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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乐山县 (清朝)|樂山]]《郭氏家譜》所載，郭沫若的祖籍[[福建]][[汀州府]][[寧化縣]]，是為[[閩西]][[客家人]] 。先祖郭福安為[[郭子儀]]之後裔。郭沫若在《德音錄·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云}-：「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前，由閩遷蜀，世居樂山縣[[銅河]][[沙湾镇 (乐山市)|沙灣鎮]]」，「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沫若祖父），族已昌大」。 郭沫若曾祖父郭賢惠之先輩由寧化縣來四川之時「做[[苧麻|-{苧}-麻]]生意」，採集寧化野生-{苧}-麻，跟隨入川之馬幫，到今日之[[牛華鎮]]（即郭家早期之坐房）進行交易，並於後來開拓[[麻布]]生意成功後繼而開設13座[[驛站]]。 ===早年===郭沫若是[[四川省]][[乐山县 (清朝)|乐山縣]]人，少年曾就读于成都[[石室中学]]。父親郭朝沛經營商業。母親杜遨貞，是一個沒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兒。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1月，還在上學的郭沫若以病假名義休學3個月，以便前往京都帝國大學旁聽文科。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 (詩集)|女神]]》，書中洋溢著強烈的[[浪漫主義]]氣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與[[郁達夫]]等人一同創立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創造季刊]]》問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ref>馮慧瑛，《日據時期台灣新詩的發展與中國五四新詩革命的關係》：當我們閱讀比較中國五四時期與台灣日治時期的新詩時，即會發現早期詩人如張我軍、楊雲萍、或賴和等的詩作都深深受到五四詩人的影響，尤其是郭沫若以及胡適的影響，無論是詩作中吶喊的口吻，或是如「呀、喔、哎、喲」等情感助詞以及注音符號的運用，都可見到影響的痕跡。</ref>郭沫若雖熱衷文學，卻沒放棄自己原本的學業，1923年他獲得了九州帝国大学醫學學士學位。 1926年3月赴广州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兼任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中共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代表党组织建议郭沫若去黄埔军校做一些宣传工作，这时[[北伐战争]]即将开始，郭沫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行营秘书长。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郭沫若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不久赴南昌兼任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主任，蒋介石加封郭沫若为南昌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主任，每月加发200元津贴。1926年到1927年兼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九江三一七惨案与[[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著手[[清党]]，郭沫若隐蔽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 郭沫若于1927年8月4日深夜抵达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这时才知道已经被推举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七人主席团成员，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委员会主席。8月5日，按原计划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南下潮汕、东江。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到达[[瑞金]]，在一所小学校里由[[周恩来]]、[[李一氓]]作介绍人，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宣誓入党的还有[[贺龙]]。10月初，起义部队在潮汕被打散，郭沫若等四人在普宁县隐蔽了10天后，由[[神泉镇|神泉]]搭船前往香港，10月下旬抵港。一个月后由香港回上海。1927年12月23日蒋政府发出通缉郭沫若，十年后至1937年才撤销通缉令。与周恩来会晤后安排郭赴苏，但郭沫若患上了严重的斑疹伤寒，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错过了航班。1928年2月周恩来与郭沫若谈话，令其保留党籍出国前往日本避难，做学术研究积累声望，将来以公开的无党派面目做文化圈的领袖。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化名吴诚，从上海乘船赴日。 ===流亡日本===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受到日本宪兵和警察的长期监视和骚扰。同时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通過引用當時的歷史文獻資料與[[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學發展規律的論斷，證明中國同樣經歷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但此理论后来遭到[[黄现璠]]等人的置疑，黄曾于1979年著文提出，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國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大陸学术界的主流地位。隨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綱領的[[中國共產黨]]走上執政舞臺，該書的观点被當作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内中小學課本的參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古文字研究，发表了《古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轰动了学界，成为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藉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日期间，郭沫若还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 郭沫若反对国内的夏衍、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主张，持坚决反蒋的态度。