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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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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长望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秘书长、副主席。195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第一批院士,1994年起改称院士)。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
 
== 人物生平 ==
(1906—1962),中国著名气象学家,出色的社会活动家,知名教育家,中国科协和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我国近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气象事业的主要创建人、杰出领导人和中国近代长期天气预报的开拓者。1906年10月28日出生在湖北武汉。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国气象局首任局长。在长期预报、农业气候、霜冻预测、长江水文预测、气候与人体健康、气候与河川水文关系等气象领域均有杰出成果。1962年6月9日,涂长望英年早逝,享年56岁。
涂长望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秘书长、副主席。195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第一批院士,1994年起改称院士)。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 [1]  涂长望出生于以宗教为职业又崇尚新学的贫寒之家。父亲涂含章,为生活所迫曾在教堂当厨师,后成为职业传教士。母亲汪美珍,受过新学教育,常以伟人故事教育11个孩子。涂长望排行第三,童年生活的艰辛,使他萌发了奋发图强,振兴中华,为中国人争气的志向。读书期间他受“五四运动”和北伐革命浪潮的影响,参加过人民群众举行的孙中山追悼会及“沙基惨案”后的罢课斗争。1926年秋,因政局动荡,华中大学无法开学,他转入上海沪江大学科学系。1929年,涂长望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回博文中学任教。1930年5月,涂长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湖北官费留英生,同年10月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地理学,次年9月转入伦敦大学理工学院学习气象学,期间写成“中国雨量与世界气候”的论文,获硕士学位,并经推荐成为英国皇家气象学会国外会员。1931-1933年,留学伦敦大学,获硕士学位。1933-1934年,在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33年,进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他留学期间交游甚广,并热心于民主进步事业。参加了留英进步学生组织的“反帝救亡大同盟”,痛斥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4年他受“反帝救亡大同盟”的派遣,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返英后他参加了第三国际领导的秘密活动,结识了杨秀峰、邹韬奋等进步人士,且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认识到“近代科学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欧洲科学迅速发展与工业革命密切相关”。涂长望应竺可桢之邀于1934年秋回国,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1934年,应竺可桢先生之邀回国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先后任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35年9月,借聘到清华大学地理系任教授。1939年5月,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任浙江大学教授兼史地研究所副所长。在浙江大学期间,他想方设法对师生进行抗日爱国、民主进步的宣传。1943年1月,赴重庆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授。1944年,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出席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他由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等所坚持的抗日救国立场,看出中国的希望在于共产党。1945年7月,他与梁希等人积极组成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科协)。他任常务理事兼总干事,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和国际和平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涂长望随中央大学返回南京。他为中国科协的建立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精力,团结了许多进步科学工作者为科学和民主而斗争。他是成立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并被选为首届理事,为反动派所仇视。