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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政治地位高低，在各朝各代，翰林学士始终是社会中地位最高的士人群体，集中了当时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社会地位优越。唐朝的李白、杜甫、张九龄、白居易，宋朝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明朝的宋濂、方孝孺、张居正，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等，皆是翰林中人。入选翰林院被称为"点翰林"，是非常荣耀的事情。翰林学士不仅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的传承，更踊跃参与政治，议论朝政。由科举至翰林，由翰林而朝臣是科举时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是儒家学说中"达则兼济天下"的表现。

然而，成为翰林学士的辉煌前景也使得大量知识分子投身科举，造成了人才浪费。社会重文士轻技工，拖缓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此外，翰林制度也使得文学界和思想界的主流处于皇帝的监管之下，对学术自由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起了压抑作用，有利于皇帝进行专制统治。

唐宪宗以后，翰林学士承旨往往晋升为宰相。学士院设置之后，与中书舍人院有了明确分工 。学士所起草的是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为内制;中书舍人所起草的则是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称为外制。学士院有两名由宦官充任的学士院使(或称翰林院使)，在皇帝与翰林学士间起传达联系的作用 ，在政治上 有很大影响 。后晋天福五年(940)曾宣布废除翰林学士，将草拟诏制之权归还中书舍人，但不久又恢复。

宋沿唐制设学士院，也称翰林学士院，有时亦称翰林院。翰林学士实际上充当皇帝顾问，很多宰相都从翰林学士中选拔。北宋前期的翰林学士，亦无秩品。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承旨和翰林学士成为正式官员，正三品，并且不任其他官职，专司草拟内制之职，例带知制诰衔。

由于唐代学士院自翰林院分出，故宋代有时亦称学士院为翰林院。宋代另有专掌艺学供奉之事的翰林院，但与学士院的翰林院无关。

金天德三年(1151)，置翰林学士院。

元朝设翰林兼国史院及蒙古翰林院，官制与金代相同，分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及译写文字。

明孔贞运《明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节寰袁公(袁可立)墓志铭》:"赐进士、通议大夫、协理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纂修先朝实录记注起居管理六曹章奏、较内书文华殿展书诰勅撰文、前右春坊右谕德左庶子掌南京翰林院事、经筵讲官、通家乡眷生王铎顿首拜书丹"。

清因明制，设翰林院。置掌院学士两人，满、汉各一人，从二品。清掌院学士无文学撰述之责，是侍读学士以下诸官的名义长官，与唐宋之翰林学士有所不同。但仕为翰林官者不仅升迁较他官为易，而且南书房行走及上书房行走例由翰林官为之，因皇帝、皇子及近支王公，多蒙优待厚遇 。

外班翰林出现在清朝，指的是为保持翰林中满蒙人的比例而经皇帝特准，从科甲出身的满蒙官员中直接招取的翰林。由于非经正途而入，被戏称为"斗字翰林"，表示才学不够之意。但满蒙翰林并非全是靠此途径入馆，凭真才实学入翰林者亦众多，还出现了一家数代翰林的满蒙翰林世家。外班翰林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满蒙两大民族敦儒重学的风气。

洋翰林指清末洋务运动兴起后归国的留学生。19世纪末清廷批准派遣中国幼童到外国留学，由容闳、陈兰彬监督。之后留洋学生渐多，清廷对留洋归来的学生按文凭赐予进士出身或授官职，因此也被称为"洋进士"、"洋翰林"

翰林院的职责是:

宋沿唐制设学士院，也称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充皇帝顾问，宰相多从翰林学士中遴选。北宋前期，翰林学士亦无品秩。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承旨和翰林学士成为正式官职，正三品，不任他职，专司内制，例加知制诰衔。此外，宋因唐制，另设专掌方术伎艺供奉之事的翰林院。此做法也影响到其他少数民族政权。

清因明制，设翰林院。置掌院学士两人，满、汉各一人，从二品，是侍读学士以下诸官之长，其他翰林官设置多因命制。而自康熙时起，掌院学士历由殿阁大学士兼领，地位更加突出。按清制，翰林官不仅升迁较他官为易，而且南书房行走及上书房行走例由翰林官为之，因而与皇帝、皇子及近支王公有较多接近机会，多蒙优待厚遇。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均由翰林官主持，形成座师制度，文脉与人脉相互交织，使翰林影响延伸至各个领域。翰林在知识界享有崇高声望，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翰林院制度不始于清代而以清代为最完备，资料最为丰富，机构最为庞大，品秩最为突兀，规模最为壮观，是集历代大成的产物。