直至看到了中共的《[[八一宣言]]》，才转变态度，认识到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国防文学也是个正确的口号，并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ref>刘茂林、叶桂生等著：《郭沫若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ref>此后郭沫若发表了《在国防的旗帜下》等文章。1937年5月下旬，郁达夫从南京来电，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郭沫若等了一个多月迟迟不见南京方面有所动静，给在陕北的李一氓写信：“二万八千里的行程，我的肉体未能直接参加，我是十二分抱歉的。但我始终和从前一样……”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加紧了对郭沫若的监视。7月25日，蔣介石允准撤銷對郭沫若之通緝令；是日，流亡的郭沫若，化裝乘加拿大籍“日本皇后号”頭等艙回國；7月27日至上海；7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知照行政院、司法院、軍事委員會，取消對郭沫若通緝令<ref name=民 />{{rp|5518}}。行前未告知日籍妻子与孩子们。 ===抗战和内战时期===1937年7月27日下午，郭沫若登陆上海，随后创办《救亡日报》为淞沪抗战鼓动宣传。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进行歌颂，不久拜见汪精卫。[[夏衍]]回忆：“在这一段时期内，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周恩来同志的出自内心的敬爱。有一次对我说：和蒋介石、陈诚这些人见面，在我的感情上是很别扭的，可是和他们谈话之后，我才理解到恩来同志指示的正确。”<ref>[见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原载《人民文学》1978年7月号。]</ref>[[淞沪会战]]失败后，郭沫若经香港至广州，于1938年1月1日复刊《救亡日报》。旋即接到在武汉的[[陈诚]]电报，请郭沫若立至武汉，要事相商。1月9日抵汉之后，从[[黄琪翔]]处获悉是陈诚邀请郭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之职。在武汉的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王明]]、[[博古]]等[[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长江局]]领导劝说郭就职。周恩来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即指副部长是虚职，而三厅厅长是实职可以做大量实际工作。3月中旬，郭沫若接受了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职务。中共长江局决定把三厅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机构，动员安排了大量文艺界抗日名流人士入三厅工作，包括：[[胡愈之]]、[[阳翰笙]]、[[郁达夫]]、[[徐悲鸿]]、[[沈钧儒]]、[[田汉]]、[[冼星海]]、[[洪深]]、[[冯乃超]]等在三厅任职。1938年4月1日，政治部三厅正式在武汉工作，投入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如“扩大宣传周”、“七七献金”等活动，發動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傳抗戰。郭沫若特别重视把三厅的文艺宣传对象扩大到厂矿工人和下层民众，贯彻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原则。这也引起了政治部主任陈诚为首的国民党一部分人的反感。 郭沫若在武汉、重庆期间，已经恢复了党员的秘密身份，与周恩来、[[邓颖超]]在一个党小组中开会。郭沫若还与邓颖超一起作为入党介绍人，发展[[于立群]]入党。 1938年[[胡风]]指出当时的文化界“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一声号召可以波动世界的大作家。”周恩来认为郭沫若适合扮演这个角色。于是周向中共中央提出这个建议。1938年夏天，中共中央党内决定：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ref>曹应旺，《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周恩来与郭沫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9462510.html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f>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郭沫若随周恩来撤离武汉，辗转来到重庆。1940年1月11日，郭沫若在创刊两周年的《新华日报》上批评蒋政府“连话都不如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是比长江大河还要大”。1940年9月，蒋介石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职务，调任政治部设计委员闲职，并明文要求军委会工作人员一律加入国民党。郭沫若以及三厅内的大批文艺界人士递交辞呈。周恩来找到信任政治部主任的[[张治中]]劝说。蒋介石召见郭沫若、阳翰笙等人宣布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安置以郭沫若为首的这批人，并可以不加入国民党。[[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同意此项决定，借政府机关招牌开展有理有利有节斗争，扩大抗日统一阵线影响。1940年12月7日，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明文规定：文工会只能潜心研究文化，不能对外从事政治工作。郭沫若任文工会主任委员，阳翰笙、[[谢仁钊]]为副主任委员，周恩来为指导委员，除原三厅的近40人参加外，还邀请了[[沈雁冰]]、[[翦伯赞]]、胡风、[[陶行知]]、[[侯外庐]]、[[王昆仑]]等任委员。文工会经常举办文艺讲座、文化讲座、国际问题讲座、国际问题座谈会和各种形式的报告会。不久，发生[[皖南事变]]，郭沫若题诗：<ref>丁正献：《从〈洪波曲〉谈起》，《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ref><blockquote>江南一叶奇冤史，万众皆先天下忧；泪眼揩干还苦笑，暂忘家难赋同仇。</blockquote> 中共南方局为预防[[四一二政变|四一二事变]]重演，疏散在重庆的一批左翼文化人赴延安、桂林、昆明、香港等地，郭沫若奉命留在重庆，继续主持文工会。周恩来指示文工会“勤业、勤学、勤交友”，在活动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节制，以保存力量。