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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巾之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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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巾之亂是怎麼發生的引發一個王朝崩潰的理由有很多，除了給末代帝王戴上「昏庸無道」的帽子以外，因災致亂的理由更是有永遠不會缺席。一般認為觸發黃巾之亂的直接原因，便是連年大旱導致的糧食欠收。然而對於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農民來說，包括水災、旱災、蝗災、地震等類型的災害是再熟悉不過的了。把視線放在那些王朝盛世，同樣會看到很多災難的記載。根據不完全統計，東漢時期見諸於史冊的自然災難就有將近400次。[1]
並不是每一次災害都會涉及到同一片土地。以記錄最為完整的京都洛陽為例，其在1個半世紀時間中所遭遇的自然災害約為百次。以此為數據為參照的話，仍然稱得上是多災多難。這意味着政府應對災難的能力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從更高層面來說，這些頻發的災難以及由此形成的救災能力，客觀上還是促成中央之國形成的基礎原因。
農耕是文明產生的基礎，通過馴化糧食作物提升土地的產出，人類方有可能在一個地區聚落更多的人口，並讓一部分人脫離第一產業去發展文明所需的其它要素。對「水」的利用和治理，是擴大耕地數量和提升人口數量的重要手段。考慮到人類在自然力面前的渺小，任何一項水利工程的實施都必需在團隊合作的基礎上進行。而這種組織行為所催生出來的文明類型被稱之為「治水文明」。
治水文明理論可以完美解釋為什麼大禹領導治水之後，能夠幫助華夏文明從部落聯盟跨入廣域王權國家行業。在進入國家階段之後，以治水為代表的災難治理能力，亦是考察政權強弱的最重要指標。國家所收取的賦稅如果沒有救災功能，那麼政權的基礎必將岌岌可危。鑑於很少會發生全國性災害，中央政府還可以在某個地方受災之時，從那些未受災地區調配資源（包括讓受災地區民眾，遷徙到未受災地區就食），客觀上增強各地區之間的地緣聯繫度及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感。
簡而言之，表面看是某個王朝在末世總會有大災所激起的民變，本質卻是中央政府調配資源的能力被削弱。或者政府應對災難的能力不足而不是災難本身，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這種控制力的減弱需要一個過程，民眾對政府治理能力的失望，也會有一個時間累積，爆發之前的那場天災只不過是一根導火索。
以黃巾之亂的發生時間來說，災害本身甚至都不是導火索。根據歷史記載，在黃巾之亂暴發之前的公元183年、182年夏天的確出現了旱情，不過歷史記載其實還有一條，那就是公元183年其實是個「大有年」也就是大豐收的年份。換句話說，準備在184年春天起事的太平道信徒們，在謀劃之時的境遇並沒有想象中那麼慘。
誠然，東漢王朝在末世所遇到的這次民變，是在很多基礎性原因的共同作用下發生的。除了在王朝初年沒有歸零前朝所累積的土地矛盾以外，東漢的確在天時上也有些不濟。根據研究，東漢開國之後不久全球氣溫就開始呈下降趨勢，至黃巾之亂時正好處在最低點。雖然此後有差不多有一半的歷史時期，年平均氣溫比這個低點還要更低，但好與壞從來都是比較出來的。
比之西漢時期的氣溫高點，東漢末年的氣溫低點降幅超過3度。這種被稱之為「小冰河期」的氣溫下降現象，造成的一個重要影響是極端天氣發生的概率升高，進而造成糧食整體減產。歷史記錄也告訴我們，東漢比之西漢的災害發生頻次要更高，王朝後期亦要比前期更多。這一趨勢的存在，無疑對中央政權調配資源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幸之處在於，東漢王朝在這個能力上又有些先天不足。
宗教紐帶與「太平道」
雖然類似黃巾之亂的民亂，出現幾乎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但就黃巾之亂本身的技術特點來說還是很值得一提的。許多人在觀察歷史時都會有個疑問，奴隸或者農民的數量往往要遠多於統治者，為什麼會甘於接受自己的命運。那個大家應該都聽過的筷子的故事，可以幫忙解開部分疑惑。彌留之際的老人通過一根筷子容易折斷、一把筷子不容易折斷的試驗，告訴子女們團結有多麼的重要，但故事卻沒有告訴讀者將彼此聯繫在一起的紐帶到底是什麼。
