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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yle="text-indent:2em;">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联名邀景赴京共商国是，景因病未往，后被选为西安市人民代表、政协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还受聘担任西北历史文物研究委员会委员和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1年11月8日，景以70岁高龄去天水参加土改，并写有《参加天水土改纪行俚句》25首，对土改运动进行了热情歌颂。以后的十年，积极参加了陕西的革命和建设工作。</p>

==主要作品==

<p style="text-indent:2em;">景还是当代著名的学者、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在文字训诂方面的造诣，使他享有"南章(太炎)北景"的盛誉;所著辛亥革命回忆录《罪案》一书，1924年由京津印书局出版后，曾风靡一时；</p><p style="text-indent:2em;">他的《〈石头记〉 真谛》 与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历来被推为开中国红学研究先河的专著。他精通日、英文及世界语，是中国研究世界语的先驱，并曾翻译过但丁的长诗《神曲》、托尔斯泰的剧本《救赎》和泰戈尔的小说《家庭与世界》。</p>

==戏曲研究==

<p style="text-indent:2em;">景梅九先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之一，德高望重，多才多艺，对戏剧艺术有独特的看法和卓越的见解，对晋剧、蒲剧、秦腔等戏曲贡献颇多。他对中国戏曲的功能与作用在文化范畴内应占什么位置，都有非常精辟的论述。现略述如下：</p><p style="text-indent:2em;">一、正确诠释戏曲，为戏曲错位正名。</p><p style="text-indent:2em;">民初曾在《新旧戏曲之我见》一文中，论及中国戏曲之功能以及传统戏曲对群众所起的劝戒作用，提出可改而不可废的正确主张。他曾与友人、新派学士王钟声对话，说道：“友人王钟声君提倡新戏，颇能文。曾到报馆和我议论新旧剧的长短，他大说旧剧的坏话，指责戏中人以唱代话，太不尽情。我以为戏者虚也！本异实际，此不足为旧戏病。”这是景梅九针对留学国外的朋友用外国话剧形式来要求中国戏曲，对王君不爱中国戏曲有说、有唱形式之特点所说的话。他针对戏曲所表现的内容与作用，更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当与友人论吾国野人，身不履义宫，目不识文字，而素行孝义节烈，往往可以撼天地而泣鬼者，乃恒过于读书知礼之士大夫。夷考其故，则或由真性之流露，或蒙社会之熏染，而最普遍之原因，则为受戏曲之教训，谚所谓'高台戏化人'者实有至理存焉，则舞榭不啻为国民之义校，优伶不啻社会之导师也。呜呼！中原之衣冠文物历史风俗、世道人心，为戏曲所维护者，极为远大，固不仅乡里野人受其赐也。”接着，他又进一步诠释戏曲的原本功能：所谓“旧剧者，国民历史教科书也。无旧剧，则无历史，无历史，则无国家”。多么高明深刻的见解！</p><p style="text-indent:2em;">二、身体力行，亲搞戏曲。</p><p style="text-indent:2em;">景梅九先生不仅为友人、高士宣扬戏曲的功用，并且在紧要关口挺身而出，为戏曲帮力、出谋、献智。他热爱家乡蒲剧，在遗著《罪案》中，记载了在运城庆祝民国成立，邀请由北京归来的名伶郭宝臣和名旦百顺演《杀院》和《三疑》的事件，为蒲州梆子史的研究留下了宝贵史料。抗日战争期间，晋南沦陷，许多蒲剧艺人流落西安，时任《国风日报》社社长的他，看到家乡艺人的困难境况，便主动和大家商量，筹助资金，建立和加强了两个演出团体"唐风社"、"晋风社"。前者是以演出蒲剧南路戏为主，后者是以演出蒲剧西路戏为主。因此，他被大家拥戴当了剧社的社长。为使剧社有好的演出剧本，他邀请同乡中曾任过旧山西大学校长的李亮公(李为音韵学家)为演出的剧本修改台词，如阎逢春当年演出的《杀驿》、《败马》、《放饭》等戏，就是经过李修改的。</p><p style="text-indent:2em;">此后，景先生又相约曾毕业于陕西法政学院、当过河南某县县长且又爱好编剧的同乡王子钦，为剧社先后编排出古装戏《巧团圆》、《坠金扇》、《碧玉簪》等。为了激励群众的抗日热情，又编写了现代戏《卢沟桥》、《百灵庙》等，由蒲剧艺人在西安、兰州等地演出，以实现他提出的“新剧家以改造社会为自任”的誓言。</p><p style="text-indent:2em;">三、介绍戏曲价值，营造戏曲品位。</p><p style="text-indent:2em;">景梅九先生在他的《戏曲说略》中说：“戏曲之移人，其力遥在史籍说部之上，无怪乎欧美之文豪，均以剧作家显著也！