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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碩傑
原圖鏈接 圖片來源360搜索 台灣經濟研究院首任院長
出生	1918年 上海
逝世	1993年
國籍	中國
職業	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

蔣碩傑(1918年-1993年)，著名經濟學家，湖北應城人，辛亥革命元老蔣作賓(原國民黨內政部長、安徽省主席)之四子，生於上海。畢業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歷任台灣經濟研究院首任院長(1976年-1980年) ，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曾供職於國立北京大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美國羅徹斯特大學和康奈爾大學。蔣碩傑也是首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正式提名的華人經濟學家(1982年)。

人物簡介

蔣碩傑，著名經濟學家，湖北應城人。日本慶應大學預科畢業，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哲學博士與經濟學博士。1945年冬返回中國，任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調查研究處處長，1947年執教於北京大學。翌年去台，在台灣大學執教，1949年赴美就任國際貨幣基金會研究員。1954年偕劉大中返台任行政院經濟顧問，提出台幣貶值與貿易自由化政策，研擬外匯改革辦法，是為其後台灣當局1958年外匯改革藍本。195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60年任美國羅契斯特大學教授。1969年轉任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1970—1971年出任台「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委員。曾任英國牛津大學高級訪問研究員。1972年至費城大學講學，1974年鑑於台灣發生通貨膨脹危機，與劉大中等院士參加中央研究院當前台灣經濟問題座談會。1976年任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1980年改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為台灣著名經濟、國際貿易和金融理論家。1981年出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首任院長，致力推動經濟自由化。提出五鬼搬運法、金蟬脫殼法等論點，卻引發工商人士的不悅。1984年膺選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榮譽院士。1993年病逝於美國芝加哥。

學術貢獻

著有《皮特曼貿易圈的實際工資與利潤差幅之變數》、《台灣經濟發展的啟示一—穩定中的成長》、《匯率利率與經濟發展》、《經濟科學論文集：籌資約束與貨幣理論》等。曾赴大陸訪問交流。先後在美國、台灣等地多所大學和單位工作。對台灣經濟改革貢獻極大，是唯一一位獲得提名角逐諾貝爾經濟學獎（1982年）的華裔經濟學家。 蔣碩傑一生的言論和主張，簡言之就是「自由經濟」、「市場經濟」，是回歸亞當•史密斯時代的精神，不論是「重視儲蓄」、「去除管制、自由化」、「反對凱因斯政策」、「狹義貨幣、流量概念」，以及憂心「揠苗助長政策」，都同樣指向「反對政府干預、讓市場機能充分發揮」這個平淡無奇看似簡單的結論。

蔣碩傑反對政府實行通貨膨脹政策，他稱之為五鬼搬運法，假使有人不生產或服務，只需要製造貨幣，就足以在市場上購買商品，等於掠奪了別人的生產成果，類似於竊盜行為。他繼續表示：如果銀行發行貨幣去放款，就等於銀行幫助借款人施展五鬼搬運法搬運別人財物，來供借款人使用。蔣碩傑並進一步以金蟬脫殼法，說明通貨膨脹政策的實質效果：由於物價上漲，債務人所負擔的實質債務就會減少，形同金蟬脫殼，而存款人則成為金蟬脫殼法下的受害者。蔣碩傑反對運用五鬼搬運法及金蟬脫殼法來掠奪他人的財物，認為將造成財富分配的不均與社會的不穩。

1956年時，蔣碩傑重新闡述了「可貸資金理論」；他認為凱恩斯的投機性貨幣需求，實際上只是短期金融資產與長期債券間之投機性套利行為，無法使利率結構失去彈性。此外，在國際金融方面，提出完整的遠期匯率決定的理論，並建立外匯投機與國際資金流動之理論架構。

關於經濟學家在社會上應扮演的角色，蔣碩傑認為經濟學家如果能夠提出正確的主張，對社會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因為正確的政策有利於人民。蔣碩傑敢於指正錯誤的觀念，從不盲目地為政策辯護，更不曾替利益團體護航；他大力反對經濟管制，建議採取匯率與利率自由化等政策。自1954年起，政府陸續推動貿易自由化、鼓勵出口，採取自由經濟政策，奠定了台灣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

