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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院校 = 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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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光绪十五年)12月29日，梅贻琦生于天津。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

1909年(宣统元年)6月，梅贻琦报考首批庚款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首批赴美留学生47人中的一名。

1914年(民国三年)，毕业于吴士脱理工学院电机系，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并入选SigmaXi荣誉会员。

1915年(民国四年)，春季，留学归国。同年秋季，担任清华学堂物理教师。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在由他拟纲，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梅贻琦表示，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

1961年2月，奉准辞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仍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

梅贻琦熟读史书，喜爱科学。初起研究电机工程，后转为专攻物理。曾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他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他的教育理论和主张，对中国三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中国著名的两所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都是和梅贻琦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任清华大学校长的17年里，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

不过，不要因此就以为清华大学的校长是好当的，情形恰恰相反，梅贻琦出任校长的时候，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以清华来说，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都是拥护梅校长。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梅贻琦在长达47年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许多极有参考价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以此指导其从事于教育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这些经验和思想是值得我们后人加以吸收、总结、研究和珍藏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加以继承和借鉴。同时，他的令人称道的人格魅力与品德气质以及个人修养，都反映出近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在人格方面有机、完美、和谐的融合与统一。

最后，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着重论述了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教育家们的共识，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1931-1948)。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体、美、群。这是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和蔡元培一样，梅贻琦也是把德育作为五育之首的。

在德育中，梅贻琦非常重视教师的师德。许多人对"大师"有片面的理解，仅看到学问的一面，而梅贻琦讲的"大师"则是学问道德都好的楷模。他说: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为此，他提出了"从游"这一生动的比喻，以老师为大鱼，学生为小鱼。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以教师的高尚品行来自然地引导学生，达到"不为而成"，是很高明的教育方法。

在德育中，梅贻琦强调人格与爱国。他对即将出国留学的学生说:"诸君在国外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务要保持科学态度，研求真理。"

清华大学一向重视体育，并把体育作为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与梅贻琦的倡导很有关系，他认为这是学生"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梅贻琦说高尚人格具体体现在"团体精神"、"急功好义"、"遵守纪律"上，要借团体的运动"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并在学籍管理上明确规定"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这些十分值得我们借鉴与深思。1928年，梅贻琦还是教务长的时候，就曾明确告诉学生:"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后来有人提出，要想提高学生"服务社会，团结合作"的精神，就应该在德育、智育、体育之外再加一个"群育"。对于这种提法，梅贻琦显然不大同意。1934年，已经担任校长的梅贻琦对自己的学生说:今天我们提倡体育，不仅是为了锻炼个人的身体，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合作的精神。我们要借团体项目，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他还说:体育比赛的目的不在于能不能取胜，而在于是不是各尽其能，使本队团结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现。在体育比赛中，"胜固大佳，败亦无愧。"假如在比赛之前，有人因为没有取胜的可能就放弃比赛，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忘记了在团体中应尽的任务。

群育则是梅贻琦德育观中有特色的部分，这源于他对人类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他说:"文明人类之生活，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他的"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深为世人推崇。梅贻琦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梅贻琦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但梅贻琦的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留学欧美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他甚至于全盘接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很瞧不起体育，一度把体育课的学时和任课教师砍去一半，把享有声誉的马约翰教授降格为"主任训练员"。梅贻琦到任后，则给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师同等的职称和待遇。二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把清华发展为"体育大校"。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他的学生曾作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

陈寅恪: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1909年6月，清朝外务部考试录取了首批赴美留学生47人，其中有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梅贻琦于1909年11月到达美国，因错过了大学开学时间，被安排在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中学插班复读，至1910年才正式进入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梅贻琦在格罗顿中学复读期间，于1910年1月26日(星期三)的中午，收到了来自家乡中国天津的第一封家书，4天以后于1月30日(星期日)的中午书写了回信。这封回信由梅贻琦二弟梅贻瑞的后人珍藏至今，已经有101年的历史。

其实梅贻琦家学渊源，自幼又在天津大儒严修家塾读过四书五经，国学功底深厚。他曾对朋友说:"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经典有错漏，我可以接着背诵任何章节。"所以，梅贻琦在1931年12月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演讲中，引经据典地讲道:"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段话成为至今仍被教育界津津乐道的名言。

梅贻琦嗜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称为"酒圣"。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1947年，抗战胜利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总是老老实实的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西南联大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抗战期间，不少国内外的政治家、科学家、学者、作家来西南联大参观访问，梅贻琦作为联大的三个常委之一，经常接待来访贵宾。从梅贻琦的日记中可以得知，他主持了不少名家的演讲。

1943年3月1日上午10点，梅贻琦主持国民月会，请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讲演，讲题是"科学在盟国战争中的地位"。李约瑟博士演讲完后，梅贻琦和联大的学者在西仓坡宴请他。参加宴席的有英国领事休士，以及去英国留学的四位联大的学生。

1948年底，傅作义将军息兵，共产党军政人员开始驻入北平。梅贻琦和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关于这一点，许多人的记忆并不相同。据梅的学生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路过香港，主动地跟他说起当时离开的情形:"1948年底国民党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梅贻琦的选择，是基于他对共产党的一种判断，梅虽然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为了保护学校而保护过共产党员的学生，从而使学校正常的教学不致受到影响。他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认同中国共产党。与诸多当时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梅贻琦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不存在所谓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联想到储安平"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可有可无"的话，我们可以说梅的判断和选择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了，昔日的西南联大中的南开由私立改为国立，并且大力扩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还接受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独独清华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元气大伤，仅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荡然无存。

梅贻琦去世后，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