骸骨迷戀者的獨語（郁達夫）
作品欣賞
文明大約是好事情，進化大約是好現象，不過時代錯誤者的我，老想回到古時候還沒有皇帝政府的時代──結繩代字的時代──去做人。生在亂世，本來是不大快樂的，但是我每自傷悼，恨我自家即使要生在亂世，何以不生在晉的時候。我雖沒有資格加入竹林七賢──他們是賢是愚，暫且不管，世人在這樣的稱呼他們，我也沒有別的新名詞來替代──之列，但我想我若生在那時候，至少也可聽聽阮籍的哭聲。或者再遲一點，於風和日朗的春天，長街上跟在陶潛的後頭，看看他那副討飯的樣子，也是非常有趣。即使不要講得那麼遠，我想我若能生於明朝末年，就是被李自成來砍幾刀，也比現在所受的軍閥官僚的毒害，還有價值。因為那時候還有幾個東林復社的少年公子和秦淮水榭的俠妓名娼，聽聽他們中間的奇行異跡，已盡夠使我們把現實的悲苦忘掉，何況更有柳敬亭的如神的說書呢？不曉是什麼人的詩，好像有一句「並世頗嫌才士少」，──下句大約是「著書常恨古人多」吧？──我也常作這樣的想頭；不過這位詩人好像在說「除我而外，同時者沒有一個才士」，而我的意思是「同時者若有許多才士，那麼聽聽這些才士的逸事，也可以快快樂樂地過卻一生。」這是詩人與我見解不同的地方。
講到了詩，我又想起我的舊式的想頭來了。目下在流行着的新詩，果然很好，但是像我這樣懶惰無聊，又常想發牢騷的無能力者，性情最適宜的，還是舊詩；你弄到了五個字，或者七個字，就可以把牢騷發盡，多麼簡便啊。我記得前年生病的時候，有一詩給我女人說：
生死中年兩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
劇憐病骨如秋鶴，猶吐青絲學晚蠶，
一樣傷心悲薄命，幾人憤世作清談，
何當放桌江湖去，淺水蘆花共結庵。
若用新詩來寫，怕非要寫幾十行字不能說出呢！不過像那些老文丐的什麼詩選，什麼派別，我是大不喜歡的，因為他們的成見太深，弄不出真正的藝術作品來。
近來國學昌明，舊書鋪的黃紙大字本的木版書，同中頭彩的彩票一樣，驟漲了市價，卻是一件可賀的喜事；不過我想這一種骸骨的迷戀，和我的骸骨迷戀，是居於相反的地位。我只怕現代的國故整理者太把近代人的「易厭」的「好奇」的心理看重了。但願他們不要把當初建設下來的注音字母打破，能根本的作他們的整理國故的事業才好。
喜新厭舊，原是人之常情；不過我們黃色同胞的喜新厭舊，未免是過激了；今日之新，一變即成為明日之舊，前日之舊，一變而又為後日之新；扇子的忽而行長忽而行短，鞋頭的忽而行尖忽而行圓，便是一種國民性的表現；我只希望新文學和國故，不要成為長柄短柄的扇子，尖頭圓頭的靴鞋。
前天在小館子裡吃飯，看見壁上有一張「莫談國事」的揭示，我就叫夥計過來，問他我們應該談什麼，他聽不懂我的話，就報了許多炒羊肉，炸鯉魚等等的菜名出來。往後我用手指了那張紅條問他從什麼時候起的，他笑了一笑說：
「嘿，這是古得很咧！」
我覺得這一個骸骨迷戀，卻很有意思。
近來頭腦昏亂，讀書也不能讀，做稿子也做不出，只想回到小時候吃飯不管事的時代去。有時候一個人於將晚的時候在街上獨步，看看同時代的人的忙碌，又每想振作一番，做點事業出來。當這一種思想起來的時候，我若不是怨父母不好，不留許多遺產給我，便自家罵自家說：
「你這骸骨迷戀！你該死！你該死！」
十四年一月在北京
（原載一九二八年二月《達夫全集》第四卷《奇零集》，據《達夫散文集》） [1]
作者簡介
郁達夫（1896-1945），原名郁文，幼名蔭生，浙江富陽人。早年留學日本，1921年出版小說集《沉淪》，與郭沫若等發起成立創造社。回國後從事新文學創作，主編《創造季刊》、《洪水》等文學刊物。1928年與魯迅合編《奔流》雜誌，1930年參加左聯。郁達夫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最活躍的作家之一，在小說、散文、舊體詩詞及評論方面都有佳作。同時，郁達夫具有強烈的民族氣節，積極從事抗日宣傳活動，後被日軍憲兵殺害。 主要作品有：《沉淪》，《蔦蘿集》、《小說論》，《日記九種》、《空虛》、《迷羊》、《她是一個弱女子》和《閒書》等。[2]
郁達夫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其舊體詩歌具有獨特的美學風貌,即情感的真摯美、詩歌的意境美、語言和音韻律的通俗流暢美.在風格上,其前期詩歌充滿憂鬱、哀傷的婉約陰柔美,後期詩歌則大多體現出慷慨悲壯的陽剛美.[3]
郁達夫散文特點：首先，強烈地表現作家個性，這是郁達夫散文創作的理論認識，也是他「散文的心」。他在散文中無所顧忌地對自己的思想、生活細節進行詳細的描寫，非常強效地表現了他「自敘傳」的獨特風格。第二，憂鬱感傷的情凋。郁達夫的散文，與小說一樣與眾不伺，憂鬱感傷的情調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創作中。第三，恣肆坦誠、熱情呼號的自剖式的文字。第四，迴腸盪氣的詩的調子。另外，郁達夫散文中那種不拘形式縱情宜泄的抒情方式，郁達夫的散文發出的是帶有強烈個性的自己的聲音，篇篇洋溢着迴腸盪氣的詩的情調，熱情坦白，毫無遮掩地表現了一個富有才情的知識分子在動亂社會裡的苦悶心情，展現出一幅幅感傷，憂鬱而又秀麗、雋永的情景交融的畫面。[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