1941年为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周恩来安排[[阳翰笙]]把庆祝搞成全国性的政治活动，以振奋文化界自皖南事变与[[苏德战争|苏德战场]]惨败以来的士气。阳翰笙约请了[[孙科]]、[[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张道藩]]、[[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翦伯赞、[[章伯钧]]、[[罗隆基]]、王昆仑、[[屈武]]、黄琪翔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名为庆祝活动的发起人，周恩来亦在列。1941年11月16日作为庆祝日（此时[[莫斯科会战]]正处于岌岌可危的时候），《新华日报》头版刊载了周恩来的专文《我要说的话》：<blockquote>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blockquote>该日下午，在重庆的中苏文化协会餐厅和院子里举行茶话会，参加者两千余人，由冯玉祥主持，[[老舍]]、张道藩、黄炎培、[[张申府]]、周恩来、沈钧儒等大会发言；并展览郭沫若25年来专著、译本、手稿八十多种约两千余万字，以及郭沫若各个时期的工作和生活照片。当天，昆明、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等地也举办了文化界的庆祝活动。纪念文章陆续刊载了半年。庆祝活动期间，重庆上演了郭早年的话剧《棠棣之花》，周恩来建议采取“全明星”制，配角都由第一流演员担任，郭沫若亲身参加排演与修改剧本。公映后在重庆引起轰动，周恩来观看了七场。剧中插曲《湘累》成为经得起历史考验流传下来的歌曲。周恩来安排《新华日报》出专刊评论对《棠棣之花》和历史剧创作。也激发了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热情，1942年1月上旬仅用9天完成五幕话剧《屈原》的剧本。再次由重庆话剧界全明星制排演《屈原》，剧本还全文连载于《屈原》连载于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的《中央日报》副刊。 1942年2月上旬郭沫若又仅用9天创作了五幕历史剧《虎符》。1942年五、六月，创作了五幕历史剧《高渐离》。1942年9月上旬，仅用5天创作了历史剧《孔雀胆》，这是郭沫若历史剧中唯一没有影射当时政治的作品。1943年三、四月，创作了写夏完淳的历史剧《南冠草》。这六齣歷史悲劇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歡迎。台大歷史系教授[[王远义]]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 <ref>王远义，《文学思潮与文化革命》：郭沫若他们开始将伟大的文学改编成历史剧。……事实上当时的许多作品是為了寻求一种民族形式，既是大众形式又是现代化的，大众的同时不会摧残精英，現代的同时不会抛弃传统，民族化的同時不会盲目地反对西方变成义和团。因此三四零年代的文学作品是最重要的文学实验，是最有個性，最讲究创造力，最具有革命的火焰，最反对定於一尊的，但是海峡两岸都看不到。</ref> 文工会期间，郭沫若继续从事历史研究。1942年4月发表《殷周是奴隶社会考》、《墨子的思想》、《述吴起》、《秦汉之际的儒者》、《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吕不韦与秦代政治》、《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1943年与[[林语堂]]、[[沈从文]]、[[施蛰存]]展开论战。 1945年3月30日，政治部文艺工作委员会被张治中予以解散。1945年6月，郭沫若由重庆乘美国军用运输机，转道印度、伊朗，赴苏参见[[苏联科学院]]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6月29日出席克里姆林宫夜宴，[[莫洛托夫]]、斯大林、[[布尔加宁]]到场。还参观了[[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战争浩劫后的城市废墟。日本宣布投降后，郭沫若于8月16日登机回国，在在苏联作访客五十天。8月20日抵重庆。9月3日，与文化界人士拜会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郭沫若看到毛泽东用旧怀表，便把自己手上的表送给了毛泽东。此后毛泽东长期戴这块手表。此间，参加了围绕刚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的论战，用毛泽东原韵填词两阕，称赞原词“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 1946年1月10日，作为社会贤达代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在讨论扩大改组政府问题时，发言：“主席权限太大，国府委员连建议权也没有”。 1946年5月8日，全家乘飞机去上海。1947年11月按照中共安排，举家搬到香港，担负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领导工作。1948年8月25日，香港《[[华商报]]》副刊《茶亭》开始连载郭的《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持续3个月。郭沫若在日本的前妻安娜看到《华商报》后，带两个儿女到香港。由冯乃超出面与安娜恳谈，最后安娜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带着她的儿女们去解放区大连定居。 1948年11月23日，乘船离开香港，12月1日抵达辽东的[[丹东市|安东]][[石城岛]]上岸。12月6日抵沈阳。1949年2月25日乘火车进京。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ref>潘光哲，《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学者之间，对于谁可以荣膺这顶知识场域的桂冠，各有想法，各有所见；更令人惊异的是，‘政治立场’居然也可以成为‘封杀’某人如郭沫若列居院士候选人的理由。“知场域”里的权力关系，于此思过半矣。还好，有夏鼐的“临门一脚”外加那十三位中研院评议员的学术理性，政治／学术的“异端”，也可以找到他们的生存空间，乃至于扬名立世（当然，郭沫若大概对此荣衔“不屑一顾”罢？他并未出席第一届中研院院士会议）。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来看，中央研究院作为当时的学术界里的一方学术净土，还是自有其学术独立自主运作的空间。待得一九四九年之後，以郭沫若為院長的中國科學院，卻顯然不是這樣學術傳統的繼承者。誰可以榮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知識場域的桂冠（及隨之而來的高級生活待遇），只有以政治為標準；至於其中轉折，那則是另外一段故事了。”</ref>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File:195201 郭沫若荣获加强国际和平 斯大林国际奖金.png|thumb|220px|1952年郭沫若領取[[列寧和平獎|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国后，郭沫若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两职位，并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譽会长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一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均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常务委员，第二、三、五届副主席。 