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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理解，一定的物质满足必然同时引起一定程度上精神的满足，即幸福感。当然，精神的满足不完全依赖于物质，这点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意境的品味带来的美感享受足以实证。古代士大夫和学究们似乎也特别重视精神的独立修养，视为“独处哲学”。陆象山、王守仁的心学体系就特别重视个人的静心修养，以此挖掘人类的本心、本性。自后唐以来，处在“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之矛盾阴影下的文人墨客，尤其是那些失意不得志的才子，最终也大多趋向自我的精神完善来安慰仕途的苦恼。一壶酒、一张琴、一万卷书，也成了他们理想中摆脱物质世俗的最终归宿。佛家更彻底，且不闻有位大师云：江边熙熙攘攘的过往船只仅仅为两个字奔波：名和利。佛家便追求超脱物质的精神境界。难道，以消除物质为前提的纯粹精神审美就足能使人感到幸福吗？就足以完善生命吗？显然，这是不足取的。苏轼难以在“沧海寄余生”中为能真正感受解脱，李白在绮丽河山中未能真正“忘我”。如果是，为何还要屡屡在诗词中提及自己坎坷不幸遭遇？批判现实？摒弃现实？真正的超脱早已将之永远抛弃了。出家人也仅是人类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并不是世俗社会或是哲学宗教的中流砥柱和关键。他们的存在肯定有其合理性，然而终不为大多数人所赞同和向往。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独处哲学将个人脱离于他人，立于“化外”。终将不会是普遍人类进展的推动力。“人是有赖于合作而得以生存的，而且大自然赋予了人——虽然尚有些不足之处——那种本能器官，人的合作所需要的友谊精神由此才能产生。”而人类的合作基础便是在物质发展为前提的世俗社会，与其中，人类才能不断改善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完善生命形式。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中庸”是不错的方法。在物质与精神之间，不断调和个人的立足点，达到不偏激的处中状态。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即阐述了物极必反的普适律。而现代人类，往往因为过分注重其中之一，使得两种紧密相关的元素[[不协调]]运作，导致生命的缺损和幸福感的[[丧失]]。<ref>[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2815037246357616&wfr=spider&for=pc 生命形式]百度</ref>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