血緣關係是將人類聚落在一起的最原始紐帶，筷子的故事中老人所希望孩子能意識到的正是這層關係。放在社會進化層面看這個問題，由血緣凝結成的初級群體即為「氏族」。只是單純靠血親凝結所能聚落的氏族，管理極限一般只能到數百。隨着若干氏族結合為部落，再進化成部落聯盟、國家，組織形式亦隨之一次次的進化。
在人類每一個階段的進化中，都有一個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在無形中起着作用，它就是「意識形態」。拋開「意識形態」這四個字被賦予的特定政治含義，它本質所指的一種觀念、認知的集合。以此來說共同的興趣愛好、對事物的觀點乃至對某位明星的認同感都可以算是意識形態的一種。而將華夏文明凝結在一起的「祖先崇拜」意識，算得上是最早在人類社會中發揮組織作用的意識形態。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以祭祀為表現形成的意識形態凝結，與軍事能力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宗教是比祖先崇拜更具普世性的意識形態，相比更依賴於血緣紐帶的祖先崇拜，更容易兼容不同的種族，這點從宗教在西方文明史中所發揮的作用便可看出。從這點來說，華夏文明由祖先崇拜演化而來的「家國」模式反倒是有些異類。藉助東亞半封閉於舊大陸的地緣位置，這種略顯原始的組織模式發展出當下這般大而不倒的體量。雖然在擴張影響力時的兼容性欠佳，但卻勝在自身極強的穩定性。
在祖先崇拜這根意識形態主線之外，宗教同樣在中央之國的文化乃至政治史中發揮着重要影響力。在所有試圖以宗教為意識形態武器謀求政治訴求的大事件中，太平天國是最近的一次，而以「太平道」發展信眾的黃巾之亂則是這一模式的開端。與擁有更多強力手段輔助管理的合法政權相比，一窮二白的「民變」要更為依賴意識形態武器。如果用中國古人可以理解的語句來釋讀這件武器就是對民心的收服。
太平道用以收服民心的基礎手段被稱之為「符水治病」。東漢高密度的天災及由此所產生的瘟疫，是太平道得以迅速傳播的自然環境背景。所謂瘟疫即為時下所稱的傳染病，現代醫學告訴我們疫病的載體是細菌或者病毒。這意味着天災乃至因災死亡之人並不會直接產生瘟疫。然而天災之後發生瘟疫的概率卻的確要比正常時期要大，因為現代醫學還證明了一個古老的常識，對抗傳染病的最好辦法仍然是隔離或者說降低人口流動性。天災則會在客觀上加速人口的大規模無序流動。
在交通不甚便利的古代社會，尤其是農業社會背景的中央之國，正常情況下某地發生疫病也不會大面積擴散。問題在於天災之後帶來的饑荒現象，往往會迫使求生的災民流向其它地區。在這個流動過程中，如果有疫病發生就會發生大面積傳播現象。受迅速攀高的死亡率影響，恐懼又會驅使民眾進一步逃向其它地區。武漢在2020年春節前後所發生的新冠病毒傳播事件，用血淋淋的教訓告訴人類：在指數級傳播模型之下，即便只有少數患者接力完成這條傳播之路，也足以造成致命的影響。
如果一個地區的民眾受災之後能夠迅速得到救濟（包括有序遷徙），將很大程度降低疫病擴散的風險。即便疫病已經發生，用強制禁絕人口流動的方式亦能加以控制。事實上鑑於人口是最重要的戰略資源，而無論基於什麼原因出現流民都將增大管理的難度，將人口固定在土地一直是歷代中原王朝所秉持的方針。只是當國家機器已因矛盾累積而變得異常遲緩時，在普遍的求生欲的驅使之下，一切都會變得不可控。
技術角度看，太平道和符水並非真的能治療瘟疫，真正起作用的更多是人體自身的免疫力。不過作為一種安慰劑，信仰和符水也並非一無是處。最起碼可以讓信眾不再因恐懼支配變身為流民，而穩定的情緒和規律的生活亦對免疫力的提升有正面效果。至於那些飲用符水後病情沒有得到緩解的民眾，同樣不會有損太平道的威信。將他們歸因為心不夠誠，會讓最終活下來的信眾更加堅信拯救自己的是信仰和符水（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雲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換句話說只要你喝下了這碗符水，無論是生是死都可以成為太平道信仰有效的證據。
這套足以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的理論，讓太平道和後世那些仿效者，總能夠借亂世迅速收穫一大票信眾。身為冀州巨鹿郡人氏的張角，並不是東漢第一個策動民變的領袖，甚至不是第一個用符水治病的宗教領袖，但他卻是最有野心和抱負的一個。與那些着眼於解決眼前矛盾的起事者不同的是，張角從傳播太平道開始時就抱着謀定天下的目標。
黃巾軍的失敗與地方「義兵」的崛起
