不是單宗個案，而是集體寫照。對於那些「集體署名」從而無法分辨個人成就、個體價值的成品，後人應該怎樣說？這類事件引導我們理解那個時代政治與個體生命的構成關係，並在那類針對個人的調查和責問中顯示的仍無法容忍個性的時代底色。
王迪參與編輯《古琴曲集》《琴歌》以及上述提到的大量文獻整理工作以及大量音響製品的編輯工作，融匯了她全部的生命乃至犧牲了家庭和個人的幸福，甚至沒有名分在大眾面前獲得知識分子最看重的尊嚴。終有一天——現在就等到了這一天——人們才能清楚沒有署名的作品中的個體成分並部分理解那些被剝奪的名譽帶給個體的痛苦。很多人都有這種隱痛卻不願意說出來，王迪只不過像一個代表一樣吐了出來。
我們有資格怪她嗎？恰恰相反，反倒是因為她道出了苦水從而讓我們獲得了了解上一代人的方式，而為提供了這種個體化視角探試歷史的途徑而感謝她。所以，作為知道一點內情的人，應該儘可能的把細節記錄下來，好讓後人認祖歸宗，承接血脈，這就是今天我們要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的初衷，也提醒人們不要想當然地把一切成果都簡單的歸於「集體」而忘記了個人。
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2007年，兩位女兒鄧瑩和鄧紅，將母親的遺稿《弦歌雅韻》整理成書，由中華書局出版，內附母親一生輯錄的兩盤琴歌。撫稿而思，或許王迪整理的琴樂不能參加那些以個人名義申報的諸類獎項，獎項評選委員會完全有權認定著述不屬於個人，受惠人也可以無視原創者的名字，聽眾也可以不感恩製作者的辛勞，然而，人們喜歡聽，喜歡唱，代代不息，那些繚繞與老百姓身邊的音響就像生活中的爐邊柴、缸中米，杯中茶一樣，在歲月靜好的日日夜夜，相伴在普通人身邊。唯一難以表達的是後代，女兒們無力禁止琴界公眾不使用母親的名字。所以，作為歷史記錄着，我們應該把學者、琴家王迪的名字，貼在這份溫暖記憶的封面。
（全文完）[2]
參考文獻
- ↑ 《漁歌》 古琴家王迪唯一的錄像 搜狐
- ↑ （轉）帶火焦桐韻本悲——琴家王迪先生 武漢大學古琴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