翰林院自出现便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发轫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是教育制度和选举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其核心是通过考试以选拔官员，以制度的形式保障并促进社会成员规范化地垂直流动。此制尽管有其种种欠缺与不足，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却不失为一项较为公正的选材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用人制度上的血缘、地缘局限，确立了以文化为本位的标准，成为与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官本位、金本位并行的另一标准。科举制度给无数栖身社会下层的民间士子带来了出头的希望，为其扶摇直上提供了可靠的阶梯。诸多寒士终日苦读，以期博得金榜题名。历代王朝统治者则藉此网罗到大批知识精英，既提高了统治效能，巩固了统治，也消弭了民间可能孕育的躁动与不满，在延长王朝寿命，缓解统治危机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科举制的发展过程中，翰林院逐渐成为文化层次最高的官僚机构。

由于长期施行科举制度，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不少学术世家。而翰林院制度的完善，使学术世家无论从层次还是规模，都比以前任何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出现了大量"翰林世家"。清代最盛之翰林世家乃六世翰林之安徽桐城张氏。自康熙朝张英始，至来孙聪贤，共6代12人得入翰林，且代无间断，诚为空前绝后之盛事。从时间方面考察，以张英得馆选之康熙六年(1667年)始，至聪贤得馆选之嘉庆十年(1805年)止，该家族绵延于翰林近140年，足见其家风崇文重教之盛。此外，五世、四世、三世、两世翰林之家更多，成为士林一道特殊风景。

自秦汉以来，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诸多民族交汇频繁，少数民族其兴也勃，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其统治之下。北魏鲜卑拓跋、辽代契丹、金代女真等民族都曾凭借其强大武力入主中原，在中国北部建立政权，而元代蒙古族、清代满族则更是建立起统治中国全境的中央政权。其中，清朝统治时间最为长久，约二百七十年。清朝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各项制度上不能不带有深深的自身烙印。就翰林院制度而言，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曾首创殿试一甲头名即状元例授翰林院应奉的制度，使翰林与科举不可分割;元代创立蒙古翰林院，使将本民族士人安置其中;而就清代翰林而论，除汉族出身者外，不乏满、蒙翰林跻身其间，还有回族翰林和南方少数民族的优秀士子得选，遂使翰林院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所。翰林院为此专门制订一系列相关制度，颇具独创性。

由于清代翰林群体居于科举金字塔型人才排列的顶端层次，而有机会接触最高统治者，不仅得以入值南书房而草拟诏书，参与机要;且入值上书房训导皇子，皇子一朝继位，翰林便成帝师。诸如康熙朝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法海、徐元梦，雍正朝张廷玉、朱轼、嵇曾筠，乾隆朝蔡新、那彦成，嘉庆朝汪廷珍、徐颋，道光朝杜受田，咸丰朝及同治朝李鸿藻、光绪朝翁同龢等，无一不是名重一时的博学硕彦。他们以人品与学识砥砺并哺育新一代统治者，与之相互影响，为提高其综合素质发挥过重要作用。

数千年来，中国历代中央政权一向强大，必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方面是频繁的自然灾害，辽阔的国土，恶劣的周边环境;一方面是一盘散沙般的农牧经济，低下的生产力和众多的人口。为应对上述问题，早在秦代，便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汉代，又以"独尊儒术"的方式完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二者相互依存，最高统治者与知识界建立起共生关系，正式确立了法统(政权体系)、道统(文化体系)二元格局。皇帝据法统而南面称尊，君临华夏;士人倚道统而安身立命，承传文明。皇帝可操利刃而生死、荣辱士人;士人可搦秃笔而臧否、褒贬君主。皇帝授士人以官爵，士人扶君主以智力。对士人之需求与对历史之敬畏的双重因素使得君主不敢过于骄纵，为所欲为;而士人亦可售才学于朝廷，待价而沽。

康熙时，满洲翰林朱天保，雍正时，汉族翰林、榜眼戴名世，皆因文字狱而成刀下之鬼。有清一代，共罗织文字狱160余起，终于使知识界形成了万马齐喑，上下失语的可悲局面。探究清帝心灵深处，文化上以低制高带来的自卑感与人数上以少至多带来的恐惧感交织一处，致使他们终日惶惶，变态过敏。他们倚重满蒙翰林尤其是满洲翰林，视为心腹，并通过他们带动、改造汉族翰林，使之最终几乎不知气节为何物，死心塌地甘当帝王之鹰犬。其所作所为，不仅使明代时士大夫尚存留着的东林党之气节至清代已无从寻觅，乃至对近现代乃至当代不少知识分子的政治软骨症与气节缺失症的形成，亦负有不容推委的责任。

