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更

　　13世纪中叶,蒙古贵族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加强统治,曾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文字改革。这次文字改革,首先是元中统元年(1260)由国师八思巴奉皇帝忽必烈之命,仿效藏文体式创制八思巴字,又叫“蒙古新字”;然后,至元六年 (1269) 忽必烈把八思巴字作为 “国字”颁行全国,用以取代蒙古族原来使用的回鹘式蒙古文,并且拼写全国境内各民族的语言,达到“书同文”的目的。一时间,在官方文书、官印、牌符、钱钞、花押、秤权、碑刻上,八思巴字的使用相当普遍,用八思巴字拼写的汉语也随处可见;同时,全国各地又到处设立八思巴字学校,称为“蒙古字学”,大量训练语文人材,开展八思巴字译写汉语的业务。通过一段时间的译写工作,当时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译写规范,这个译写规范后来用韵书的形式加以确认,就形成了 《蒙古字韵》一书。

　　此书的朱宗文校订本分上、下两卷,内容包括刘更序、朱宗文序、《蒙古字韵》总括变化之图、校正字样、字母、篆字母、韵书正文、回避字样等。全书收八思巴字850个左右,汉字9450个左右。其中《蒙古字韵》总括变化之图和校正字样的朱宗文所增,并非原书所有,原书所收字数也比校订本少一些。

　　此书的编纂目的并不是用于吟诗押韵,而是用于识字、正音,因此它所反映的汉语语音必定是当时的标准读音,是汉语共同语语音;由于采用了八思巴字这种拼音文字来注音,因此这种元代汉语共同语的具体音值也可以考证出来。《蒙古字韵》的价值首先在于此。其次,元代留传下来的文物,有不少刻有八思巴字的铭文,《蒙古字韵》又可以作为考释、解读这些铭文的重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