詳細介紹

蔣碩傑，辛亥革命元老蔣作賓之四子。日本慶應大學預科畢業，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哲學博士與經濟學博士，其博士導師為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1974年哈耶克與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一同獲得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1945年冬蔣碩傑返回中國。1946 年出任北京大學經濟學系教授，以後歷任台灣大學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研究員、美國羅徹斯特大學與康奈爾大學教授等職。1980年以後在台灣創立中華經濟研究院，任院長、董事長等職。蔣碩傑教授一貫反對通貨膨脹、反對各種經濟管制以及人為干預市場。自1954年至1960年，台灣當局根據蔣碩傑教授的建議，先是改採高利率政策以對抗通貨膨脹，接着廢除複式匯率，改採單一匯率，讓新台幣貶值到市場能夠承受的價位。這樣推動貿易自由化、鼓勵出口、推進國內外工業合理分工的自由經濟政策，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74年至1978年，蔣碩傑和劉大中（1975年因患癌症而自戕）、邢慕寰、費景漢、顧應昌、鄒至莊幾位院士聯名向台灣當局提出建議，為台灣走出經濟困境和經濟起飛作出了巨大貢獻。蔣碩傑的貨幣金融理論在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有着廣泛影響， 韓國實際上也採取了他的理論和政策，才取得了與台灣一樣的經濟發展的奇蹟。許多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往往以台灣的經驗作為發展的模式。

20世紀80年代末至1992年5月，蔣碩傑教授幾度應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部門邀請，回到闊別40餘年的大陸。他曾出席中國金融體制改革國際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講學，他的經濟學專着在大陸也陸續問世，引起政經界的關注，蔣碩傑教授的講話及其理論對大陸經濟發展有着重要的意義。在京期間，蔣碩傑教授受到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等人的接見和有關方面的宴請。鮮為人知的是，年逾七旬的蔣碩傑教授還被國務院特聘為國家體改委廳級幹部，這也是蔣碩傑教授平生最後一個官方職務。為此，他曾隨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安志文為首的考察團到各地考察、指導經濟工作。

1947年即其29歲時，蔣碩傑就與馬寅初等幾位經濟學界的泰斗一起，被北京大學經濟學法學院院長周炳琳教授提名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選人，雖未遂願，但也足以顯示其自有不凡之處。1958年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博士親自提名為台灣第二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既是第一位經濟學院士，也是人文組最年輕的一位院士，時年40。

蔣碩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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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生涯

蔣碩傑的學術生涯分成三段時期，一，他自倫敦政經學院畢業後的十年，他在這十年間抱持一種類似於米德(JamesE.Meade)之中間路線的「自由競爭的社會主義」，並不完全反對經濟計劃。二，他從195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後期的二十年。在這段期間，他從反對瓦拉氏法則（Walras'Law）的誤用，逐漸了解「自由競爭的社會主義」的錯誤。然而，由於未能找到信服的替代性的理論，他在此時期仍未完全拋棄社會主義。三，他回到中華經濟研究院以後的時期。在這段期間，他從台灣經濟發展經驗的研究中，深刻認識到自由經濟的本質在於企業家的創新及自由競爭的發現過程。由於這兩項本質分別是奧地利學派(AustrianSchool)的米塞斯(L.Mises)與海耶克(F.A.Hayek)在「社會主義之計算的大辯論」中所堅持的觀點，後期的蔣碩傑找到了可以讓他完全拋棄社會主義的替代性學說學說。

一、接受中間路線的時期

根據自述，蔣碩傑於1941年任職利物浦領事館時便體認到五鬼搬運法的不道德和竊盜行為，也於1945年擔任「東北經濟委員會調查研究處」處長時深刻了解物價管制的荒謬。這些自述明顯地道出他在1940年代末期是反對政府過度干預經濟事務。這時他剛從倫敦政經學院畢業，對於海耶克及奧地利學派的經濟思想應相當熟悉。因此，他反對政府過度干預經濟事務的態度並不出人意表。相反地，倒是他對於自由經濟的支持程度叫人好奇。在1948年的〈經濟制度之選擇〉一文中，他曾提到兩點他不能完全同意自由經濟理念的觀點：

1.最理想的自由企業在提高生產一點也可能有一嚴重的缺陷，即自由價格機構可能無力使社會之儲蓄傾向與投資保持一種必需的關係，以不斷的產出足夠的有效需要，來維持各種生產因素的充分利用。因此常易發生失業的現象。…只要政府能隨時以不與私人企業衝突的公共投資來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自由主義社會中的失業不是無法消弭的。

2.我們應該探討的途徑，是如何使社會主義兼而有理想中的自由主義的優點。…其實集體計畫經濟並非社會主義必要的附隨條件。…社會主義的經濟，盡可採用一種分權的經濟制度，而使之兼有完全競爭的自由主義之長處。

