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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翼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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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国学大师)
曾与柳诒徵同在国立东南大学,并"素以平生风义兼师友与之相期"的吴宓教授曾称许柳诒徵说,国立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以柳先生博雅宏通,为第一人"。
柳诒徵少时失父,家境清寒,常"仅赖少许酱豆腐下饭"。但其母出身书香门第,柳诒徵自幼受母教诲,许多古代文史要藉经典,读得烂熟,背诵如流,17岁便考中秀才;当时一位诗人曾作"次韵柳翼谋"七律一首,结句对柳诒徵有"君看一代称韩柳"之赞。此后柳诒徵又先后于金陵钟山书院、江阴南菁书院师和三江师范学堂师从名儒缪荃孙、黄以周和李瑞清。他学习勤奋刻苦,"日常闭门自禁于斗室案头之中,咸与书籍为伍",与当时一些纨绔子弟的奢侈懒惰恶习恰成鲜明对照。经年积累,大师培育,使他学问日臻丰厚圆熟,以致他"日后写稿,竟不假思索,往往振笔疾书,文不加涂改,作诗也如云移流水,生花妙笔,一气呵成。"自三江师范学堂毕业后,柳诒徵又得缪荃荪资助东渡日本留学一段时期,就使他对当时的世界新思潮和西方文化有也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因而他的治学也远远突破了乾嘉学派的眼界,如他将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易称为"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他解释说,"所谓利非为个人私之利益,乃指国计民生与国利民福而言;所谓功,非贪天功之说,乃指努力创建以竟全功言",这和孙中山当时提出的"民生史观"正是共通和相合的。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柳诒徵被聘为国文历史教授,并曾任史地部和历史部主任。国立东南大学时期,他主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通史,"声如洪钟,有条不紊,娓娓动听,文法理工诸科学生,不论选读与否,大都趋之若鹜,课堂总是座无虚席,挤得水汇不通。"柳诒徵"对来学之士,无不因材施教,诲而不倦,且为之曲予裁成"。著名地理学家张其昀曾谈到他在南高师受三位教师的影响最深,即刘伯明、柳诒徵和竺可桢。他当年报考南京高师时,由于体格瘦弱而被认为不符录取条件,后柳诒徵力陈其成绩优异,提请复议,因而得被录取。在学期间,柳之教泽,使他终生受用不尽。而得益最多的:一是方志学,柳诒徵认为,各省县的志书,卷帙浩繁,比国史所记载尤为详备,应该充分利用,以补国史之所不足;二是图谱学,柳诒徵曾引宋人郑樵语:"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并亲创以搜求图谱和实物为职志的史地陈列室;三是史料学,柳诒徵曾引黄梨洲明儒学案语:"学问之道,以自己用得着为真",强调史藉如烟海,必须有方法加以选择。并认为章实斋在《文史通义》中所说的两种方法,"裁篇别出"和"重复互注",是做学问必须具备的功夫。而在张其昀离校毕业时,柳诒徵在其纪念册上仅题"守约"二字,告诫他读书不宜广而宜专,并向他解释说,"重要的书宜分精读与浏览两类,对精读者必须自始至终丝毫不苟,一字一句地加圈加点,虚心涵泳,融汇体察,如此方能贯通领悟;至于浏览者,仅系供参考之用,庋藏储备,随时调阅,能提要钩玄,明其大体即可。"张其昀所在的一班国文系一班学生十多人,经他精心培植,以后在学术上都卓有成就,除张其昀外,如缪凤林、景昌极等人,因而吴宓曾评价为南高东大"空前而绝后"之最优秀之一班。
柳诒徵著述极丰,其力作有《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历史要义》等,而"把史学与哲学相结合,是其治学的特色"。其所著《中国文化史》分上古、中古、近世三册,约一百余万字,"每编分章分段,紧接于段落后必附引经史、诸子百家语,以及现代中外学人的谠言伟论,藉供读者的彻底了解。书中所纪俱系前言往行,简精扼要,而尤在援古证今,以今鉴古,期能于历史典章制度因革源流,得以明其得失匡其谬误,而后折衷至当,以成定论。"其《中国历史要义》一书,分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诚、史义、史术、史化十大篇。有的学者评价该书,"更见精采,美不胜收","在我国的史学名著之中即以之持与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实斋的《文史通义》相较,要亦可以先后比美。"