1948年秋,为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由共产党地下组织安排,涂长望离宁赴沪,转道香港,1949年春抵北平。12月,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气象局局长。1949年,中央大学更名后,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1949-1962年任中央军委气象局(后为中央气象局)局长。1953年8月,军委气象局转为国务院建制,改称中央气象局,他继续任局长,直至逝世。195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起称院士)。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主要成就 == 科研成就 涂长望精心组织气象业务服务工作,积极发展科研和灾害性天气预报业务,推动人工影响局部天气的试验研究,倡导发展中国气象卫星事业。在他的倡议和领导下,气象局与有关大学和科研单位成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和联合气象资料室,大力发展天气预报,以及对民航、海运、渔业、盐业、农业、林业、水利、厂矿和铁道等的危险天气预报,积极谋划海洋、环保、水文、地震等气象业务,在解放全中国、抗美援朝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中国气象事业发展的方向。涂长望长期潜心气象科学研究,开创了中国长期天气预报研究之先河,在中国气团和锋面、中国气候和东亚环流研究与应用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才学广博、视野开阔,对农业气候、霜冻预测、长江水文预测、气候与人体健康、中国气候与河川水文、土壤形成与植被分布的关系、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等科学和应用领域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他既是中国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又是有力的领导者和主要推动者。主要著作有《中国气候区域》、《中国低气压之成因与来源》、《大气运行与世界气温之关系》、《中国天气与世界大气的浪动及其长期预告中国夏季旱涝的应用》、《中国之气团》、《关于二十一世纪气候变暖问题》等。涂长望开创了中国长期天气预报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初,涂长望指出,中国天气是东亚天气的一部分,而东亚天气又是世界天气的一部分,要研究中国反常天气就必须从大气环流的整体观点出发,研究大气活动中心、大气波动以及海洋环流与中国降水和温度变化的关系。他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如“1931年的大水与1934年的大旱和远东活动中心的关系”、“中国天气与世界大气的波动及在中国夏季旱涝长期预告中的应用”等,这种把中国天气和世界天气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不但在当时是先进的,如今依然是正确的。这为中国长期天气预报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后来长期预报业务的建立指出了方向。20世纪30年代,气团和锋面的分析研究是气象学中的重要研究课题。涂长望对中国气团和锋面作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平均气流与锋面的初步研究”(1937)、“中国之气团”(1938)、“中国气团分析与天气范式”(1940)等论文,其中“中国之气团”一文深受学术界的推崇。他在“中国之气团”一文中指出,当记录次数少时,以各气团之标准实例为其特性之代表,应比平均数为好;如佳例为数颇多,则可以平均数表之,他还对中国气团进行了分类并对各种气团之属性进行了详细而精辟的分析,得知各种气团及其交绥下的天气,其效果甚佳。涂长望的论著中有很多是以中国气候和东亚环流的研究为内容的。他在中国气候分区的研究中,考虑了干湿情况,首先引入年降水量分布形式,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中国气候分区方案,进一步发展了竺可桢的气候分类研究。1931年竺可桢在“中国气候区域论”一文中指出:“划分中国气候,务必留意分区界限须与一国之天然区域符合”,“在中国之气旋与反气旋范围内,各处所受影响大异,气候区域之决定,应视此范围为准。”即以此两点作为划分中国气候区的界限。并将中国气候区分为8类。涂长望在竺可桢气候区划基础上,提出改进意见,发表了“中国气候区域”(1938)的论文。在东亚环流的研究上,涂长望也有独到见解。他充分利用已有的中国气候资料,绘制了中国逐日平均地面气流图,研究了不同气流之间的锋系活动,他又使用仅有的一些探空资料,分析东亚自由大气特点。1944年他与他的学生黄士松一起发表了“中国夏季风之进退”的重要论文。他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真正的夏季风仅由热带海洋气团及赤道海洋气团或其变性气团所致;中国夏季风出现于4月初,结束在10月25日前后,撤退远比推进为速。他首先指出东亚季风的进退有明显的跳跃现象,即阶段性和突变性,表征着东亚季风环流的非线性特点。这在当时是很有创见的,对研究中国季风与旱涝有重要意义。涂长望在气候研究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密切结合天气学,使气候学更富有活力。1949年涂长望着手撰写《中国气候》一书的初稿,后因工作繁忙而终未完成。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于病榻上完成了“关于二十世纪气候变暖的问题”(1961)的论文。在此文中,提出了“20世纪以来中国气温的变化就可能进入第三个时期——又一个变暖的时期”的论断,他的这一论断已为后来的实际资料证明是正确的。