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更

唐为棣花驿,无稹、白居易等诗人多次唱和于此。历代所筑楼台亭阁、水榭栏干、烟柳画桥、荷花鱼池以及丹江南岸丹崖之上排排悬空古洞,为其地增添了不少泽国风韵和神秘色彩。因风景优美、文人凑趣成十,日“棣花十观”:昙花胜迹、古塔钻天、松云藏月、怪石志异、南山飞瀑、甘泉自美、二龙拱桥、蝎尾接塬、圣庙神修、魁楼映瑞。由于历经兵燹,胜地古迹损坏几尽。而今值得一顾的唯飞檐斗拱、上复五彩琉璃瓦之法性寺佛殿,特别是二郎庙、由于二郎庙的奇特造型和历史典故，各方游人纷至沓来，争睹其神奇风彩。[1] 

二郎庙是商洛地区最古的建筑，历代曾经五次修葺，至.今古风犹存。[2] 二郎庙外墙壁上留有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书写的革命标语 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实物资料。二郎庙历经几百年兵荒战祸，年久失修，几尽倒塌。该庙旧时曾有牌楼、乐楼。乐偻设计别致,与两侧过凤式菩萨庙及魁星楼相连接,旧日乡绅权贵看戏,设座东、西侧楼,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毁。1985年9月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拨专款重修，现列入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现共有面积3663.63平方米。 二郎庙既属文物古迹且属革命圣迹。1934年至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和政治部,曾在此驻扎,分别在二郎庙和关帝庙山墙上书写两幅斗大黑字标语。“为创建陕西苏维埃而战!”“建立陕西苏维埃政府!”红军走后,国民党地方当局多次勒令铲除,但当地人民每次只用白土刷遮,终将标语保护下来,然至“文化大革命”中被毁。[4]

该庙始建年代不详，据传该庙在清末是功能最完善的一所祭祀祠庙，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山门雄壮，庙貌巍峨，大殿坐北面阔五楹，旁有辅院，乐楼坐南，位置在交城县义东都（今交城义望村东北），义望村南带汾河支流，汾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也是山西省内最大的河流，该村地理位置仅靠太原，建庙的时代背景：从顺治元年到宣统三年（1644——1911年），是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时期。在这260多年的时间里，清代经济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清代前期经济、中期经济和晚期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其间，清代经济经历了由破坏到恢复，由繁荣到恢复，由繁荣到衰落的发展变化。顺治元年到康熙六十一年（1644—1722年） [[ 清朝 ]] 皇帝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政策和改革措施，抓住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个关键环节，使清代经济从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和经济崩溃中得到恢复和调整。从雍正元年到道光二十年（1723—1840年），清代经济进入他的中期阶段。这个阶段是清代社会的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局面的重要原因是清政府在赋税制度方面的改革，“摊丁入亩”赋税制度的改革，是康熙时期“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直接延续，它简化了税收的手续，按照土地多少征税，减轻了贫苦人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不均的严重状况。有记载，1739年，已未，清乾隆四年，山西大规模地推行“摊丁入亩”，百姓称便。而蒲州府之万泉、解州之安邑反对，声称；当地富民无田，多贸易，苦摊丁于地，是让贫民大富户输粮纳银。知府便允许两县暗中使用旧法，但名义上是摊丁入亩了。 清晚期经济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起，至宣统三年(1911年)止。这个时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自然经济逐渐解体的过程。在这百姓称便的时候，天灾也不断，1736年—1767年间为太原县的一个水患高峰。在此期间，太原县水患频率最高达到1。从灾情方面看，这一时期较轻，如1746年山西巡抚阿里衮的奏折“五六月以来，陆续得雨稍多，汾河消纳不及，致太原县西寨等庄，阳曲县老军营等庄，临河地亩被水淹浸，民房亦间有坍塌。”1821—1851年间太原阳曲水患频率又有所上升，灾情较以前也有所加重，如1835年鄂顺安奏“又堪得阳曲县属之前北屯等二十九村，被水成灾六分，西流等二村成灾五分。该村被水浸淹全塌瓦房八十七间、土房六百三十九间，半塌土房五十七间，又堪得……浸淹全塌土房一千一百一十七间，半塌土房三百二十四间。”但在1852—1911间太原、阳曲二县水患频率达到了本文研究时段的最大值，从灾情看，清末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后果，如1886年山西巡抚刚毅奏“省城自本年六月二十三日（7月24日）起，连日大雨如注，昼夜不停，汾河水势渐涨……河水异常汹涌，冲决北沙河之金刚堰并大坝护城两堰，夺溜而来……水旱西门及大南门同时冲开，势莫能御，共淹万余间，倒塌甚多，城垣亦有陷裂……灾民三千余名，……其淹毙男妇三十名……”秦汉以来，汾河上游时农时牧，土地利用方式交替变化，并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垦殖率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不断减少。唐宋之际，该区域成为京畿，大兴土木修建宫室庙宇的木材供应之地。特别是从明初年修筑长城开始，山西、大同二镇驻扎近20万人，实行大规模民屯、军屯、商屯，致使汾河上游水土流失加剧。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陆续推行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鼓励政策，人口、耕地进一步增长，大量坡地被开垦，丘陵沟壑区土壤侵蚀发展为强度级别，而清以前河道的情况，明代成化九年（1473年）《山西通志·津梁》有“汾河渡，夏秋置舡济之，冬春置土桥”。又有“米阳渡，在清源县东五里米阳村。汾水南流，阔约八十步，路通徐沟县”。按，米阳渡应在夏秋也为渡船，河面宽合公制128米，与唐中城汾桥长度近似。

