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趙中和老師(王雲洲)
作品欣賞
記趙中和老師
很小的時候，就聽說河堤村的趙中和是個傳奇人物，修公路、修大渠，搞大型定向爆破，非他莫屬，說他指揮打多深的炮眼，打什麼角度，什麼炸藥裝多少，都經過計算，能精確控制。安窩村西黃河沿上那個老虎咀，據說就是他炸開的，那刀切似的平面，是他的傑作，不多不少不說，還能使爆破後石壁平展如削。神了！
他的傳奇是因為他的身份：朱德總司令的翻譯；與他父親倆，一個是反革命分子，一個是右派分子；都從工作單位被遣送回家，接受管制，勞動改造。
1976年春，我到河堤上高中，學校離趙家百十來米，有幸認識了他們父子。其父趙廷襄，身材較魁梧，好像是山西大學歷史系畢業。印象中，常年穿一件深色中山裝，領袖和下擺都有磨爛的線頭。他不多與人說話，總是踽踽獨行。他原是垣曲一中教師，聽他當年的學生說，趙老師對學生就像一位慈祥的父親甚或母親，而且特別風趣幽默，愛給學生開玩笑。一次課堂上講怎樣寫尋物啟事，他舉例說，咱班某某同學家的一頭小花豬走丟了，大家以此為題寫個尋物啟事。話音剛落，這位同學馬上站起來，翻臉抗議，說你侮辱我們回民。原來他忘了這位同學是回族，急忙賠情道歉。大煉鋼鐵那年，他帶學生在窯頭山上勞動，學生們為了尋開心，從山頂往溝底放擂石，石頭哐當哐當碰撞下去，有學生興奮地高喊"衛星滾下去了"，趙老師也跟着起鬨，也說"衛星滾下去了"。就因為這句話，讓他餘生遭難。當時全國都在競相放衛星，報上今天說哪裡小麥畝產幾萬斤，明天說哪裡煉鋼多少噸，所以趙老師因這一句話立馬受到批鬥，劃為反革命分子，又被遣回老家，經常被開會批鬥。經過發動，有人揭發出他還有別的反動言論，比如修關家大渠時，他從學校回河堤老家，見工地上熱火朝天，就戲謔說，政府就是厲害，想在哪裡修渠就在哪裡修渠，想從你鼻臉凹里過就從你鼻臉凹里過。這些話被翻曬出來，都成了反動言論，加上他是知識分子，人們按照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時代邏輯，篤信知識分子的腦子裡有陰謀，肚子裡儘是壞水，因而大家有權有理由懷疑他這是心懷不滿、心懷不軌。經過一次次無休止地批鬥，他整個兒變了，變得沉默寡言，再也幽默不起來了。他不知道自己是該懺悔呢，還是該怨恨。二十年後，文革結束，他獲平反，到縣文化館與幾個倖存的遺老寫回憶錄，整理文史資料。老漢自然心情愉悅，而且依他本性，又興奮起來。但命運無常，他不幸又患腦血管病，很快就去世了，就這樣結束了人生。
趙廷襄先生的兒子趙中和，更是個有性格有故事的人。他在北京工作時，找個對象是某省委書記處書記的千金，他犯事前還領着回過一次老家。他老家在河堤東北高坡上的柴火莊，千金穿高跟皮鞋，從柴火莊到河堤，一路下陡坡，心驚膽戰，只能蹲下去一步一挪。後來，他不知為何被定為右派，先是發配到山東淄博中學當俄語老師，後來也被遣送回鄉，與父親和繼母一起生活。剛回到村，沒個正經地方住，他就自己動手蓋房子。他父親年事已高，幹不了這活，蓋房的檁、椽都是他一人從很遠的山上砍伐背回來的。這種重體力的勞動，農村好小伙都發怵。誰家裡要蓋房子，這些活肯定是要找人幫忙的，而他誰也不找，還拒絕別人幫忙，只是趁晚上或農閒，堅持自己一人干，磨破鞋和衣服，磨破肩膀磨出厚繭，而且隨處停宿，天黑看不見路了，就地躺下，不管是路邊還是山上。除了備木料，還要拉石頭打房基，打土坯砌牆，這些活都是自己干，老父親打下手。當時，人們除了嘆服其膽量和能吃苦，還認為這人很怪。現在想想，不要人幫忙絕不是逞強，須知央人幫你幹活，雖說不用出錢，但飯不能不管，而且飯不能太稀，饃不能太黑。所以誰家要建房，就得先攢糧食，糧食才是建房的資本。這叫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與打仗打的是經濟一個道理。可當年的趙老師，家裡有多少隔夜之糧？他上山背木頭，所帶的充飢之物，基本上就是柿疙瘩和紅薯。所以，他不是不請人，而是請不起。