1951年郭沫若獲頒[[蘇聯]][[列寧和平獎|国际斯大林奖]]。 1955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进行逐一批判。 1958年郭沫若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9年至1960年，郭沫若先後創作了以「翻案」為主旨的歷史劇《[[蔡文姬]]》與《[[武則天]]》。 1962年，為了紀念[[鄭成功]]逝世三百週年，郭沫若創作了電影劇本《鄭成功》，但因不久後即爆發[[文化大革命]]，未能拍攝。 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前夕，郭沫若以中國文聯主席身份在全國工農兵文藝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自我批判，宣稱“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ref>[http://paper.people.com.cn/rmwz/html/2010-06/01/content_576349.htm 郭沫若最后的岁月]</ref>，令全國知識份子驚訝恐慌。 “文革”初期，郭沫若被批判，很快就得到了特别保护{{NoteTag|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一个“[[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主要包括「高级民主人士」，郭沫若被列为第二位。完整名单如下：[[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 1971年，郭沫若發表學術論著《李白與杜甫》，该书肯定了同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李白]]，同时反对将具有浓厚忠君思想的[[杜甫]]当作[[圣人]]对待<ref>郭沫若就《李白与杜甫》一书给[[胡曾伟]]的复信：“胡曾伟同志：您的信和《石嚎吏》译释，都拜读了。我基本上同意您的见解。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taboo音譯，即禁忌），神圣不可侵犯。于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草草奉复，不能多写，乞谅。祝　健康　七七年一月二十八日</ref>。 1978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科学的春天]]》的书面报告（内容實為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干部[[胡平]]起草），号召[[知识分子]]钻研学术。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根据其遗嘱，郭的骨灰洒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 ==影响及评价==[[File:Guomoruo.JPG|thumb|220px|郭沫若紀念塑像]] 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和[[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享有崇高的地位。在文學方面，被官方現代文學史教科書列為「魯郭茅巴老曹」的第二位<ref>[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9/25/c_125442032.htm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由来] {{Wayback|ur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9/25/c_125442032.htm |date=20170419002657 }}</ref>；在史學方面，被列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之一<ref>[http://zgsxs.net.cn/news_more.asp?lm2=137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ref>。郭沫若曾以[[歌德]]自况并被文化界广泛认可，如[[周扬]]曾对郭说“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ref>{{cite book|url =http://lianzai.china.com/books/html/1440/6937/92316.html|title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author =吴东平|date =2006-03-01|language =zh-hans|publisher =湖北人民出版社|deadurl =yes|archiveur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0425052416/http://lianzai.china.com/books/html/1440/6937/92316.html|archivedate =2006年4月25日|df =}}</ref>；[[沙叶新]]则引用[[恩格斯]]对[[歌德]]的评价指出郭沫若作为伟大天才和凡庸公民的两面<ref>{{cite journal |url =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97003 |title = 粪土当年郭沫若 |author = [[沙叶新]] |year = 2004年 |language = zh-hans |journal = 《[[凤凰周刊]]》 |issue = 第20期 |quote = 青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曾和田汉仿照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的塑像合拍一照，自比歌德和席勒。恩格斯说：『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郭沫若这个中国的歌德庶几近之。}}</ref>。极度推崇者有之，轻视鄙视者有之，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等一些严肃的研究学者将这种“学院派”中间和社会民众间对郭沫若截然相反的态度称之为“两极阅读”<ref>{{cite journal|url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3524|title =关于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author =温儒敏|language =zh-hans|journal =《[[中国文化研究]]》|volume =2001年春之卷|quote =社会上对郭沫若其人其诗也的确存在某些误解或苛求，也会影响到“非专业阅读”的评价，对郭沫若的评价也就不高。