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更

''' 关锋 ''' （1919年7月－2005年6月7日）， [[ 文化大革命 ]] 期间中国政坛的活跃人物，学者。早年曾任中共乐陵县委书记。1956年后调到 [[ 中央政治研究室 ]] ，任哲学组组长、思想界动态组组长。后调任《红旗》杂志社编委，任中国哲学史组组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为《 [[ 人民日报 ]] 》和《 [[ 红旗 ]] 》起草社论、评论员文章。由于七·二〇事件后重提“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而被隔离审查，后关入秦城监狱。1982年出狱，继续其早年的中国哲学研究，撰写和组织编辑了《老子通》、《孙子兵法大辞典》等多本专著。

1956年11月中旬， [[ 中国人民大学 ]] 哲学系请冯友兰作学术报告。冯讲的内容是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冯文1957年1月8日发表于《 [[ 光明日报 ]] 》。吴传启把冯继承中国哲学遗产的意见概括为“抽象继承法”，关锋认为这个概括 “符合冯意见的本质”，冯本人也认同这个提法。关写了很多批判冯“抽象继承法”的文章，认为“抽象继承法” 是“现成地拿来”，是哲学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等。与之对立，关提出“扬弃三法”。当时，冯被视为资产阶级教授，关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常是请冯作报告后，还要请关去作“消毒”报告。:58 孟祥才说，一个 [[ 北京大学 ]] 哲学系毕业生告诉他，冯在给他们讲课时说，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关的水平是最高的。

1962年11月6－12日济南召开孔子学术讨论会，邀请关参加。关口述阎长贵记录，一天写了16000字的发言稿。:59-60 来自全国十六个省 、市的老年、青年专家、学者共一百六十余人到会。讨论会当天晚上，林聿时、关锋找到两位前同事，把所有会议论文都要到手，四个人连夜写了两篇文章，第二天上午命令大会主持人改变议程，安排他们四人中的两人发言。他们发言说：一个人的思想“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和思想家是没有的。 [[ 孔子 ]] 的 [[ 哲学 ]] 、 [[ 政治 ]] 、 [[ 伦理学 ]] 说不能当作超阶级的、永恒的，无批判地加以继承，把孔子现代化。” 1967年1月，姚文元发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将1962年孔子讨论会定性为“资产阶级右派嚣张得发了狂的黑会”，人民日报接连发了两篇批判文章：《“孔子讨论会”是牛鬼蛇神向党进攻的黑会》、《牛鬼蛇神在“孔子讨论会”上放了些什么毒》。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审理了关锋的问题，决定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 [[ 开除 ]] 党籍的决定不变。1982年1月28日，关锋被释放，此后住在《红旗》杂志社（现《求是》杂志社）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53 政治上按一般干部待遇，生活上按司局级待遇。

1988年传记作家叶永烈采访关锋时，关锋头一句话是：“我现在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做蛀书虫’!” 关锋晚年出书均署名“古棣”。对于“文化大革命”，关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 叶永烈描述说，晚年的关锋生活平静下来。有三大爱好：看古书、看 [[ 电视 ]] 、练 [[ 气功 ]] 。戴干部帽，穿 [[ 中山 ]] 装，不抽烟，不喝酒，每天三顿平常饭菜，埋头研究老、庄、孔。 阎长贵则说，“四不”不是实话，关锋很关心“文革”的回忆和研究的，有相关书籍就买，“不谈”不是实话，关锋和阎就谈过不少。1980年代有人去看他，谈到文革时，关锋说：“他们胜利了！”关还说：“毛主席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和问题就是没掌握组织。 ” 1986年戚本禹刑满释放后，关为避嫌不愿再和戚交往，但后来，关和戚除书信往来，还多次会晤（都是戚来北京），合作写书。关和戚在“文革”后又成为挚友。关锋写信给戚本禹说：穆欣《劫后长忆》、王力《王力反思录》“坏极了。一、无耻；二、丧尽‘天良’（赤子之心），在我读过的同类书中是最坏、最坏的。叛徒，也是敌人，但人们最恨叛徒——实为至情至理。”“这两位，回想起来，我认为不是从好变坏，不是从红可粉红变黑的，从其人生观说是一贯如此，‘投机分子’可当首位，我在想，我们（尤其是我）当年为什么一点也没有觉察呢？！ ”

1986年戚本禹刑满释放后，关为避嫌不愿再和戚交往，但后来，关和戚除书信往来，还多次会晤（都是戚来 2005年6月7日晚21时40分病逝于[[ 北京 ） ]] ， 合作写书。关和戚在“文革”后又成为挚友。:58 关锋写信给戚本禹说：穆欣《劫后长忆》、王力《王力反思录》“坏极了。一、无耻；二、丧尽‘天良’（赤子之心），在我读过的同类书中是最坏、最坏的 享年八十六岁 。 叛徒，也是敌人，但人们最恨叛徒——实为至情至理。”“这两位，回想起来，我认为不是从好变坏，不是从红可粉红变黑的，从其人生观说是一贯如此，‘投机分子’可当首位，我在想，我们（尤其是我）当年为什么一点也没有觉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