蔣碩傑當時對於民主社會主義的信仰：

1.1949年，他採用奧地利學派的時間延續性，推論出經濟落後國家應該先辦輕工業、再辦重工業的發展策略。

2.1952年，他於休假回台時介紹尹仲容閱讀米德所著《計劃與價格機制》一書。他在《序言》中清清楚楚地說該書旨在於推動自由社會主義的「中間路線」。

二、轉變時期

蔣碩傑對「自由競爭的社會主義」的信心一直持續到1978年，雖然他的信心逐漸在消失。1978年，他與邢慕寰等五院士共同發表《經濟計劃與資源之有效利用》一文，還對經濟計劃懷抱遠景，並計劃將全國可用於投資之資源都加以規劃。這些規劃包括了調整關稅與商品稅、允許廠商對其投資自由折舊、發展資本市場、籌建大汽車廠、擴大經濟建設委員會之權責等建議。由於他並不信仰集體社會主義，因此該文的結論強烈地呼籲市場機能。

他在1960年初期可能就已經開始懷疑「自由競爭的社會主義」在經濟理論上的正確性，但由於未能找到另一套令他信服的替代理論而未完全拋棄。我們認為：引導他開始懷疑社會主義的是他在1960年代初期對於瓦拉氏法則的研究發現，而最後讓他完全拋棄社會主義的則是他在1980年代初期對台灣經濟發展的研究發現。

瓦拉氏法則不僅是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經濟體系達到均衡的核心假設，也是凱恩斯學派發展貨幣理論的基本假設。蔣碩傑是從柏廷肯(D.Patinkin，1958)的一篇文章警覺到瓦拉氏法則被普遍誤用的現象。他假設一個僅包括一個（總合）商品與一個債券的貨幣經濟，而各經濟單位在各期期末的預算限制式加總起來可寫成：Md+Bd=M0+Bs+(Cs-Cd)，其中Cs和Cd表示各經濟單位在這期間內對商品的總供給與總需要，Bs和M0表示期初全經濟的貨幣供給和債券的供給，而Md和Bd表示各單位在期末對貨幣和債券的總持有量。假設期末時債券市場與商品市場同時達到均衡，這兩市場的均衡式可寫成Cs=Cd和Bd=Bs，帶入預算限制的加總式之後，可導出：Md=M0。

蔣碩傑問道：這是否為貨幣市場的均衡式？若是，當商品市場與債券市場同時達成均衡時，貨幣市場便會自動達到均衡。這等於是將瓦拉氏法則的應用範圍，由純粹的商品交易經濟推廣到貨幣經濟。若接受該法則，在分析均衡狀態時，我們便可丟棄其中任一個市場。這個「被丟棄的市場」可以是商品市場，或是債券市場，也可以是貨幣市場。然而，蔣碩傑卻指出：利用預算限制式加總出來的Md，是各單位在期末時所持有的貨幣總量，最多只能稱作貨幣被作為價值儲存（到下一期）的需要，並不包括各單位在這期間內為完成商品交易而（預先）持有的數量，亦即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需要。因此，在貨幣經濟里使用瓦拉氏法則，不論是丟棄貨幣市場或是債券市場，都同樣地誤解了貨幣的功能。其結果將高估貨幣作為價值儲存的影響，並忽略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影響。只要交易或投資計劃必須使用貨幣，採用瓦拉氏法則分析便會帶來錯誤的結果。

當政府無法羅致優秀人才之後，人才自然「散處民間」，故他主張「此時應鼓勵企業家自己出國考察國外市場，以發現新外銷產品」，同時應注意到「企業家所發現之新外銷產品未必即為政府認為應接受獎勵者」。宜注意的是：這些人才如果還留在政府，政府就可以進行經濟計劃。同樣的觀點亦出現在《經濟計劃與資源之有效利用》一文，他一方面主張：「蓋有利之投資方向，須待眾多之企業家，分別自各方面發掘尋找。其所選擇之投資方向，未必屬於政府所限定之類目。」另一方面則認為：「晚進國內外專家多認為機械工業為我國下一階段工業發展之最好方向，則此時正可大膽以四、五億美元之投資，促其建立。」換言之，此時期他仍視新外銷機會和可外銷的新產品為客觀的存在，只要資質夠高的人才就有能力發現它們，不論該人員任職於政府或是經營私人企業。如果人才開始散布，政府便無力管理全面的經濟活動，此時不妨專責於「防止嚴重的失業及不景氣的發生」，而將開拓市場的職責交給私人企業家。這便是蔣碩傑對於「自由競爭之社會主義」的解釋，也是朗其修正後的市場社會主義。