清代共有6472人得入翰林，形成了庞大的翰林群体，对清朝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到了清朝末期，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以及科举制度日显腐朽落后。西学东渐，翰林中也出现了主张改革教育制度，以救亡图强的声音。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沈葆祯等都是翰林出身。清朝灭亡后，遗留下来的翰林群体依然活跃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经济的舞台上。中华民国时期，教育总长蔡元培，北洋总统徐世昌，民族实业家张謇，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书法家谭延闿，外交总长颜惠庆，书法家潘龄皋俱是翰林中人。

综上所述，翰林院与翰林的辉煌已成往事，但却给世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盘点、评估这笔财富，使其惠及当世并启迪后人，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不容推卸的使命。

据黎崱《安南志略》所载，古代越南的文职官员中，就设有翰林院官。至於它的发展，可追溯至太宁四年(1075年)，李朝仁宗「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这是实行科举制度的开始。1076年(英武昭胜元年)李仁宗在升龙(今河内)设立国子监，选文职官员识字者入内习文。

翰林院直到20世纪初，才随着科举废除而消亡。

朝鲜于王氏高丽时代开始实施科举制度，太祖王建时参考泰封(后高句丽)的制度设置元风省，并在下面置学士院。至第8代君主显宗时改名为翰林院，是君主命令起草文件的部门。宋人徐兢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提到:「翰林院在乾德殿之西，所以处词学之臣。」之后又改过几次名，到第31代恭愍王五年(1356年)时又改回翰林院。恭愍王十一年(1362年)改为艺文馆。又名文翰署、词林院、艺文春秋馆，但成为元朝的朝贡国后，则改为成均馆。

在高丽一朝的发展中，曾出现「文翰」及「史官」两者合并的情况，就是前述的艺文春秋馆(合并於忠烈王三十四年，即1308年)，后来虽曾於忠肃王十二年(1325年)分拆，但至高丽恭愍王元年(1389年)，两者再度合并为艺文春秋馆。朝鲜王朝‎之后，科举被两班垄断，进士直接授予官职。朝鲜官制中与翰林院类似的是承政院、弘文馆，负责传达王令，颁布诏书。但是科举考官的职责由礼曹负责。

日本在8、9世纪时曾仿照唐朝的制度举办贡举，但到了11世纪后已名存实亡，并不与举官授职衔接。日本的官制为"二宫八省"，其中并无翰林院。与翰林院类似的机构是中务省，负责保卫工作以及草拟诏书，确保上命下达

庚子国难前，坐落在外国公使馆区的中国翰林院，以巨量藏书著称于世，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图书馆，被当时西方人比做是中国的牛津、剑桥、海德堡和巴黎。翰林院内藏有卷帙浩繁的各类古版善本，举世罕见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就珍藏于此。以金黄色丝绸装订而成的万卷册的《永乐大典》，是明代由两千名学者参与编修的大型综合性类书，经明末文渊阁大火，仅存副本;到了清代，这些副本已散佚两千余卷，其余都收藏于翰林院内(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另外，乾隆年间由纪昀、陆锡熊与众多清朝学者合编的七万九千卷的世界上最大的学术丛书《四库全书》的各类底本，当时也珍藏于翰林院内。

那场大火是谁放的?翰林院究竟毁于何人之手?那些"被洗劫一空"的古籍经典又是怎么回事?与此相关的西方人在这场浩劫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反省历史应当首先弄清真相。

翰林院内墙之大部与英国公使馆北壁紧密相连。英国使馆"墙厚八尺，高二丈有奇"不易攻破，而且"其大可容千人"，所以，在义和拳乱时期的围攻中，英国公使馆内不仅聚集了各国公使及其家眷，而且容纳了大量各地逃到使馆避难的中国教民。几乎所有使馆区内的洋人都认为，这里以翰林院为屏障，是最安全的地方。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对外宣战，义和团和清军开始围攻使馆(及西什库教堂)。据包括著名美国来华传教士、记者雷德(Gilbert Reid，中文名李佳白)和当时法国驻华公使皮雄(Monsieur Pichon，中文名毕盛)在内的诸多在华传教士、西方学者、驻华外交官记述，翰林院大火是中国官兵拳匪自己点燃的。