吾国以戏曲为文章余事，且等而第之于小说传奇之下，所谓通人君子者多不屑为之。间有一二为之者，亦多隐其姓名，惧为世指责。晚近之致力斯道者尤少。中国戏曲所以无长足之进步者，职比故耳。戏曲无进步，则社会无改良。”又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今观世之人未有不好唱歌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好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观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散，原本人性，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礼、苟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乎其决裂溃败也！”由此可以看出，景梅九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把戏曲的社会教育作用列在史籍之上。有人说这是由于他有高深的文化，渊博的知识所致。不错，景梅九文化底蕴丰厚，知识渊博，又是留洋学士。但前面提到景梅九的友人、新派学士王君，不也是有很高文化的留洋学生吗？他不是指责戏曲以唱代话，不符合洋戏剧的“只说不唱”(话剧)，或是“只唱不说”(歌剧)又或“只舞不唱”(舞剧)吗？殊不知中国的戏剧是既歌之，亦舞之，既有说白，又有武打。这正是中国戏剧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优点。解放后，我们中国的戏曲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万紫千红、异彩纷呈的局面。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京剧《大闹天宫》、《三岔口》、《白蛇传》在法国巴黎演出，一下震动了法国剧坛。当时法国一位专家惊奇地说：“我原有个想法，把西方的戏曲在歌唱中再加上舞蹈，没想到中国的戏剧在几百年前就早已经这样的传演下来了，真是奇迹啊！”这些赞语不正好是对景梅九中国戏曲“有改良说，无废止说”的有力支持么？</p><p style="text-indent:2em;">景梅九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在文章中，把一般文人所不齿的戏曲演员看得非常珍贵。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对在京演红了的好几位蒲剧演员作了很高的评价。说“郭宝臣如《史记》以黄河远上，直接龙门；二宝红如《后汉书》温文典雅，不愧作家；十三红如《三国志》清俊谨严，甚合史载”。对这些当年在京走红的梆子名家的评价是否恰当，暂不管他，只要看看他的热情，那种敢于冲破世俗偏见，把一般文人学士不屑一顾的"戏子"，与文史大家[[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神韵相比拟，这就让人十分感动。</p><p style="text-indent:2em;">不仅如此，景梅九于1934年春应安邑县令之邀，负责重修《安邑县志》之时，在《乡贤录》中，还把当时安邑籍的6位蒲剧名演员的名字和表演特色一一载入志书。这6位演员是：二净黄官，大净张六簧，小生娄陈姓、有娃，老旦许登元(曾随郭宝臣进北京演出过)，大丑憨毛遂(外号寺堡丑)。这也是破天荒的革命之举，过去唱戏的艺人，连祖祠家庙也不让进，何能有资格列入官办的县志呢？</p><p style="text-indent:2em;">总之，景梅九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元老之一，在辛亥革命中有过许多贡献，而且在戏曲艺术破旧立新方面，更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最后再献一首小诗，以示对景梅九老人的深切怀念：</p><p style="text-indent:2em;">河东历来重戏剧，士官群黎乐从俗。</p><p style="text-indent:2em;">景老梅九尤可贵，高识卓见贯今昔。</p><p style="text-indent:2em;">景老德留人间颂，明辨事非事辨明。</p><p style="text-indent:2em;">戏子名留县志载，自有高瞻远瞩人。</p><p style="text-indent:2em;">注：(一)《戏曲说略》原载《罪案》景梅九著(成书于民国10年左右)。</p><p style="text-indent:2em;">(二)郭宝臣、二宝红、十三红等皆为蒲籍演员。到京后皆改唱京梆子(即山陕梆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