至於農業生產勞動，多少也是有些技術含量的，都要從頭學起。比如夏收擔麥，捆不好或扁擔插不好都不行，這一課就讓他學了差不多一夏，才勉強過關。一次，擔到半路又嬎蛋了，一擔麥落地，不知這已是多少回了，讓人憤然而尷尬，費勁不說，還讓人笑話。他索性打起了垣曲鑔：「我綽號喚一吊眼狼，擔麥半路打頭場。」（他眼袋大，故自稱吊眼狼。碾頭場麥叫頭場）。傳得外村人都知道了。不過也有他能幹好而別人幹不了的活。最讓人佩服的一件事，是那年冬天，正是小麥冬澆的時候，上河電灌站的吸水龍頭壞了，大隊派他去打撈。之所以派他去，既是因為他水性最好，也有不用言明的理由。水池邊，寒風中，他仰頭灌下半瓶白酒，脫下衣服，甩在地上，縱身潛入水中。他用一根粗鐵絲，在八九米深的水底，搜索尋找。終於找到了，再用鐵絲綁住機器拖出來。據說，這過程持續了大約七八分鐘！出水後，他渾身打冷顫，身體已忍耐到極限，身上還有幾道滲血的劃痕。大家趕緊為他擦乾身子，讓他穿上棉衣棉褲，讓他在兩堆大火中向着。在場的人，許是有所愧疚，不住地說他「厲害」。而他稍緩了緩，又開始談笑風生。但畢竟對身體傷害太甚，回去後睡了幾天，不過生產隊還是按出工為他記工分。
儘管他有這樣的英勇事跡和貢獻 ，但他仍然是被管制對象，該批鬥還是要批鬥。當時，河堤村的「四類分子」好像有八九個，他家就占了倆，開批鬥大會，父子倆雙雙到場，低頭認罪。就這樣，一天天熬着。
趙老師是有名的孝子，對繼母恭敬有加。他常講在課堂上講「有父不顯子」之類的倫理孝道。大概其父也不善理財，他家的錢由他媽掌管着，估計平時也就是個幾塊幾毛的，而他自己有一分就交給母親，花一分都要向母親伸手，而且畢恭畢敬：「媽，給我幾毛錢，我去買燈油。」然而，他卻不通農村人情世故，去親戚家總是兩手空空。也許他是不屑俗俗套套的，親戚們也不和他見怪，畢竟他從小不在農村生活。
夏日的一天，午休時，幾個同學在學校院裡打乒乓球。趙老師背一扁擔，扁擔的一頭挑着一副繩，拿一把鐮刀，去收割小麥。因還不到上工時間，就踅進校門，從一個同學手中拿過球拍打了起來。他打球的動作很瀟灑，水平也不低。沒打幾下，就汗流浹背了，他放下拍子，脫去白粗布褂子，這時我們愕然看見，他的腰帶是一條牛皮繩，就是農村捆麥或用作牛拉犁上的那種，三股合起來的，又粗又硬。這繩維繫着的，是他的中式褲子。見狀，我們不禁鬨笑起來，而他卻一點也不難為情，對我們的笑，似乎根本沒有聽見，只說"來"，便又開始打起來。後來，我們見他在校園操場倒立、上單雙槓，就更加佩服。他還是游泳健將，在黃河斗浪潛水，能游出各種花樣。河堤村瀕臨黃河，男人們從小都學會了游泳，而且不乏高手，但誰也比不了他。當時他已經四十四五歲了，雖說和同齡人一樣，已是滿臉皺紋，但他這些體育技能無人能比。那年，大隊搞民兵訓練，準備去參加公社的大比賽。他路過訓練場，看那些人松松垮垮、扭三拐四的樣子，就很生氣，也很不客氣地大聲批評斥責，並親自示範，喊口令，做立正、正步走、刺殺、擲彈等整套動作，極標準的軍人姿勢。現場被他一個人的氣場震懾了，讓這些民兵們開了眼。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幫，中國人從噩夢中驚醒，過去的時代現在看來是多麼荒唐！河堤村的人們，也覺得愧對趙氏父子。本來嘛，他們之所以成為鬥爭對象，那是上面定的，老百姓哪懂這些！現在，帽子雖然還沒有摘去，但好像已沒什麼懸念，就是最普通的人，包括農民都能感受到開放的氣息，都認為為他們這些人平反理所當然，勢在必然。這麼多年，勞改歸勞改，批鬥歸批鬥，但大家心裡明白，他們是好人，是有大本事的人。
