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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振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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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问题，自[[吕振羽]]步入社会史论战以来，就一直关注民族问题的研究。《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专有《远古中国各族系别的探讨》一章，编纂《简明中国通史》特别强调的三点中有一点是“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渗入”。<br>
民主建国前夕，民族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 吕振羽 ]] 从两个方面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是中国的民族问题从来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民族，他们的起源、历史过程以及现状怎样，法西斯大民族主义者是完全无知的；二是“为人家书本的虚伪与片面材料所蒙蔽，而构成一些不切实际的乃至错误的论断”（《〈中国民族简史〉初版序》），于是在戎马转战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社会形态理论写成《中国民族简史》专著，考察和论述了汉、满、回、藏、维、苗等族的起源、发展，所经历的历史阶段以及各自的历史贡献。<br>
'''40年代末'''<br>
'''艰难曲折'''<br>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创建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吕振羽]] 羽 在这一历程中形成自己特有的学术品格。<br>
[[吕振羽]]是在社会史论战中登台亮相的，他始终关注各种思想理论问题，捕捉那些带有倾向性的错误理论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他历史研究中具有浓厚理论色彩的独特风格。<br>
'''值相统一'''<br>
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相统一，使[[吕振羽]]的论著在体现时代精神的同时又富于科学的品格。[[吕振羽]]的论著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都是革命战争年代“敌、我、友斗争反映在历史科学战线上的论争，其中并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战线内部的一些不同意见的讨论。”（《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61年版序）一方面要“和伪[[马克思]]主义流派斗争”，一方面是“自己阵营内的‘争鸣’”，因此在理论上理解 [[ 马克思 ]] 主义必须完整、准确，在史料运用上必须谨严、科学。<br>
考察殷周社会问题时，[[吕振羽]]没有套用[[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而是从[[恩格斯]]说“最初的铁，其硬度还不及铜的硬度高”一句话中得到“极重要的暗示”，结合对殷代青铜器所表现的劳动生产率认为：“殷代的青铜器所代表的生产力，曾创造出存在于社会内部的不劳而食的阶级……把中国社会推进到文明时代。”<br>
在史料的运用上，[[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征引的图书资料总数不下110余种，当时所能见到的考古发掘资料也都尽量搜罗齐全。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吕振羽]] 羽 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有奴派的五大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之一，他们人生道路不同，学术风格不同，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贡献也不尽相同。[[郭沫若]]是时代的“弄潮儿”，走在时代大潮前面。[[范文澜]]、[[侯外庐]]侧重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体系的建立。[[吕振羽]]、[[翦伯赞]]结识最早，都富于理论风格，在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化方面建树颇多，他们的筚路蓝缕之功，在如何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问题上，至今仍有启发意义。<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