歷史記載，張角是在公元170前後開始布道，僅僅用了十餘年的時間其信眾就遍布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從地理角度看，太平道的觸角可以說是延伸到中央之國在長城以南、南嶺以北的所有第三階梯地區。這一分布特點即印證了太平道的傳播能力，也反映了在這個地勢低平的地理區間，官府更加難以通過控制官道而阻止流民的移動。為了將這些已經在意識形態上歸一的信眾組織起來，張角將分散在各地的信眾依地域共分置為三十六方，各方均設「渠帥」一職進行管理。與符水相配合的還有「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政治宣言，這樣做可以讓信眾們知道，
僅將他們加入太平道所收穫的不僅是活着的希望，還有機會活得更好。
信眾組織化還遠遠不夠。即便擁有上百萬的信眾，太平道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還是顯得很弱小，尤其洛陽身後還有半個中國並沒有受到太平道的影響。有鑑於此，張角一開始就制定了直取洛陽的戰略。首先籌謀的是暗中在洛陽積極發展信眾以為內應，尤其是能夠進出宮室的宦官和禁軍。依託太平道已在洛陽外圍形成的巨大影響力及那套「上承天命，下救黎民」的宣傳，這一策略的實施卓有成效。
其次為了畢其功於一役，太平道並沒有準備在所有信眾分布區同時舉事。在東漢的行政區劃中，負責東向拱衛洛陽的是歸屬司隸的：河內、河南三郡，這兩郡與山西高原南部的河內郡合稱為「三河」。在與河內、河南兩郡相接的冀州、兗州、豫州、荊州四州同時起事並向洛陽方向進軍，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為了完成這一戰略，那些無法為這一斬首計劃直接服務的地區，信眾們在戰前即已秘密向上述接近洛陽的區域集結。比如在舉事之前，就有數萬來自荊揚的信眾被潛往位於冀州最南部的鄴城（鄴城為太平道的傳教中心）。從這些信眾能夠如此大規模、大範圍的流動可以看出，帝國統治機器已然處於失控狀態。
以太平道所擁有的資源來說，上述計劃堪稱完美。只是如此大規模的籌謀，完全不暴露的機率是很低的。由於消息提前被泄露，太平道在洛陽所聯洛的內應們被提前清除，得知事情敗露的黃巾軍被迫將起事時間由三月提前至兩月。為了應對這場處在爆發期的民亂，帝國中央除調集各路人馬進剿之外，還在拱衛洛陽的八個關口設置「八關都尉」以為最後一道防線。這道終極防線最終並沒有在黃巾之亂中發揮作用，與河內、河東兩大緩衝地相接的那些州郡成為了雙方殘酷廝殺的主戰場。
隨着那些被黃巾軍奪取的城邑相繼被收復，尤其是張角兄弟的敗亡，東漢王朝前後花了十個月時間算是成功的渡過了最危險的爆發期。為了慶祝這場來之不易的勝利，漢靈帝在當年12月大赦天下並將年號更改為「中平」，這次改制亦成為這場民亂的分水嶺。
此後的多年間全國各地又有數十起以黃巾軍名義起事的民亂。比較知名的有以中山國故地為主根據地、活動於太行山地的「黑山軍」；在河東郡白波谷（山西襄汾縣永固鄉）起事，向北侵擾太原郡、向南為亂三河地區的「白波軍」；以及以青州為本部，劫掠兗州、徐州的青州軍。只是與之前政治目標明確的張角相比，這些散發的民亂無論真的與太平道的殘餘勢力有關還是純粹為託名，都已不再有顛覆王朝的抱負和力量。
能夠如此快速的度過最危機的時刻，得益於東漢朝廷做出的一個重要決定，那就是允許各地徵召「義兵」，並自由選擇攻擊各地的黃巾軍。「三國」概念的源頭人物：曹操、劉備、孫堅三人皆是受益於這一政策，得以在第一時間培養自己的武裝力量並在東漢政治舞台嶄露頭角。其中孫堅在收復南陽郡治宛城戰役中立下大功，進入荊州發展；曹操則領軍在潁川郡解救了被黃巾軍圍困的官軍主力（皇甫嵩部/長社之戰），開啟了在大河之南的崛起之路。
相比孫堅、曹操二人皆因平亂之功得到郡守級別的官職，獲益相對較少。除了起點較孫曹二人要低以外（孫、曹二人在參戰之前都已有官職在身，劉備為白身），還與劉備並沒有在主戰場出現有關。在涿郡募得數百人的中山靖王之後，並沒有南下參與冀州戰事，而是向北參與了幽州戰事。
由於並非屬於黃巾軍圍攻洛陽的重點地區，幽州黃巾軍的力量並不強大，更像是一支借勢而起的偏師。一直到四年之後，劉備才因這個二線戰場所積得的小功而獲得了一個縣尉之職（後升至平原縣令）。整個過程中最大的收穫，反倒是培養出了關羽、張飛這兩個左膀右臂。
豪傑們固然憑藉他們的個人能力，在這個亂世中各領風騷，但真正支撐他們存在的，卻是各地方豪強。在曹操、劉備、孫堅和其他力量的身後，你都能夠看到他們的身影。豪傑們希望建功立業、豪強們希望保一方平安，散發的民亂讓朝廷不得不坐視地方武裝繼續坐大，並給予他們正式的管理權。只是當黃巾之亂的銷煙漸漸散去之後，那些希望帝國重回一統的士大夫們終於發現，真正的混亂才剛剛開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