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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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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鉴（1598-1677年），字元照，一字圆照，号湘碧，又号香庵主，江南太仓人，明末清初画家，“四王”之一。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出生，崇祯六年（1633年）举人。后任廉州府知府，世称“王廉州”。工画，早年由董其昌亲自传授，董其昌向王鉴表示“学画唯多仿古人”，“时从董宗伯、王奉常游，得见宋元诸名公墨迹”，与同族王时敏齐名，王时敏曾题王鉴画云：“廉州画出入宋元，士气作家俱备，一时鲜有敌手”。
吴伟业将王时敏与董其昌、王鉴、李流芳、杨文骢、张学曾、程嘉燧、卞文瑜和邵弥合称为“画中九友”，并作《画中九友歌》。康熙十六年（1677年）卒。
王鉴，字玄照，后避清圣祖康熙玄烨的名讳，改字元照，圆照，号湘碧，染香庵主，祖父王世贞（1526年— 1590年）是晚明著名文人、鉴藏家和显宦，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精古诗文，与李攀龙等并称“后七子”，为文坛盟主；富收藏，尔雅楼中藏书万卷，书画文物无数；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艺苑后言》等。父王士骥，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官吏部员外郎。王鉴出身于这样一个文学世家和官宦门第，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和艺术熏陶，“缔岁即好点染”，他亦自述：“自幼习董熟耳。”表明他最早学画是从董源入手的。以后又追踪巨然和元四家，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时的《仿云林山水轴》和天启元年（1621年）拟巨然的《山水图》，可证其最早的画学渊薮。
王鉴于崇祯六年（1633年）三十六岁时中举人，三十八岁以祖荫任左府都事，进而出仕广东廉州太守，“时粤中开一米，鉴力请上台得罢。”他以刚正态度力罢开矿恶政，却险遭牢狱杀身之祸，二年后即罢归。至四十岁，他的仕宦生活即告终止，与王时敏相仿，在明亡以前即由“兼济天下”的官员变为“独善其身”的文人。其间，他亦倾心于绘画，如自述所言：“余生平无所嗜好，惟于丹青不能忘情。”他以子侄辈与年长六岁的王时敏相交，故早年画法甚受时敏影响。
崇祯九年（1636年） 结识董其昌，得以见到元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卷》、吴镇《关山秋霁图轴》等名迹，虽然董其昌不久即去世，但其绘画理论和创作实践对王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时，王鉴还与杨文驰、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李流芳等文人画家来往，吴伟业曾作“画中九友歌”以赞诸人之交谊和画艺。四十岁以后，王鉴即专心于绘事，“尽力画苑”，成为专业的文人画家。罢官归里不久，画名已远布四方，如崇祯十年（1637年）夏所作《秋山图轴》（上海博物馆藏），王时敏题跋即云：“玄照画道独步海内，展作纷纷，不无鱼目混珠之叹。”