三、接納自由經濟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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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克·海耶克於1937年的《經濟學與知識》一文指出：資源的利用決定於個人擁有的知識，這些知識不僅決定個人的生產與需要數量，更決定商品的種類和生產的方式。之後，他又於1945年發表《散在社會的知識之利用》一文，指出：這些知識不僅零碎地分散在個人身上，更只存在經濟活動的現場，有時也出現相互衝突的情景。中央計劃局絕對無法整合這些知識，因而無法正確地決定資源的配置。

蔣碩傑1983年發表的《台灣經濟發展的啟示》似乎完全掌握了弗里德里克·海耶克對「發現過程」的精髓。

蔣碩傑提到：1950年代的台灣是個貧困而落後的社會。當時八百萬的人口在接收日本人帶不走的糖與米的生產事業外，只有規模甚小的煉鋁工業，以及移轉自大陸的棉毛工廠。當時每年的國外貿易總值約兩億美元，其中貿易逆差為三千萬美元，出口值的百分之八十都來自糖與米的出口。蔗糖出口由國際協定所決定，每年由參與國際蔗糖協定的產糖國家共同決定市場分攤的額度；稻米則專銷日本，每年的數量和價格都由兩國政府直接磋商決定。因此，這兩種主要出口品的彈性實際上是等於零。在無法增加出口值以減少貿易逆差的情形下，讓外匯匯率由市場決定，無疑地會造成台幣的貶值，並使進口貨物價更為上漲。但蔣碩傑當時依然堅持市場法則，反對政府干預匯市。

至此，他改變了與五院士聯合建言時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解釋，不再將台灣的成功歸因於政府的計劃與指導，而歸功於政府放寬外匯管制和台灣的企業家。鬆綁管制之後，商品價格與匯率會回歸市場，而這些不被扭曲的價格結構提供企業家做正確的利潤計算，投資於具有比較利益的產品和生產方式。之後，毫不驚訝地，蔣碩傑以更清楚的自由經濟去定義被誤解的「出口導向」發展策略。

論文著作

Tsiang, S.C. 'The 1951 improvement in the Danish balance of payments.' IMF Staff Papers, vol. 3, 1953, pp.155-170

Tsiang, S.C. '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loanable funds theories, multiplier and velocity anlysises: asynthe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6, 1956, pp.539-64.

Tsiang, S.C. 'The Theory of Forward Exchange and Effect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on the Forward ExchangeMarket', 1959, IMF Staff Papers.

Tsiang, S.C. 'The precautionary demand for money: an inventory theoret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 vol. 76, 1968.

Tsiang, S.C. 'Taiwan's economic miracle: lesson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C. Harberger, editor, 'WorldEconomic Growth; Case Studies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San Francisco, CA, 1984.

人物評價

即便是被稱為經濟狂人的張五常教授，對蔣碩傑也不無感佩。張五常教授在1988年 1月29日撰寫的一篇悼文中寫道：「在經濟歷史上，這是很難辦到的。為什麼台灣有過人之處？已故的經濟學者劉大中及仍健在的蔣碩傑--尤其是蔣碩傑--看來有一定的功勞。」

據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張友仁教授《蔣20世紀40年代中晚期的學生》也曾在悼文中介紹過：「我們有鑑於蔣碩傑教授在貨幣金融理論和實踐上的突出貢獻，他的理論是當代貨幣金融理論的最高成就，認為他應當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恰當得主。正當我們在醞釀聯名和寫材料向瑞典皇家科學院為他提名申請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之際，突然傳來了他已經不幸病逝的消息。按照諾貝爾獎的評獎規定，是只獎給在世人物的。」讓我們記住這個中國人，這個曾為兩岸經濟發展作出突出貢獻、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正式提名的鄂籍經濟學家。

著名經濟學者蔣碩傑逝世10周年，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蕭萬長特別推崇他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並認為其建言是順利度過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在50年代，民間儲蓄率低於10%時，蔣碩傑即建議政府將實質利率維持在一個合理而較高的範圍內，以刺激民間儲蓄，雖然這明顯牴觸當時盛行的凱因斯學派。做為看不見的手自由經濟理論的忠實信徒，蔣碩傑也反對政府干預貨幣供給以刺激經濟活動的做法，尤其在資本貧乏的時期，低利率政策只利於本就較易取得資金的特定族群。相當自豪自己所提出的高利率政策被政府採用的蔣碩傑，蕭萬長也舉台灣和韓國的經濟發展歷程為例，因為貨幣政策的差異，採取高利率貨幣政策的台灣，在1965到1981年間，民間儲蓄達到國民生產毛額的12.1%，同時期採取低利率政策的南韓僅有5.4%，偏低的民間儲蓄，使得南韓政府不得不大幅向外舉債，這也解釋了韓國後來發生通貨膨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