他高度概括地指出了气温的长期变化的重要特点,此文发表时正值中国华北连续三年干旱之后,人们都关心气候变化的问题,此文的发表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解放前,涂长望对农业气候、霜冻预测、长江水文预测、气候与人的健康、中国气候与各河川水文、土壤形成与植被分布的关系、中国人口与社会等也作过研究,这些工作在当时多为中国前所少有。后因战乱,颠沛流离而被迫中断。涂长望是中国气象事业的奠基人。发展中国气象科学事业是涂长望毕生的追求,他在出任中央气象局局长后,以满腔热情和非凡的组织才能投入到开创中国气象事业的实践中去,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既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又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民主作风。他与几位副局长及有关大学和科研单位的学者密切合作,在短短10年内,使各项业务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气象事业创办之初,全国(台湾省未计在内)所有气象人才不足400人,高级气象人才更为奇缺,要迅速开展气象业务工作,急需聚集和延揽气象科技人才。为此涂长望从中国实际出发,于1950年3月,倡议军委气象局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成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和联合气象资料室,汇集双方的技术力量,发挥双方的优势,成绩显著。他还一方面写信给港澳及海外留学、工作的学生和朋友,动员他们尽快归来为祖国服务;另一方面动员在国内非气象岗位上的学生尽快回到气象岗位工作。在他的感召下,一批有才华的气象人才毅然返回祖国或回到气象岗位,在创建和发展中国气象事业中,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专长,为共和国建立了功勋。中央军委气象局成立后,负责统筹全国气象业务。涂长望按照中央“分区建设,集中领导”的原则,陆续在各大军区成立了气象处,在各省军区成立了气象科,在迫切需要气象工作配合的特种兵内,成立中央和军区的气象科或气象室,在民航局内成立了气象室。1951年他在北京组织召开的首次全国气象会议上,明确了各级气象台站的领导体制和职责范围。1953年气象局转为国务院建制后,又相继在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气象局和气象台。1958年他又在桂林全国气象工作会议上提出并确立了“专(区)专建气象台、县县建气象站”的建设原则。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了改进专区台预报方法的重要思路,并发展成为中国地区分析预报方法,1959年推广全国,后一直被沿用。涂长望在健全国各级气象组织机构的同时,也加强了中央气象局的机构建设,设立了中央气象台、气候资料室、气象研究所、业务管理处、气象教育处、图书馆等机构。这些组织机构的建立,健全保证和推动了全国气象业务的全面开展。1949年以前,中国气象观测按英、美、法、日等国规范进行,从而造成各时期、各地区的气象记录难以比较。为保证中国气象记录质量,涂长望及时组织人员编写了《气象观测简要》,后又经多次实验研究,编写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地面气象观测规范》,以统一全国的观测技术和制度;统一掌握气象仪器和消耗器材的采购和调配,建立了标准仪器和检定设备,全国形成了气象仪器检定网。各个台站的观测业务是全国气象工作的基础,涂长望狠抓这项带有战略性的基础建设。1949年,中国仅有101个装备简陋、技术落后的气象台站。涂长望任军委气象局局长后,一面组织接收、整顿、恢复原有台站工作,一面大力发展新台站。经过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了布局合理的气象台站网。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地面观测业务已达到世界水平,高空站网的数量已达到国际标准,这是中国气象界几代人曾努力成就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未能成就的事业,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60年代初,美国组织数以千计的科学家评价中国的自然科学,出版的《共产党中国的自然科学》一书中特别指出:“在涂长望主持下的台站网建设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涂长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了不同内容的业务和服务方针,以满足社会当时的迫切需要。创业初期,国内战争尚未结束,又面临抗美援朝的严峻形势,涂长望根据中央精神,制定了“大力建设气象台站网,统一业务规章制度和技术规范,开展气象服务”的方针,确立气象工作首先保证国防需要,同时兼顾经济建设的需要。1953年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后,他主持制定了“积极领导,在巩固与提高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与可能,有计划地加以发展”,1956年他又提出“积极建设,保证质量,提高技术,扩大服务”的方针,并确立了气象工作既为国防现代化又为国家工业化,交通运输和农林业等生产服务。1958年在桂林气象会议上,提出“依靠全党全民办气象,提高服务质量,以农业服务为重点,组成全国气象服务网”的方针。他对气象工作为社会服务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气象事业的中心任务就是服务,脱离了服务来谈气象工作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早在1953年他就及时提出要重点为经济部门服务,加强对民航、海运、渔业、盐业、农业、林业、水利、厂矿和铁道等方面的危险天气的预报,多年来,为国家挽回了众多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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