除了史学上的卓越成就外,柳诒徵"诗文书法"也"俱足名家","为文不论说理、记事及其抒情,无一不精",被人推许为"直入六朝堂奥";其诗则得到吴宓"雄浑圆健,充实光辉"的评语;而"书法上除楷正外,兼工行草篆隶,几无不能;尤以隶书笔法,与其师李瑞清相近"。
对这位学术大师的治学成就,吴宓在《空轩诗话》中曾有一番较全面的评述,他将其与梁启超相比:"近以吾国学者人师,可与梁任公联镖并驾,而其治学方法亦相类似者厥惟丹徒柳翼谋先生诒徵。两先生皆宏通博雅,皆兼包考据、义理、词章,以综合通贯之法治国学;皆萃其精力于中国文化,皆并识西学西理西俗西政,能为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论;皆归宿于儒学,而以论道经邦、内圣外王为立身之最后目的;皆缘行道爱国之心,而不能忘情于政治事功;皆富于热诚及刚果之勇气;皆能以浅显犀利之笔,为家喻众晓之文;皆视诗词为余事,而偶作必具精彩,此皆两先生根本大端之相同处。"
==="低头菩萨"竟成"怒目金刚"===
柳诒徵在南高、东大和中央大学之时,平素给人的印象是:清癯面孔,疏落长须,平日身着长袍马褂,一尺长的旱烟杆系着黑布烟袋,始终不离手中;无时不是悠然自得,望之若神仙中人。学生见面行礼,他总是拱手作答,最为谦虚。言语幽默诙谐,一派谦谦君子风度。抗战期间,江苏省政府迁至兴化,一天,柳诒徵有事与一随从一起入兴化城,岗哨卫兵照例盘问其居住地址,柳诒徵竟哑然无以为对,哨兵斥之离去,柳诒徵窘急之下,手指北门城内建设厅长住宅,岗哨始准随从入城通报,由建设厅长到北门迎接后方得进城。以后省主席等向他道歉,柳诒徵却连连夸奖哨兵训练有素,忠于职守,并自嘲说:"这是报应,我平时当老师时常给学生吃鸭蛋,此次我连吃三个鸭蛋。"说毕大笑。但"紧要关头",柳诒徵却"自然不肯马虎放过"。抗战胜利后,柳诒徵选聘为江苏省参议员,凡关乎国计民生之事,他总是仗义执言。一次开会时,省主席及各厅长均列席被质询,当时教育厅长曾为一件事指责议员吹毛求疵,柳诒徵先生当即抗声而起,手指某厅长声色俱厉地斥责说:"你是我在高等师范时的及门学生,何以这样糊涂,不明白民主精神?你须知道议员是代表人民行使神圣的任务,你们不过暂时负一时治权责任,应当小心,敬听主人翁代表的意见。没有民主修养就不配列席会议,就不配做民主国家官吏。"想不到一个"低头菩萨"竟成"怒目金刚",教育厅长一时被训斥得面红耳赤,呆若木鸡,不知所对,而全场则掌声不已。
柳诒征淡泊功名利禄。他痛恨清朝末年官场腐败和民国初年军阀窃权误国,誓不做官,以执教著述,清正自守。 他民国早年的学生、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崔宗玮曾说:"如果热衷於官职的话,柳老伯的资历名望,不要说南高的文学院长,就是大学校长、教育部长,一定会有人请他担任的。"1942年国民政府成立"礼乐馆",蒋介石欲借重柳诒征的德望,让教育部请柳主持,柳当即"以老弱为辞",蒋又让柳门弟子陈训慈之兄长陈布雷出面,也被婉言谢绝。"
柳诒征幼时随母居外祖家,步入社会后四海为家,债赁为居。虽然如此,他仍淡泊钱财。早年在两江师范学堂执教,当时为尊师起见,一般每月工资例由会计亲送教师,而两江师范会计却要教师自己去领。柳为维护师道尊严,数月不领,学期结束即请辞,校长李梅庵不舍,托陈善余询问原委,遂后才责正会计,得以挽留。1938年,柳诒征应竺可桢之敦请到位於贵州泰和的浙江大学讲学,在课堂上讲到日寇在南京大屠杀时,义愤悲昂,突发中风昏倒在讲台。校长竺可桢延医急救,后柳又在校休养三月。离校时,竺派校车送行,并让秘书送去舟资三百元,柳诒征以因病讲学未成,坚决不收川资、薪金。
柳诒徵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先驱、开创人。1903年编写《历代史略》 ,打破纲监的编年形式,从唐虞三代至明末,系统叙述历代史事沿革,是最早的一部近代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他也是中国编著新型历史教科书最早、最多的学者。1905年完成《中国商业史》,是最早的中国商业史专著。1910年完成《中国教育史》,是第一部中国教育史著作。
