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頭活着不易（徐志摩詩歌）
作品原文
昨天我冒着大雨到煙霞嶺下訪桂；
南高峰在煙霞中不見，
在一家松茅鋪的屋檐前
我停步，問一個村姑今年
翁家山的桂花有沒有去年開的媚，
那村姑先對着我身上細細的端詳；
活像只羽毛浸癟了的鳥，
我心想，她定覺得蹊蹺，
在這大雨天單身走遠道，
倒來沒來頭的問桂花今年香不香。
「客人，你運氣不好，來得太遲又太早；
這裡就是有名的滿家弄，
往年這時候到處香得凶，
這幾天連綿的雨，外加風，
弄得這稀糟，今年的早桂就算完了。」
果然這桂子林也不能給我點子歡喜；
枝上只見焦萎的細蕊，
看着淒淒，唉，無妄的災！
為什麼這到處是憔悴？
這年頭活着不易！這年頭活着不易！
西湖，九月
註：這首詩寫於1925年9月，初載同年10月21日《晨報副刊》，署名鶴。
作品賞析
徐志摩的這首詩是「戲劇體」的敘事詩，詩歌的敘事結構和表層的後面，蘊含或鑲嵌着一個「原型」象徵結構。
所謂「原型」，是西方「神話——原型」批評學派常使用的中心術語，或叫「神話原型」。通俗一些並將範圍擴大一點講，是指在文學作品中較典型的，反覆使用或出現的意象，及意象組合結構——可以是遠古神話模式的再現或流變，也可以是因為作家詩人經常使用而約定俗成形成的具有特殊象徵意義的意象或意象組合結構。
徐志摩的這首《這年頭活着不易》，其「原型」的存在也是不難發現的。讀這首詩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唐代詩人崔護的佳作《題城南莊》：「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有心再尋「人面」，但卻人去花依舊、睹物傷情，只能空餘愁悵。這種「懷抱某種美好理想去專程追尋某物卻不見而只能空餘愁悵」的敘述結構，在中國古典詩歌中是反覆出現的，差不多已成為一種原型了。
徐志摩此詩是一首戲劇體的敘事詩。詩歌裡面包含了為「新批評派」所稱道的「戲劇性」的結構。整首詩歌，像一出結構謹嚴而完整的戲劇：有時間，有序幕，也有情節的展開，矛盾的對抗衝突和戲劇性的對話，還有悲劇性的結局、發表議論（獨白）的尾聲。一開始，山雨、煙霞、雲霏……仿佛是電影中的遠景鏡頭，以一種整體情境的呈示，不期然而然地把讀者（跟隨着詩歌中的「我」）誘導向一種「冒雨游山也莫嫌」（蘇軾詩句）的盎然興致和「訪桂」的極高的「情感期待」。接着，鏡頭平移，推向讀者的視野，「松茅」，「屋檐」，「村姑」等質樸而富於野趣的意象系列呈示使畫面「定格」在中近景上；接下來是「村姑」動作表情的「特寫」，「村姑」之「細細的端詳」，不緊不慢，從容紓徐的說話語調，使詩歌敘述體現出和緩有致、意態從容的風格——像電影中使用長鏡頭那樣凝重而深沉。
詩中的「桂」——這一「我」所尋訪的對象，寄寓隱含着超出字面及「桂花」這一植物本身的意義。具體象徵什麼，讀者只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如果「桂」僅僅是「桂」，不至於讓一個普通村姑「故作深沉」講哲理般地講一大通「太遲又太早」之類不可捉摸透的「對白」，更不至於當「我」訪「桂」而不遇後，滿目「看着淒淒」，連連唉聲嘆氣，嘆這「無妄的災」。這其實是「一切景語皆情語」的「詩家語」。詩人還在詩歌最後一節的最後一句直抒胸臆，發表議論（很像戲劇中主人公的內心獨白），一連聲強調「這年頭活着不易！這年頭活着不易！」而且，「這年頭活着不易」竟也成為整首詩的標題而括示詩歌主題，並使詩歌的主題指向下降落腳到實實在在的現實生活的層面上。這與徐志摩大部分總想「飛翔」，總想逃到「另一個天國」中去的詩歌有明顯的不同。
古代詩人或野趣雅致，或訪古尋幽，雖「尋訪不遇」而空餘惆悵，卻往往由此達觀悟道人世滄桑，千古興廢之理，浩嘆之餘，深沉感慨有加，主題往往呈現出超越性的意向；徐志摩以野趣雅致起興，卻因為直面現實人生的酷烈現狀，而以發出「這年頭活着不易」的略顯直露的主題表達而終結，主題指向卻收縮下降到現實生活的實在層面上。這種「形而上」意向與「形而下」意向，超脫性題旨與粘附性題旨的區別，也是生活時代與社會環境使然。
作者簡介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原名章垿，字槱森，浙江嘉興海寧硤石人，現代詩人、散文家，新月派代表詩人，代表作有《再別康橋》《翡冷翠的一夜》等。
1921年赴英國留學，入劍橋大學當特別生，研究政治經濟學。在劍橋兩年深受西方教育的薰陶及歐美浪漫主義和唯美派詩人的影響，奠定其浪漫主義詩風。1923年成立新月社。1931年11月19日，因飛機失事罹難。[1]
徐志摩是一位在中國文壇上曾經活躍一時並有一定影響的作家，他的世界觀是沒有主導思想的，或者說是個超階級的「不含黨派色彩的詩人」。他的思想、創作呈現的面貌，發展的趨勢，都說明他是個布爾喬亞詩人。他的思想的發展變化，他的創作前後期的不同狀況，是和當時社會歷史特點關聯着的。[2]
徐詩字句清新，韻律諧和，比喻新奇，想象豐富，意境優美，神思飄逸，富於變化，並追求藝術形式的整飭、華美，具有鮮明的藝術個性。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亞於詩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飛》，《我所知道的康橋》，《翡冷翠山居閒話》等都是傳世的名篇。[3]
人們看待徐志摩及其創作總是把他與新月派連在一起的，認定他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稱他為新月派的「盟主」，這是因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與他發生着密切的關係，他參與了新月派的整個活動，他的創作體現了新月流派鮮明特徵。從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個文學流派——新月派，歷時約十年，徐志摩始終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我國新詩發展史上曾經產生過一定的影響，為新詩的發展進行過種種試驗和探索。他的詩歌有着相當鮮明的獨特風格，有一定的藝術技巧。從新月社的成立及至新月派的形成和它的主要活動（尤其是文學方面的活動），他確實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他對新詩發展曾經起過一定的推動和影響作用。但是，他們過分地追求形式和格律，又走向歧路，尤其是徐志摩到後期思想和創作都發生危機。[4]
作為那個時代的名人，徐志摩做到了一個普通知識分子能做的一切，他在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同時，也對民族命運有過深刻的思考。他與張幼儀的婚姻是那個時代的不幸，他與林徽因的淡淡情愫令人唏噓，他與陸小曼的婚姻熱烈而深情，卻又坎坷多舛（新華網評）。[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