崇祯十一年（1638年）所作《仿黄公望山水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王时敏又题曰：“玄照此图，丘壑位置深得梅道人三昧，而级法出入董、巨。……当今画家不得不推为第一。展现不觉下拜，遂欲焚砚矣。”王时敏在董公谢世后已成为画坛领袖，他却对王鉴赞赏有加，誉为“独步海内”、“当今画家不得不推为第一”，并有“遂欲焚砚矣”之叹，可想见王鉴当时的盛誉。
事实上，王鉴归里后四十年内，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确实较之王时敏在画艺上更加专志潜心和勤奋刻苦，在艺术功力上亦更胜一筹。王时敏之子王撰在比较其父与王鉴的生活景况时就说：“先世以世务牵制，晚年愁冗纷集，兼多向平之累，兴会所至，时一渲染，未逞朝夕从事于斯。而湘翁则萧然一身，屏去崖事，得以余力专意盘稽。”指出王时敏因家务繁冗，生有八子数女，婚嫁负担沉重，故无暇朝夕作一间，而王鉴妻子早逝，也未续娶，可能亦无儿女，虽晚景孤寂，却能全身心投入艺事，这无疑是很不相同的两种客观环境和条件。其次，两人的思想状态似乎也有所区别，明亡后二王都选择了明哲保身、退隐林下的道路， 既不当抗清复明的志士，也不属入仕新朝的贰臣，而成为以画自遣的遗民画家。但是，王时敏入清有“出城迎降”之举，内心常自嘲自责：“偷生称隐逸，惭愧北山灵。”王鉴则无此明显失节行为，呈正常的遗民心态，如吴伟业赠诗所曰：“布衣懒自入侯门，手迹流传姓氏存。闻道相公谈翰墨，向人欲仿赵王孙。”实际上在明亡之前，睢阳袁枢的名气更大一些，其画业最受董其昌、王铎的推重。满清定鼎，曾经备兵睢阳道的袁枢秉承父志，忧郁绝食数日而死，与其父亲袁可立一样，作品遭到满清“文字狱”禁毁，传世者无多，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的有其《平泉十石图》。
王鉴出生于书香门第，为明代著名文人王世贞曾孙，家藏古今名迹甚富，丰富的家藏，为王鉴学习临摹历代名画真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摹古工力很深，笔法非凡，擅长山水。与王时敏、王翚、王原祁、恽寿平、吴历齐名，并称四王吴恽或清初六家，成为画坛正宗。为“清初六家”之一。
与明末北方著名书画收藏家睢阳袁枢（袁可立子）交从甚密，袁以收藏董源、巨然作品为最，王鉴从中受益者颇多，书画往来相互题赠。王鉴《仿巨然真迹图》：“董宗伯所藏巨然真迹，今归袁环中（袁枢）使君，昨在其署中出此相示。”
王鉴和王时敏、袁枢一样，早年曾经得到过董其昌的亲自传授，他一生的画业就是沿着董其昌注重摹古的方向发展，继续揣摩董源、巨然、吴镇、黄公望等诸多前辈大家的笔意，仿古吸收并转化古人的笔墨结构，形成了自己丰富的山水画语言。
王鉴画的坡石取法黄公望，点苔学吴镇，用墨学倪瓒。尤其是他的青绿设色山水画，缜密秀润，妩媚明朗，综合了沈周、文征明清润明洁的画风，清雅的书卷气跃然纸上，历来为后人所称道。擅长山水，远法董（源）、巨（然），近宗王蒙、黄公望。运笔出锋，用墨浓润，树木丛郁，后壑深邃，皴法爽朗空灵，匠心渲染，有沉雄古逸之长。间作青绿重色，亦能妍丽融洽。信云林山水意极绵密。仿山樵山水，仿赵大年《春景》没骨山水、仿洪谷子设色山水，疏密奇正，纯以篆法写轮廓。仿子久《秋木山色图》、《仿黄公望烟浮远岫图》、摹沈石田山水、仿董源《秋山图》仿范华设色山水、仿巨然山水，骨重气轻。其作品大多摹古，信效名家，缺乏独创，并具有浓厚的复古思想和形式主义画风。
代表作有《长松仙馆图》、《仿巨然山水》、《仿王蒙秋山图》等。著有《染香庵集》、《染香庵画跋》等。传世画迹有《虞山十景图》、《梦境图》等。