柳诒征1923年完成《中国文化史》 ,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柳诒征透过许多着作,阐明中国文化义理,是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柳诒征是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国学导师。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宗师,创办《学衡》杂志、《国风》半月刊、《史地学报》等学刊,致力於中华文化的昌明、发扬。
柳诒征是现代儒学宗师。作为史学家,由史学昌明儒学。他认为,儒家经典《诗》 、《书》、《礼》、《乐》,皆史也,皆载前人之经验而表示其得失以为未经验者之先导也;另一面,中国史学通贯儒学,儒学精神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核心。柳诒征发表论著,对孔教正本清源,指出了儒学之於现代社会的意义,"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以孔教拯救现代社会,"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侪对於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以柳诒征为南雍双柱之一的南京大学,是现代儒学复兴的策源地;以其为国学支柱的学衡派,成为后世新儒家的学术滥觞。
柳诒徵是一位历史哲学家。"史学与哲学相结合,是其治学的特色"。他在《国史要义·史识》篇中定义历史哲学:"治史之识,非第欲明撰着之义法,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原则。由历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谓之历史哲学。"
柳诒徵是一位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1927年主持国学图书馆,直至1948年。其间提供住读方式便利来馆的远方好学之读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中之创举"。为便於"群彦之责索",乃编著藏书总目,延聘王焕镳、周雁石等数人经数载努力,1935年完成《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这是中国第一部图书馆藏书总目。
作为教育家,柳诒征爱才、重才,言传身教,培植弟子,"多能卓然而立",人称"柳门成荫"。更多的人则是受到柳氏学问、道德、人格、理想的影响。
在中国学术界,有说他"培养出来的文、史、地、哲各门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最多"。弟子如缪凤林、张其昀、宗白华、茅以升、陈方恪、陈训慈、范希曾、郑鹤声等人,皆有造就。柳氏教学之法,郑鹤声曾说,"柳先生的教学方法,以探求书本为原则。他讲中国史的时候,并不编 辑课文,或某种纲要,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干参考书籍,要我们自动地去阅读,读了以后,要把心得记在笔记本上,由他详细批阅。他要学生平时以阅读正史(二十四史)为主,并经常从正史中出许多研究题目,要我们搜集材料,练习撰作能力,由他评定甲乙,当为作业成绩。这种治学方式,的确是很基本的,促使我们养成一种严谨笃实的学风,使我们一生受用不尽";张世禄回忆说他教导学生要能做"比较思考",鼓励学生"自己找问题去钻研历史";胡焕庸回忆他的授课"夹叙夹议,既不是枯燥无味的考证,也没有不着边际的空谈,真可说是广征博引,有引人入胜之功";茅以升曾说,"我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到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
柳氏初学唐碑,以颜、柳为基础,既而学赵、董,纯是帖学馆阁路数。1901年后学北碑,经张謇而受张裕钊的影响,又与张小楼相切磋。1908年后入两江师范学堂任教习,又受到李瑞清的启迪,临写北碑突飞猛进。篆、隶、真、行、草各体兼能,尤以北碑成就最高。善书汉、魏二朝碑版,尤擅写经石峪、颜真卿。
著名学者柳诒征是一位地道的实证主义者。柳氏史学之魂,乃是政治实用主义。就史学流派而言,民国史学有求真与致用之分野。柳氏乃属致用一系。就史学渊源而言,柳氏史学实为晚清国粹派史学的逻辑延伸。就经学与史学的互动而言,柳氏史学可视为其经学立场在史学领域的展开。这种展开,从史学的立场看,就是所谓"史术通贯经术",亦即以"史"来表现他的根本理念。所谓"史",乃"学术"之代词。而"经"则是他所谓"政治"、所谓"实用"、所谓"礼"的对应语。近代史家一般都信奉进化史观,柳先生却不大相信,提过许多质疑,作过诸多批判。柳还不大相信历史运动的因果联系。柳诒征的思想既有核心,又有系统,层次清楚,逻辑井然,形成一个相互衔接的系统。