很快，學校聘趙中和為我們的老師。
我們這個所謂的高中，其實只有一個班，三間教室，無灶無宿舍，學生食宿自理。那些日子裡，趙老師每天早早吃飯，踏着歌聲到校，有時高聲唱歌，有時朗誦"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他宏亮的聲音，迴蕩在校園，讓我好生仰慕，那種激情也讓我年輕的血液沸騰。他為我們代數學課，老愛拿如何準確發射大炮做比喻，要不講着講着就講到文學上，或者用他那中氣十足的渾厚男中音唱伏爾加縴夫曲，我們倒也樂意開心。
當時，我們沒有正經的數理化老師，學校和大隊協商從回鄉的高中畢業生中簡拔，充任教師。有一次公開講課選拔數學老師，河堤大隊黨支部書記也坐到教室聽課，他不識字，高中數學當然更聽不懂，只是拿一根長長的煙袋桿，吞雲吐霧，一鍋接一鍋抽旱煙，直到結束才離開，這足以說明他對我們的重視和關心。但很無奈，確實找不下讓人滿意的。
我們學的數學課，有些內容是剛從大學下放的，記得有優選法和概率。趙老師也沒學過，要現炒先賣，所以講得比較費勁，我們學起來也很吃力。一次，遇到一道例題，他認為這道例題的解法是錯誤的，但又無人可與討論，就在課堂上對我們說出他的看法，但有一個同學說書上沒錯。那天晚飯後，趙老師誰也沒說，在初冬的寒風中，踏着殘雪，獨自一人跑到十里外的縣立解峪中學，找人請教。對方也說書上沒錯，但其講解沒能讓他滿意。於是他又連夜到離解中二十里外的古城中學找人請教，終於使他信服了。完後他又走二十里夜路返回，早上第一節數學課準時走進教室，說那道題課本上沒錯，等於說是他弄錯了。並說，就是要這樣子，這樣子你們才能印象深刻，才能記住。但我始終糊裡糊塗，沒弄明白這道題的對錯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並不是說趙老師教得不好，而是我們的基礎太差了，大部分同學對數學喪失信心，乾脆就徹底放棄不學。但趙老師並不因此也放棄我們，也不願意自己糊塗下去。可見其敬業和較真的勁頭。
大概是1977年初夏，一天，我們奉命到安窩公社參加群眾大會。大會宣布了對一批管制人員的平反決定，其中就 趙中和老師。趙老師代表這夥人作表態發言。他的發言稿只有一頁紙，我清楚地記得開頭兩句："我是趙中和。感謝華主席，感謝黨中央．....."，他不說我叫趙中和，而是說我是趙中和。我第一次聽人這樣介紹自己，一字不同，顯露出自信。他相信這一天會來的，相信自己不會像一粒塵埃，就這樣老去，歸入塵煙，更自信這大會台上台下場裡場外沒幾個不認識自己，即使不認識也聽說過，今天就讓大家看看，我就是趙中和。這口氣，儼然透出在中央大機關工作過的派頭。安窩公社機關在黃河北岸一個坳地里，背後靠山，左青龍右白虎，對面是聞名的百丈懸崖雕窩崖。會場大喇叭聲音本來就很大，有雕窩崖擋住聲波，回聲更加雄壯。趙老師發言嗓音洪亮，簡短有力，充滿激情，加上他用的是洋氣的普通話，就更顯得水平高、有氣勢。會場中有人說伢就是家火！當地土話，家火就是厲害。他的發言，與其說是表態，不如說是宣言。青山黃河作證，噩夢結束了，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參會眾人情緒很好，也很放鬆，這是一種從未有過的體驗，在人們的記憶中，像這樣的大會，都要拉兩個像趙中和這樣的「壞人」批鬥一番的，或者在大會上宣布誰誰誰反對、破壞什麼，要毫不留情，堅決鬥爭，火藥味都很濃，眾人心情緊張，充滿恐懼。這次為這些人平反，就是變天了，中央順應民意，順應潮流，社會回歸到理性和正常的生活中來，不再打打殺殺，百姓們心情舒暢了。但會場裡，也有些人好像怪怪的，心有不甘的樣子。你放心，這肯定是那些運動紅人。