王鉴是清初正统派的领袖之一 ，与王时敏、王翚、王原祁并称“清初四王”；增添吴历、恽寿平两人，又统称“四王吴恽”，亦与王时敏、王原祁同归“娄东派”。他在当时声名煌赫，影响颇大，但由于其生平事迹记载多有缺略，艺术上又与并称“前二王”的王时敏渊源相近，风格亦颇多共同点。因此，对王鉴的个案研究殊为缺乏，往往是在论述王时敏时顺便谈及，视“二王”为一体，乃至有学者认为：“和王时敏同时代的王鉴，作品之间经常类似到如果不具有一对利眼，就无法区分它们的地步。”其实，王鉴与王时敏虽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但生活经历并不相同，画学道路也有所区别；虽同受董其昌绘画思想影响，崇尚以“南宗”为主的传统，但范围和重点有所不同，所形成的笔墨风格亦相迥异；虽同属“娄东派”，但王鉴对“虞山派”的王荤更有直接影响，吴历也受过其指授，故一日史有“后学津梁”之誉，其影响与作用自与王时敏有别。因此，具体而微地梳理王鉴的生活经历和画学道路，师承范围和笔墨风格，以及在画坛的影响和地位，并将“二王”联系起来对照剖析，当能揭示出王鉴艺术自具的特色和独特的贡献， 给予其独立的准确的历史定位。
在晚明的乱世中，既不能“兼济天下”，就只好“独善其身”。即使在数年后多铎率清军攻破常州、无锡、苏州等城之后，他也没有迎降清军，出仕新朝，而是守住清白，继续绘事。他的绘画却因此受益，身为明朝遗老，无处宣泄的亡国之恨令他在故纸堆里寻找寄托，而大量临摹古画，不仅夯实了他的传统功夫，也暗合了明朝遗老的民族情结。所以，他“从董巨入手广泛吸收北宋范宽、江贯道以至五代荆浩、关同等，南宗北宗，无所不学，打下深厚的基础，进而优游于元四家倪云林、黄子久、王叔明、吴仲圭之间?”（蔡星仪《王鉴艺术论》），他的多数“仿”、“摹”、“橅”、“拟”作品就是这一时期留下的，他也因此与王时敏一起并列清“四王吴恽”之首，在美术史上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
王鉴艺术天赋极高，又是性情中文人，且看是什么原因驱使他画下这本册页的：丹青一派，自吴中文沈、华亭董宗伯后，几作广陵散矣。近时惟吾娄太原乔梓、延陵伯仲得传正脉，予每见其所作，即欲焚弃笔砚。但习气未除，见案头笺素便涂抹满纸，知不免为法眼捧腹，右古十帧，不敢求形似也。丙申冬十二月王鉴识。 这是册页最后王鉴自题的跋识。
吴伟业将王时敏与董其昌、王鉴、李流芳、杨文骢、张学曾、程嘉燧、卞文瑜和邵弥合称为“画中九友”，并作《画中九友歌》。康熙十六年（1677年）卒。
王鉴，字玄照，后避清圣祖康熙玄烨的名讳，改字元照，圆照，号湘碧，染香庵主，祖父王世贞（1526年— 1590年）是晚明著名文人、鉴藏家和显宦，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精古诗文，与李攀龙等并称“后七子”，为文坛盟主；富收藏，尔雅楼中藏书万卷，书画文物无数；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艺苑后言》等。父王士骥，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官吏部员外郎。王鉴出身于这样一个文学世家和官宦门第，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和艺术熏陶，“缔岁即好点染”，他亦自述：“自幼习董熟耳。”表明他最早学画是从董源入手的。以后又追踪巨然和元四家，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时的《仿云林山水轴》和天启元年（1621年）拟巨然的《山水图》，可证其最早的画学渊薮。
