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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申政变 ]] 的消息传入日本，引发群情激愤，大多数舆论呼吁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开战，东京各校学生们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日本明治十八年）1月8日在上野公园集会示威，将象征对中国轻蔑的猪头插在竹竿上，号召“膺惩清国”。一些政府官员提出更具体的措施，如太政官大书记官伊东巳代治主张立刻派遣军队到朝鲜扶植开化党政权，完成竹添公使未竟的“事业”；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判断清政府不会从朝鲜撤军，主张派遣军队占领朝鲜要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内部围绕和战问题发生对立。自从明治十四年政变、大隈重信等自由派官僚出局以后，日本政府内部就呈现“萨长对立“的格局，在1885年实行内阁制的前夕，萨长两派的博弈更加激烈。碰巧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并引发排日风潮， [[ 萨摩系 ]] 政客大多主张强硬政策，如农商务卿西乡从道在内阁会议上叫嚣对中国宣战，时任顾问的萨摩大佬黑田清隆更被认为是主战派的头目；而主导日本政府的长州系政客尤其是宫内卿伊藤博文、外务卿井上馨本来就是朝鲜事务的负责人，朝鲜出了事，他们最想做的就是掩盖真相、迅速解决，在谈判桌上为日本挽回颜面和利益，避免给萨摩系以把柄并放任其通过战争来取长州系而代之，因此他们力排众议，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 伊藤博文 ]] 甚至认为如果对清交涉有所闪失，他们就很可能失去日本的军心、民心，即便没有内乱也会使政府威信扫地，所以他认为只需跟朝鲜谈判解决了事，试图从根本上回避同清政府的谈判。日本政府最终采取和平解决方针的原因除了伊藤和井上的坚持外，更重要的是日本本身羽翼未丰，在当时不具有与清朝决战的实力，而且财政困难、通货膨胀，也难以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另一个隐藏考量就是当时清朝正陷入中法战争之中，法军占领基隆，对台湾岛的野心昭然若揭，这是日本不愿意看到的，一旦中日开战，则可能使 [[ 法国 ]] 坐收渔翁之利，占领日本垂涎已久的 [[ 台湾 ]] ，而日本从法国手中夺取台湾自然比从中国要难得多。当时，法国驻日公使和驻华公使都向日本提出过军事同盟的建议，但日本政府反应冷淡。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最佳的选择就是利用清朝还在与 [[ 法国 ]] 战争的机会与之谈判，积极通过外交手段来谋求日本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