就文学接受而言，无论专业非专业，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不好轻易评判其高下。然而当今许多专家的研究论文或大学的讲台对郭沫若甚表称许，而一般读者，甚至就是听课的青年学生，却对郭评价偏低，或者不感兴趣。这就形成“两极阅读现象”，值得正视和思索。}}{{Dead link|date=2018年6月 |bot=InternetArchiveBot |fix-attempted=no }}</ref>。 郭沫若在台湾的学术界和政治界也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除了{{who|台湾学人}}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所受的浸染，不仅仅有传统的威权时代基于政治和学术的分歧对他的批判（例如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对他的批判<ref>1982年[[宋美龄]]在给[[廖承志]]的公开信：“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思|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大林|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ref>），他对于台湾的倡导改革的人群尤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例如[[李登辉]]认为今日台湾的成就某种程度上归结于[[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所倡导的思想和社会变革的实践<ref>{{cite book |title = 台湾的主张 |author = 李登辉 |date = 1988年6月11日 |language =zh-hant |publisher = 遠流出版 |pages = |ISBN = 9789573237242 |quote = 虽然我自幼接受日本教育，受过日本文化的熏陶，但对中国文学与思想，也曾多所涉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风起云涌的现代思潮，更对我有很深的影响。……而郭沫若以考古及历史研究的角度，批判封建制度之害，更鼓励了许多年轻人，起而改革。他的《十批判书》与《青铜时代》等书，借着对先秦人物与思想的评论，如推崇早期儒家孔孟的重视民本思想，贬斥韩非的「法术」、「君主本位」，和秦始皇的「极权主义」等，宣扬「以民为本」的思想，认为中国只有摆脱传统的束缚，才有发展的希望。……就此一角度而言，今天台湾所缔造的成就，也可以说是当年这些改革思潮具体实践的成果。}}</ref>。 === 立場搖擺與奉承文學 ===1920和1930年代，由於郭沫若和[[魯迅]]在文學上的主張和政治態度的不同，他們之間發生了一場針鋒相對的鬥爭。1928年初，後期[[創造社]]的幾位幹將[[馮乃超]]、[[李初梨]]等，為了推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將魯迅當成了絆腳石。他們以《藝術與社會生活》等文章，向魯迅發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魯迅開始有點莫名其妙，因為他剛從廣州到上海，目的之一便是與創造社組成聯合戰線。魯迅也不甘示弱，先後寫出了《醉眼中的「朦朧」》、《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文進行了回答。在論戰中，創造社元老郭沫若親自操刀，用<u>杜荃</u>的筆名，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其中寫道：「魯迅先生的時代和階級性，就此完全決定了。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建過渡期的反革命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魯迅當時並沒有回擊，到了1932年8月，他在《上海文藝之一瞥》的文章中，罵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面對全國人民哀悼魯迅的形势，正在日本的郭沫若立即轉向，連夜寫了《民族的傑作—紀念魯迅先生》的悼文，指出魯迅的死，是「不可測算的重大損失」。接著，他又用日文寫了《墜落了一個巨星》的悼文。說什麼「魯迅生前罵了我一輩子，但可惜他已經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樣深切的關心了；魯迅死後我卻要恭維他一輩子，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不能恭維得盡致」。甚至說自己是以魯迅徒孫的資格追悼魯迅。11月3日，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東京日華學會舉行悼念活動，郭沫若也匆匆趕到現場，在悼念會上高喊：「中國之偉大人物，過去人都說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魯迅。」。在「[[文化大革命]]」中紀念魯迅時，郭沫若說：「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他是會多麼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ref>《文史天地》，2009年第3期，第6頁</ref> 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写于8月12日的《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其中说：“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又说：“问题应该是——[[外蒙古独立|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还说：“中国人民和蒙古人民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ref>{{cite web |url =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6/guomoruo.txt |title = 史料的准确性——关于郭沫若谈外蒙古独立 |website = [[新语丝]] |accessdate = 2017-07-31 }}</ref> 1949年11月，郭沫若在《[[观察 (杂志)|观察]]》发表了《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一诗，来赞美[[斯大林]]<ref>{{cite journal |title = 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 |author = 郭沫若 |date = 1949年12月16日 |language = zh |journal = 《[[观察 (杂志)|观察]]》 |quote = 斯大林大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你的七十岁已经是地质学上的年龄了，/已经是天文学上的年龄了，……你已经活了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地质年，/你还要活下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天文年。