王鉴于崇祯六年（1633年）三十六岁时中举人，三十八岁以祖荫任左府都事，进而出仕广东廉州太守，“时粤中开一米，鉴力请上台得罢。”他以刚正态度力罢开矿恶政，却险遭牢狱杀身之祸，二年后即罢归。至四十岁，他的仕宦生活即告终止，与王时敏相仿，在明亡以前即由“兼济天下”的官员变为“独善其身”的文人。其间，他亦倾心于绘画，如自述所言：“余生平无所嗜好，惟于丹青不能忘情。”他以子侄辈与年长六岁的王时敏相交，故早年画法甚受时敏影响。
崇祯九年（1636年） 结识董其昌，得以见到元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卷》、吴镇《关山秋霁图轴》等名迹，虽然董其昌不久即去世，但其绘画理论和创作实践对王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时，王鉴还与杨文驰、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李流芳等文人画家来往，吴伟业曾作“画中九友歌”以赞诸人之交谊和画艺。四十岁以后，王鉴即专心于绘事，“尽力画苑”，成为专业的文人画家。罢官归里不久，画名已远布四方，如崇祯十年（1637年）夏所作《秋山图轴》（上海博物馆藏），王时敏题跋即云：“玄照画道独步海内，展作纷纷，不无鱼目混珠之叹。”
崇祯十一年（1638年）所作《仿黄公望山水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王时敏又题曰：“玄照此图，丘壑位置深得梅道人三昧，而级法出入董、巨。……当今画家不得不推为第一。展现不觉下拜，遂欲焚砚矣。”王时敏在董公谢世后已成为画坛领袖，他却对王鉴赞赏有加，誉为“独步海内”、“当今画家不得不推为第一”，并有“遂欲焚砚矣”之叹，可想见王鉴当时的盛誉。
事实上，王鉴归里后四十年内，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确实较之王时敏在画艺上更加专志潜心和勤奋刻苦，在艺术功力上亦更胜一筹。王时敏之子王撰在比较其父与王鉴的生活景况时就说：“先世以世务牵制，晚年愁冗纷集，兼多向平之累，兴会所至，时一渲染，未逞朝夕从事于斯。而湘翁则萧然一身，屏去崖事，得以余力专意盘稽。”指出王时敏因家务繁冗，生有八子数女，婚嫁负担沉重，故无暇朝夕作一间，而王鉴妻子早逝，也未续娶，可能亦无儿女，虽晚景孤寂，却能全身心投入艺事，这无疑是很不相同的两种客观环境和条件。其次，两人的思想状态似乎也有所区别，明亡后二王都选择了明哲保身、退隐林下的道路， 既不当抗清复明的志士，也不属入仕新朝的贰臣，而成为以画自遣的遗民画家。但是，王时敏入清有“出城迎降”之举，内心常自嘲自责：“偷生称隐逸，惭愧北山灵。”王鉴则无此明显失节行为，呈正常的遗民心态，如吴伟业赠诗所曰：“布衣懒自入侯门，手迹流传姓氏存。闻道相公谈翰墨，向人欲仿赵王孙。”实际上在明亡之前，睢阳袁枢的名气更大一些，其画业最受董其昌、王铎的推重。满清定鼎，曾经备兵睢阳道的袁枢秉承父志，忧郁绝食数日而死，与其父亲袁可立一样，作品遭到满清“文字狱”禁毁，传世者无多，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的有其《平泉十石图》。
王鉴出生于书香门第，为明代著名文人王世贞曾孙，家藏古今名迹甚富，丰富的家藏，为王鉴学习临摹历代名画真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摹古工力很深，笔法非凡，擅长山水。与王时敏、王翚、王原祁、恽寿平、吴历齐名，并称四王吴恽或清初六家，成为画坛正宗。为“清初六家”之一。