趙老師畢業於抗日軍政大學，專業是俄語和海軍炮科什麼的。我問他到底當沒當過朱總翻譯，他說當年他在朱總辦公室還是軍委，職責是守一部專與蘇聯聯繫的電話機。另外，還告訴了我一些朱總的軼事。至於他是說了什麼話被打為右派的，我已記不得了，總之是很一般很平常，沒有什麼言詞激烈的過頭話，更沒有什麼猖狂進攻，所以記不得，否則不會忘的。那場運動開始時，反覆動員，鼓勵大家提意見，以示開門整風的誠意。按捺不住的人就暢所欲言了，結果就是後來的結果。而有些人並沒有說什麼，但右派分子有指標，就協商一個，與本人說好，反正都說這沒什麼意思，只是為了完成任務而已，結果呢，與那些真真假假的右派一個下場。趙老師大概屬於此類。
正式平反後，他去北京找到原單位，要求恢復軍籍，答覆是不行，恢復工作要到淄博中學。他很失望。軍籍未能恢復，但不知怎麼穿了一身海軍服裝，戴着軍帽回到了村里，村民們更是刮目相看。路過一個飯場，他又語出驚人："你們說，我是當一名右派分子好呢，還是當一名人民海軍戰士好？"大家諂笑着："海軍好海軍好。」
後來，他去了淄博中學，未幾又調回垣曲古城中學代英語。這時的趙老師，已是四十七八歲了，仍舊單身。有人介紹了一個，見面後趙老師問介紹人對方怎麼說？介紹人是趙老師一個本家兄弟，不好意思直說對方從相貌上懷疑他的年齡，便說人家嫌你臉上皺紋太多。趙老師心說，我找你一個村婦，已是放低了多高的身段，反倒嫌棄我了？！他手指自己的額頭，厲聲道："你告訴她，這裡，曾發生過多麼嚴重的災情！"瞧，與人分手都是這樣，表達得悲壯而浪漫。
工作不能如願，與原來的憧景和雄心反差太大，致使他極度鬱悶，並發展為抑鬱症，不分場合滔滔不絕，高談闊論。我畢業上班後，他經常找我，也沒什麼事，就是大發牢騷。一次，他說着說着，又來了情緒，怒拍桌子，聲淚俱下："他媽的一個人一輩子有幾個二十年！"是說他那被耽誤受害的二十年。我那時還住縣政府大院公房，只有一間，擺上家具後，空間十分侷促，但這絲毫不妨礙他演講，興致來了，就在屋裡載歌載舞，扭起東北大秧歌來。每當這時，我笑着笑着就鼻子發酸，眼淚汪汪了，心說，我趙老師恓惶哩。他這種狀態，持續了幾年才漸漸恢復正常。
後來，他與一位女工結合，幾年後女方不幸病故了。她患病期間，生活不能自理。趙老師日夜守護，既要清理屎尿，還得洗衣做飯，幾年如一日，從無一句怨言，不給一個臉色。周圍的人都說他真有耐心，真是個善良的人。進入老年後，他與另一女子在一起生活。他們關係很好，出門都是結伴而行。為了女方年輕時一樁案子的賠償問題，他們上訪了很長時間，也去我辦公室徵求我的意見。看他們一天天老去，說話走路都已不利索，我勸他們說，道理是一回事，現實又是另一回事，太較真恐連低賠償都得不到。他們表示會考慮的，但看得出並不想妥脅。趙老師偶爾也會抱怨一些令他不平的事，我知道，他雖然沒了年輕時的鋒芒，但骨子裡仍然是一個較真的人。老年的他，喜歡小酌兩杯，也有些小計較，完全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我就想，如果，如果他沒有成為右派分子，晚年的他會在哪裡？幹什麼？想些什麼？說些什麼？當然，這沒有如果。
趙老師是哪年去世的，已不記得了。病重時我去醫院看過兩次，他身上插着幾根管子，昏迷不醒，有老伴在伺候。去世後埋葬在華峰鄉河堤村。
二0二三年二月[1]
作者簡介
王雲洲，山西垣曲人，畢業於山西大學中文系，曾任《垣曲縣誌》主編、垣曲縣政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