……我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70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ref>。 在“[[大跃进]]”时期的1958年，响应文化战线的“大跃进”，郭沫若写了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歌<ref>杨继绳：《墓碑》，pp.&nbsp;701–702.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ISBN 978-988-211-909-3.</ref>，例如其诗《太阳问答》之一段：<ref>康健：《辉煌的幻滅——人民公社警示錄》，p.&nbsp;275.</ref>{{cquote|感谢党呵感谢党，党是不落的红太阳。东风永把西风压，社会主义放光芒。鼓足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建天堂。红旗插遍全世界，红旗插在山顶上。}}但在1963年11月14日，郭若沫給[[陳明遠]]寫的信中卻批判大躍進：<ref>黃淳浩 編:《郭沫若書信集》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ref>{{cquote|大躍進運動中處處放衛星、發喜報、搞獻禮，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誇虛假的歪風邪氣氾濫成災······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僅可笑，而且可厭，假話、套話、空話是新文化的大敵，也是新社會的大敵。}} 1966年“[[文革]]”正式开始，郭沫若几天内立即發表談話，对自己以前的作品全盘否定：“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文革”期间，郭沫若的作品《李白与杜甫》是[[中国大陆]]能够被出版的极少数非文革主题书籍，不过他在书中大举赞颂[[李白]]，而极力挖苦[[杜甫]]，被认为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个人喜好而歪曲历史与文学<ref>{{cite news |url = http://cul.sohu.com/20061016/n245819173.shtml |title = 郭沫若晚年的败笔：为自保即席向江青献诗 |newspaper = 新闻午报 |date = 2006-10-16 |accessdate = 2009-02-01 }}</ref>。郭沫若以毛泽东的诗友著称，和毛时有[[诗词]]唱和。他曾高度赞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甚至将其[[错别字]]“黄梁”也作为赞美的对象<ref>{{cite book |title = 红旗跃过汀江 |author = 郭沫若 |date= |language=zh |quote = 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麼生动，多麼潇洒，多麼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心理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下了我们的眼前。}}</ref>。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致闭幕词《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并且朗诵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ref>{{cite book |title =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author = 郭沫若 |date = 1967年6月5日 |language = zh |quote =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ref><ref name="peopledaily">{{cite news |title = 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胜利闭幕 |newspaper = 《人民日报》 |date = 1967-06-06 }}</ref>：{{cquote|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ref>{{cite journal |title =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author = 郭沫若 |date = 1976年5月12日 |language = zh |quote =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少奇|刘]]和[[林彪|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ref>：{{cquote|[[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但过了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粉碎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他立即又赋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抨击“四人帮”，吹捧[[华国锋]]<ref>{{cite journal |title =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author = 郭沫若 |date = 1976年10月21日 |language = zh |quote =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王洪文|政治流氓]][[姚文元|文痞]]/[[张春桥|狗头军师张]]/还有[[江青|精生白骨]]/自比[[武则天|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毛泽东|红太阳]]/[[华国锋|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国锋|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ref>：{{cquote|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王洪文|政治流氓]][[姚文元|文痞]]、[[张春桥|狗头军师张]]，还有[[江青|精生白骨]]，自比[[武则天|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毛泽东|红太阳]]。[[华国锋|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国锋|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这也是后来他的政治人格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