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臧否人物·論語》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論語
《論語》以一個人物，即孔子為中心描繪各種人物形象，這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是個首創。這些人物來自十分廣泛的社會階層，包括執政者、貴族、各種等級的官吏、軍隊首領、學者、隱士等。書中寫得最多的是同孔子關係最密切的弟子。
原文
[八·十九]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八·二十一]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恤，禹吾無間然矣。」
[八·一]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十八·一]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十八·八] 逸民： 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五·二十三]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十八·十一] 周有八士： 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
[十四·十五]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十四·十六]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三·二十二]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十四·十七]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五·十六]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十四·九]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五·二十五]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五·十七]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五·十八] 子曰：「藏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五·十九]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 『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之;——焉得仁?」
[五·二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五·二十一]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五·十五]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六·十五]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十四·十一]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十四·十四]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十四·十八]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十四·十九]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十五·十四]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十六·十二]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十八·九]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鞀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十九·十八]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 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五·二十四]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鑑賞
在《論語》中，孔子應各方面的要求，對一些歷史人物和同時代許多人士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對他們一一作了評價，從中我們不僅可以了解他們的為人，看到孔子對他們的態度，而且也可以更深入地認識他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觀念。
在所有的歷史人物中孔子最推崇的是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他曾經用最崇敬的詞語讚頌堯： 作為君主的堯，真偉大啊!多麼崇高啊!宇宙之中只有天最大，而世上只有堯才能比得上天。他的恩德太廣大了，人民都不知道怎樣來讚揚他。他太崇高了!他創立的典章制度多麼燦爛光輝啊!(見《泰伯》)孔子為什麼如此熱情洋溢地頌揚堯?因為他是古代文化的代表者，還由於他不搞家天下，把天子之位禪讓給舜。由於同樣的原因，孔子歌頌舜、大禹，因為他們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德政以和平的手段取得天下，所以他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泰伯》)他還肯定舜實行無為而治，稱讚大禹平時的飲食、穿衣都非常簡單，他的宮室十分低矮，卻極其努力治水。孔子一再表示，對於大禹他是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了(見《泰伯》)。孔子讚揚商湯任用賢人，說「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顏淵》)對於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孔子也都分別給予很高的評價。孔子把以上幾個歷史人物當作古代文化的傑出代表和儒家價值觀念的創立者和模範的實行者，把他們視為中華傳統的最寶貴的部分。這一思想後來演變為儒家的道統觀念，他總結的先王之道則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最早概括。
孔子是個愛憎分明的人，他總是根據仁義的標準來評議各種人物，臧否態度非常鮮明。對於為人民做過好事的人和有道德的人，他總是給予讚許，對於那些為非作歹的人，即使是宰相、國君，也給予無情的鞭撻。春秋時代卓越的政治家子產(約前580—前522)在鄭國執政22年，鼓勵人民批評國政，聽取他們的意見改革政治和法律，限制土地兼併，使鄭國國力大盛。因此孔子對他特別敬重，多次讚揚他，說他是「惠人」，即總是給恩惠於人民的政治家。孔子曾經具體地指出子產有四個優秀的政治品質： 行為莊重，恭敬地事奉君主，給人民以實利，役使百姓合乎公義。與之相反，齊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厚賦重刑，因此孔子對他加以辛辣的諷刺： 說他有馬四千，但到死的時候，老百姓竟然找不到有什麼美德可以稱讚。
最值得注意、也最為有趣的是孔子對管仲的態度。管仲(?—前645)是春秋時代的一位優秀的政治家，他名夷吾，少貧，素與鮑叔牙友善。後事公子糾，在公子糾被其兄桓公殺死之後，經由鮑叔牙推薦，又做了齊桓公的相，桓公尊稱其為「仲父」。他對齊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力主通貨積財，富國強兵，選拔人才，使齊國力大振。進而，輔佐齊桓公「尊王攘夷」，使齊國成為春秋第一個霸主。孔子對他有批評也有讚揚。孔子指出了管仲的三大缺點： 小器、不儉、不知禮。
孔子為什麼說管仲「小器」呢?劉向說：「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王，故孔子曰： 『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新序·雜事》)此可備一說。朱熹之說更準確，更近孔子之意：「『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四書集注》)
孔子不許管仲以儉，首先因為他有「三歸」。「歸」的一種解釋是樓台，府邸，管仲有三處府邸可以回。《韓非子·外儲說》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加以三歸。孔子曰： 『良大夫也，其侈偪上。」管仲之出行居家，所享待遇已經達到諸侯的規格。而且，又因為管仲家臣眾多，祭祀活動中分工明確而不交叉兼任，如同國君使用三卿大夫，大講排場，浪費人力。怎麼可能稱得上節儉呢!
