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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萊爾德·博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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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1854年6月26日—1937年6月10日 |
國籍 | 英帝國加拿大殖民地 |
別名 | Sir Robert Laird Borden |
職業 | 律師、政治家、歷史學家 |
知名作品 | 加拿大獨立 |
羅伯特·萊爾德·博登
羅伯特·萊爾德·博登(Robert Laird Borden,1854年6月26日—1937年6月10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加拿大總理。身為律師、歷史學家及教育家,1901年後成為保守黨領袖。曾致力於公務制度改革、電話和電報公有化、特惠貿易,反對經濟上依賴美國。強調加拿大在世界事務中的獨立性,為加拿大在國際聯盟中贏得單獨的席位。他著述範圍很廣,涉及加拿大歷史、憲法、法學等方面。其肖像現在印於加拿大一百元鈔票上。[1]
人物經歷
第八屆加拿大總理(1911~1920),保守黨領袖(1901~1920)。堅持要在國際聯盟中保有加拿大成員資格。他在爭取加拿大從殖民地過渡到獨立國家過程中起過決定性的作用。生於新斯科舍的格朗普雷,15歲中斷了正規學習,1874年進哈利法克斯法律事務所攻讀法律,1878年取得律師資格,稍後成為法律界權威。1889年建立法律事務所。1896年參加保守黨被選為哈利法克斯議員,進入眾議院。雖為反對黨后座議員,卻是黨的核心小組成員,1900年競選中出任臨時領袖,直到1911年。1914年獲爵士稱號。作為總理,他最關心英、加關係。他長期致力於爭取對英帝國的政策保有加拿大的發言權。1917年英國勞合·喬治建立帝國戰爭內閣時,實現了他的這一要求。
他在內閣會議和外交會議上都支持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由於行政上無能和發戰爭財等問題,博登政府信譽下降。他為了實行徵兵制組成聯合政府。曾支持盟國出兵干涉俄國革命。1919年他因阻止總罷工遭到工會反對。1920年7月辭職。退休後於1921年參加華盛頓海軍裁軍會議,1930年出席國際聯盟,著有《加拿大憲法研究》(1922)、《大英國協聯邦內的加拿大》(1929)和《回憶錄,1938)。
政治生涯
初登總理寶座
羅伯特·萊爾德·博登爵士(Sir Robert Laird Borden,1854年6月26日—1937年6月10日),是第八任加拿大總理。1911年9月25日,羅伯特·萊爾德·博登作為取得競選勝利的保守黨領袖登上加拿大聯邦總理的寶座。這位來自新斯科舍省的蘇格蘭移民後裔,早年曾執教於新斯科舍的一所中等學校,1878年進入律師界,1896年入選國會。1911年擔任保守黨領袖之後力圖推行一些改革政策以恢復黨的活力,但收效甚微。在1911年大選中,他聯合各派力量,成功地組織起反威爾弗里德·洛里埃陣線,從而結束了自由黨長達15年的統治。
然而,新政府上台以後面臨的卻是眾口難調的困難處境。在大選中支持博登的魁北克民族主義者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者是截然不同的兩支政治力量。前者深恐在大不列顛承擔義務,對洛里埃的海軍服役法深惡痛絕;後者則憂心於來自美國的控制,為具有此種傾向的互惠貿易協定而惶惶不安。一些曾使洛里埃一敗塗地的敏感問題現卻轉過來考驗着保守黨政權。
中庸路線
博登缺少洛里埃的機敏、老練,但卻具有堅定的信念和頑強的意志。同洛里埃一樣,博登要走的也是一條妥協、中庸路線。這一點從博登新政府的構成上即可見一斑。
來自多倫多金融集團的托馬斯·懷特被任命為財政部長。懷特是與洛里埃分道揚鑣的多倫多自由黨中「十八個反叛者」之一,與麥肯齊——曼財團關係密切。具有類似背景的阿瑟·米恩擔任了副司法部長。
保守黨在內閣中的代表除博登外還有4人。來自馬尼托巴省的羅伯特·羅傑斯任內政部長;喬治·E·福斯特任貿易與商務部部長;薩姆·休斯任民兵部長;J·D·里德博士任關稅部長。
博登也謹慎地邀請了魁北克的代表參加內閣。亨利·布拉薩個人對之不屑一顧,但卻表示,如果博登贊同將海軍問題訴諸公決,放寬移民政策,安撫西部少數民族,他可以推薦F·D·蒙和其他魁北克人加入內閣。這些條件對博登來說不成問題。這樣,新政府中又增加幾位魁北克民族主義者,包括公共工程部部長蒙,國內稅務部部長布魯諾·南蒂爾,司法部長C·J·多爾梯和不管部部長喬治·珀利。
保守黨在議會眾議院占有多數席位,但參議院中卻聚集着一批自由黨當政時期任命的終身參議員,預示着博登在推行新政策的道路上不會一帆風順。
總理的內政
在內政方面,博登基本上是循着洛里埃走過的道路繼續走下去。國家政策自然是政府施政的基石。博登既沒有許諾也不曾打算有什麼重大建樹。互惠貿易協定的失敗解決了工商業者擔心的關稅問題;入境移民的持續增加保障了西部拓殖事業的順利進行;鐵路發展計劃仍在緊鑼密鼓地制定與實施。
然而,由於資本主義本身發展規律的作用和國際環境的影響,保守黨政府上台後加拿大的經濟狀況並不象原來設想的那樣美滿。洛里埃時代的繁榮到1913年就顯出凋謝的跡象。小麥價格的降低導致農民收入減少;國外投資的削減引起經濟建設速度的放慢;西部拓殖事業已接近尾聲,加拿大結構中的靈活因素正在消失。然而,博登政府對於解決國內經濟問題一籌莫展。新政府與生俱來的民族主義熱情使加拿大自然而然地捲入國際紛爭的漩渦之中。
博登政府上台之際,國際局勢正日趨緊張。在歐洲,德國的迅速崛起對英國的海上霸權構成嚴重威脅。德國無論在軍艦生產能力和海軍發展速度上都超過了英國。促使英國政府下決心訴諸一戰。
一旦英國捲入一場世界戰爭,作為英帝國重要成員的加拿大勢難潔身自好。博登希望加拿大能在帝國中發揮積極作用,不僅僅是共赴戰爭,而且在共同的外交政策上擁有發言權。在1910年關于海軍法案的辯論中,博登就提出:「我堅決主張,以英國兩黨和帝國各自治政府為成員的防務委員會,應對帝國防務在組織上予以控制。……如果我們參予帝國的持久防務,我們必須對這些事有一定的控制權與發言權。」為此應當促成中央集權的英帝國轉變為未來合作的英聯邦。要實現這一目標,博登面臨着雙重難題:既要說服英國當局讓加拿大分享權利,又要使加拿大人明白承擔帝國義務的必要性。
落寞的結局
除了來自魁北克的強大阻力外,博登的計劃也受到在野的自由黨的掣肘。洛里埃在魁北克強調指出,如果英國真的面臨危險,他與其他法裔加拿大人會以各種方式伸出援助之手,但他反對為任何「虛張的危機」貢獻什麼。
1912年12月,博登的海軍方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但卻被自由黨占多數的參議院以未經加拿大人民批准為由否決了。兩黨在帝國防禦問題上形成互相掣肘之勢。到1914年8月4日英國對德國宣戰為止,博登的宏偉藍圖並無半點進展。他既沒能說服加拿大人民承擔起帝國義務,也沒有為加拿大爭得在帝國外交中的發言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