他认为,中国两个最大的学问家是老子和孔子,其学问均从史学产生出来。孔子不是经学家,而是史学家。老子与孔子所讲的"道",就是"从历史上看出人类常走的路",即人生之规律。所以,理学与道学均来自史学。又说,孔子学说贯穿中国全部历史,此前之史则赖孔子得流传。认识孔子,就掌握了读史之纲。他还认为,清代乾嘉诸儒独到之学实为史学而非经学。柳对清代考据学整体评价不高,对汉学有所批评,对宋代文化评价甚高,均与陈一致,但陈认为清人以经学见长,几乎无史学,则其史学内含实与柳氏殊异。柳的经学与史学相互交融,陈则相互分别,故产生上述殊异。这也反映了柳的古文经学立场。将柳诒征的上述言论置诸章太炎、刘师培、邓实诸家中,可谓水乳交融,难加区分。
在近代史家中,柳氏身上的道德色彩显得特别浓重。所谓"道德",包含热爱国家、尊重传统、崇尚气节、端正人格、勤奋工作、一丝不苟等丰富内涵,但核心是"养心术使底于粹",从而促进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发点是现实政治。他曾说:"吾之人本主义,即合全国为一道德之团体者。"与此相适应,《国史要义》专列《史德》篇,修正刘知几、章学诚、梁启超等人的"史德"论,按以己意,重新申说,力图"兼本末、包内外,合道德文章而一之",与政治实用主义相配合,形成一套独特观点。就文章写作角度看,他从史德方面提出过一些规范,如文无溢美、不为讳饰、不为曲笔之类,但更注重的,还是从道德角度对人进行规范,最终把史学理论转化为一种促进民族发展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
他认为道德是一种正义感 。 [[File:柳诒征13.jpg|缩略图]] 观察历史,应以这种正义感为准绳。在他看来,依道德准则衡量历代王朝的正统性无可非议。他一反近代新史学家的观念,令人惊奇地对向来遭受批判的传统"正闰观"持肯定态度。这种肯定完全是从现实政治出发的。就是说,只有肯定持有正义的王朝的正统性,才能使现实中不具有正义性的野心家不敢轻举妄动,所谓"使乱臣贼子惧"。
在柳的史德论中,历史、史家、道德实形成一个交互为用的循环。历史(即儒家经书)是培养人类道德修养的源泉。史家带着道德感去写史,又通过撰史活动增进自身及社会的道德感。柳的"史德"观,实已扩展到现实政治,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宗旨,指明了史家修德的途径(有赖于史)与作用,拓宽了"史德论"的领域,而且并不认为"史学致用"是不德。
由于信奉史学中心论,柳自然会把历史说成无所不能,这是他史学功能论的特点。1925年,在《学衡》发表《历史之知识》,着重阐述史学功能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能提供人类以往活动的经历与经验,供现代人参考、应用。"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我所希望于研究历史的人,并不在乎成为考据家或历史家,而在乎自己应用。"一针见血地表明了他的政治实用主义思想。
柳氏的史学功能思想贯穿着他的基本史学观念和史学目的思想。无论史学功能多么完备,也要看运用者的心术,所以他又说:"史籍之用,亦视学者之用心何如。用之当,则可为人类谋幸福,为国家臻治平;用之不当,则可以启乱饰奸。"这样,史学功能思想就又与史德论结合起来了。
柳氏认为,中国古代虽无历史研究法之名,但三传之于《春秋》,各有师说,以解析《春秋》之义法,准此而言,则世之有历史研究法莫先于中国。从此观念出发,他把历史研究法划分为两个方面:读史之法与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中,他对文字学方法、统计学方法、校勘与考据方法发表过精辟见解,都贯穿着"以史为根本"、不希望借口科学方法来干扰史之根本地位的史学中心论,比较有特点,也都无懈可击。而且,他虽精于校勘考据之学,但不主张唯考据是能,则又是政治实用主义使然。 读史之法看上去似乎是技术性比较强的方法,而且主要是一个实践经验问题,可以见仁见智。实际上,它同样反映柳氏的基本史学观念。他主张读原著,反对只读教科书,就表明了他对新式教科书的态度(这也是章太炎的态度)。读原著还有读经的意思,所以他提出:"治史学莫先于读经。"柳在读史之法中提出的最有价值的观点是:读史须求得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