与明末北方著名书画收藏家睢阳袁枢（袁可立子）交从甚密，袁以收藏董源、巨然作品为最，王鉴从中受益者颇多，书画往来相互题赠。王鉴《仿巨然真迹图》：“董宗伯所藏巨然真迹，今归袁环中（袁枢）使君，昨在其署中出此相示。”
王鉴和王时敏、袁枢一样，早年曾经得到过董其昌的亲自传授，他一生的画业就是沿着董其昌注重摹古的方向发展，继续揣摩董源、巨然、吴镇、黄公望等诸多前辈大家的笔意，仿古吸收并转化古人的笔墨结构，形成了自己丰富的山水画语言。
王鉴画的坡石取法黄公望，点苔学吴镇，用墨学倪瓒。尤其是他的青绿设色山水画，缜密秀润，妩媚明朗，综合了沈周、文征明清润明洁的画风，清雅的书卷气跃然纸上，历来为后人所称道。擅长山水，远法董（源）、巨（然），近宗王蒙、黄公望。运笔出锋，用墨浓润，树木丛郁，后壑深邃，皴法爽朗空灵，匠心渲染，有沉雄古逸之长。间作青绿重色，亦能妍丽融洽。信云林山水意极绵密。仿山樵山水，仿赵大年《春景》没骨山水、仿洪谷子设色山水，疏密奇正，纯以篆法写轮廓。仿子久《秋木山色图》、《仿黄公望烟浮远岫图》、摹沈石田山水、仿董源《秋山图》仿范华设色山水、仿巨然山水，骨重气轻。其作品大多摹古，信效名家，缺乏独创，并具有浓厚的复古思想和形式主义画风。
代表作有《长松仙馆图》、《仿巨然山水》、《仿王蒙秋山图》等。著有《染香庵集》、《染香庵画跋》等。传世画迹有《虞山十景图》、《梦境图》等。
王鉴是清初正统派的领袖之一 ，与王时敏、王翚、王原祁并称“清初四王”；增添吴历、恽寿平两人，又统称“四王吴恽”，亦与王时敏、王原祁同归“娄东派”。他在当时声名煌赫，影响颇大，但由于其生平事迹记载多有缺略，艺术上又与并称“前二王”的王时敏渊源相近，风格亦颇多共同点。因此，对王鉴的个案研究殊为缺乏，往往是在论述王时敏时顺便谈及，视“二王”为一体，乃至有学者认为：“和王时敏同时代的王鉴，作品之间经常类似到如果不具有一对利眼，就无法区分它们的地步。”其实，王鉴与王时敏虽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但生活经历并不相同，画学道路也有所区别；虽同受董其昌绘画思想影响，崇尚以“南宗”为主的传统，但范围和重点有所不同，所形成的笔墨风格亦相迥异；虽同属“娄东派”，但王鉴对“虞山派”的王荤更有直接影响，吴历也受过其指授，故一日史有“后学津梁”之誉，其影响与作用自与王时敏有别。因此，具体而微地梳理王鉴的生活经历和画学道路，师承范围和笔墨风格，以及在画坛的影响和地位，并将“二王”联系起来对照剖析，当能揭示出王鉴艺术自具的特色和独特的贡献， 给予其独立的准确的历史定位。
在晚明的乱世中，既不能“兼济天下”，就只好“独善其身”。即使在数年后多铎率清军攻破常州、无锡、苏州等城之后，他也没有迎降清军，出仕新朝，而是守住清白，继续绘事。他的绘画却因此受益，身为明朝遗老，无处宣泄的亡国之恨令他在故纸堆里寻找寄托，而大量临摹古画，不仅夯实了他的传统功夫，也暗合了明朝遗老的民族情结。所以，他“从董巨入手广泛吸收北宋范宽、江贯道以至五代荆浩、关同等，南宗北宗，无所不学，打下深厚的基础，进而优游于元四家倪云林、黄子久、王叔明、吴仲圭之间?”（蔡星仪《王鉴艺术论》），他的多数“仿”、“摹”、“橅”、“拟”作品就是这一时期留下的，他也因此与王时敏一起并列清“四王吴恽”之首，在美术史上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
王鉴艺术天赋极高，又是性情中文人，且看是什么原因驱使他画下这本册页的：丹青一派，自吴中文沈、华亭董宗伯后，几作广陵散矣。近时惟吾娄太原乔梓、延陵伯仲得传正脉，予每见其所作，即欲焚弃笔砚。但习气未除，见案头笺素便涂抹满纸，知不免为法眼捧腹，右古十帧，不敢求形似也。丙申冬十二月王鉴识。 这是册页最后王鉴自题的跋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