管仲在自己的官邸門口立了一道屏牆，按照古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可以設簾，而士只能掛帷。而且，管仲還在正堂前的兩柱之間砌起一個專門用於放置空爵的平台。這些都是天子與諸侯才可以擁有的廟飾，已遠遠超出了大夫階層可以享用的規定。孔子認為這表明管仲不遵循禮。
然而當孔子的弟子紛紛指責管仲的時候，孔子又站出來為之辯解，肯定他的不朽功勳。子路提出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節，管仲不死。這不是不仁嗎?而孔子卻指出：「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在孔子看來，管仲能夠協助齊桓公率領諸侯，尊王攘夷，使無數生靈避免受傷害與屠殺，這豈不正符合仁義正道的要求嘛!如果聽任晉、楚、宋、鄭等諸侯國繼續廝殺下去，還會招致外族入侵，中華文化就可能遭致毀滅，這是多麼可怕的危險!所以當子貢抱怨管仲不忠的時候，孔子進一步指出：「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憲問》)就是說以天下安危為重怎能像平民百姓那樣只注重小節呢?評判那些叱咤風雲的時代英雄，是不可以拿普通人的小信作為標尺的，而應該主要依據他們的歷史貢獻，看他們有沒有改善大多數人的生存狀態，看他們有沒有促進社會發展與文明進步。
據《管子·大匡》記，召忽死前，管仲曾與他發生過爭執。召忽說：「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而管仲卻辯道：「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他們兩人一個以個人名節為重，一個把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置於首位，他們的思想境界有天淵之別。
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個人的生死安危與成敗得失應與民族的需要聯繫在一起了。並且，歷史理性一定超越於道德感傷。徒有倫理同情與道義譴責，往往不得不付出慘痛的代價。滿懷忠的志意，而沒有任何實際的本領，事到臨頭，一死了之，於國無補，於家無益。只有符合潮流方向的行為選擇，才是最高的仁、最大的道。這是孔子對管仲的讚揚給予人們的啟示。
同一本《論語》對同一個管仲的評價，《八佾》中斥之「不知禮」，《憲問》中卻連聲稱其仁，孔子的態度為什麼前後有如此巨大的差別呢?袁枚在《小倉山房集》中解釋說是齊《論語》與魯《論語》這兩個版本的區別所致，這只能算作一家之言。實際上，在孔子的心目中，仁高於禮與忠，禮與忠源於仁。只要在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上完全符合仁心，是可以越出禮和忠的藩籬的。對於管仲，許之以仁，折射出孔子歷史與道德觀念並不空洞、絕無迂腐的一面。孔子的仁不是僵死的道德準則，而是國家、人民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同義詞。他把君主個人同國家本身區分開來，不主張為不能代表國家利益的君主個人死節，因此他反對愚忠。孔子不是根據儒家的門戶之見以宗派主義的眼光評價歷史人物，而是看他們對國家和民族是否作出過貢獻，這是一種很有價值的歷史觀。[1]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今河南），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開創私人講學之風，倡導仁義禮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賢人七十二。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三年，晚年修訂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去世後，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論語》。該書被奉為儒家經典。[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