上述事实表明；自唐初至 [[ 明代 ]] 中期历时783年之久，汾河太原段水面宽在116—128米之间。当时泄洪能力接近二百年一遇。至少明代太原汾河有三处渡口，即汾河渡、米阳渡、南屯渡，分别在今小王村、长头村、及南屯村。当时“晋阳八景”之一为“汾阳古渡”。诗人刘孔明有诗《汾河晚渡》云：“汾江一水浩无涯，傍晚江边笑语谐，待渡马厩堤畔柳，唤舡人立岸头沙，橹声远逐中流急，帆影轻随落日斜”。同样描写的诗还有祝颢 、张颐以及元人小仓月、姜彧等的题咏，都是南方一派水乡的景象。据《山西志辑要》，到乾隆末除以上三处渡口之外，又增加东草寨渡，在今太原市小店区草寨村，路通徐沟县。上述资料表明，当时汾河径流量的年内分配较为均匀，洪枯比值较小。乾隆二年1737夏，交城一带大雨，平地水深尺余，禾尽漂没。玄月地震。乾隆十九年1754筑静滥堤于磁窑河西岸，乾隆三十一年1766编审各都甲人丁，全县共21 752人丁。乾隆三十二年1767汾河东徙，文峪河西徙汾河故道。

乾隆三十三年1768暴雨冲倒卦山古柏20余株。清 [[ 乾隆 ]] 初年就开始太原水患的程度逐步加重了，势必会造成民众的伤亡，民间百姓为祭祀李冰父子保佑该地平安避祸，在清代乾隆年间，义望村水患不断，据村中濬突尾古渠并修桥碑记“吾乡为山水漂泊，贻范最深，将农田数十顷尽灭…由是乡人宋囗囗、囗囗枝等起义…”中知该村防汛之事，此庙应为祈神避水而建，以抚民心，聚地主富绅乡邑之资，在太汾官道南，村东北位置修建二郎庙，该庙为单檐歇山式卷棚顶，甚为壮观，内列有鲁班神、财神、二郎神。乡人以二郎为水神，神像硕大，身披金甲，手执利刃，白面三目，英武威严。作为本村乡土保护神，以祈求消除水患，合境平安。配祀有鲁班神、财神，还作为狐爷神回村时的巡处，可见其重要性。二郎庙是一座巍巍古庙，清光绪年间重修，七八十年代曾用作加工厂，后废弃，有众人争相取料，改建成房屋，今已荡然无存，成一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