不仅洋人，当时的国人也有记载可作确凿证据:"是晚，台基厂及交民巷东首又起火，一路延长如龙。比利时、澳大利亚、荷兰及意大利四使馆均被焚，翰林院及吏部等衙门亦被团匪焚毁。"这段记录引自《庚子拳变记日要录》卷三。同样的记录也见于杨典浩的《庚子大事记》。此外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由日本人汇录、清人刊正的《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兵匪焚掠京师记"一节，及日本佐原笃介撰写的《拳乱纪闻》也有相同的记述。

洋人低估了中国人对他们的仇恨，也低估了这种仇恨被利用和煽动之后所爆发的野蛮程度，绝没料到，中国人为了攻打使馆竟会焚烧他们自己的书院圣堂翰林院。后来的英国驻华记者、作家弗莱明(Peter Fleming，中文名傅勒铭)在他的《围城北京》(The Siege at Peking)一书中说:"许多世纪以来，翰林院……它的大厅和庭院是中华学者精华的聚集地……那里各处有华美的木雕屋檐。外交官们觉察到了这种危险(指被焚毁的危险--引者)。但是他们觉得，中国人对学养、传统和建筑美的崇尚，会阻止他们以任何手段毁灭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

他们错了。弗莱明接着就看到令他惊讶的事实:"次日清晨，风从北面强劲吹来。外交官们的判断再次被证明是错的。中国人在翰林院点燃大火，他们有条不紊地一个庭院一个庭院地烧。当董福祥率领的回教徒们(指清廷"甘军"，其士兵大都来自甘肃青海一带--引者)从上方的窗户里透越浓烟，猛烈开火的时候，怒吼声淹没了持续的枪声。这座古老的建筑在这怒吼中燃烧起火，就象一个易燃物。"(The Siege at Peking，p121~122)当时躲在英国公使馆内的马丁(Lizzer Martin)也作了同样的记述:"翰林院是他们所珍贵的文学馆，我们不认为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中国人没有必要摧毁它……。"不过这个传教士接下来就记述说，"我们相当耽心敌人会把我们烧死，因为他们自己在这个地方(翰林院)点燃了大火"(转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383)。扑笛南姆.威尔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也写道:"如谓此地可以放火，吾欧人闻之，度未有不笑其妄者。然今竟何如?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烟焰上腾矣。"

面对翰林院大火，公使馆内不仅弥漫着惊异的气氛，外国学者尤其为中国人践踏千古文明圣地的野蛮暴行感到震惊。这些学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价值，当然也懂得这些珍贵的书籍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是人类精神宝库中的财富，是人类悠久文明的辉煌象征。曾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的英国汉学家，当时英国驻华记者毛里逊(George Ernesr Morrison)痛见翰林院在大火中焚毁而记述道:"……灰烬中的大堆的残骸、木本与残枝败叶一齐飞散，装点着这个帝王中国的辉煌书馆的废墟。"此情此景令他极感愤怒:"为了向外国人泄愤雪耻，不惜毁灭自己最神圣的殿堂建筑。而这座建筑数百年来是这个国家及其学者们的骄傲与荣耀所在!对于作出这等事的民族，我们能够作何感想?这是一次辉煌的灾难圣奠。如此亵渎神圣，骇人听闻!"(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139) 火势猛烈，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抢救翰林院里已经焚燃的典籍，那些没有被焚燃的价值连城、有些甚至从未在皇宫之外面世的古版书籍，被随意抛到院子里，池塘中。此情此景震撼着当时在使馆内避难的西洋学人，"公使馆界内的外国学者们在检拾灰烬中残片时，泪水几乎夺眶而出。"(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139)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那部《国耻事典》还告诉我们，"八国联军还用《永乐大典》代替砖块，修筑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对此，我想还是西方当事人的回忆比较客观:"多卷价值连城的百科全书实际上被攻、守的双方用于加固自己的工事。"(引自In Search of Old Peking)

当时的英国公使馆人员，中国海关北京总税务司署官员扑笛南姆.威尔在他的日记中见证道:"……英国水手志愿兵均已成列，其往外线者亦皆闻信赶来，破墙而至院中，跨越许多障碍物，上面木屑纷纷下落，有时止放步枪一排，将院之内外搜查肃清。敌人所遗之铜火药帽约有半顿之多……此时火势愈炽，数百年之梁柱爆裂做巨响，似欲倾于相连之使馆中。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无论如何牺牲，此火必须扑灭。又有数十人从英使馆而来……人数既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护。"(《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三章)

多年之后，在中国大陆，这便成了"八国联军"将翰林院书籍"抢劫一空"的证据。

时人记载:"有稠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数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捡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值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

这段文字引自扑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1900年6月24日的日记。那天，翰林院大火未熄，他是在余烟焚绕中记下这些文字的。如果不是六年之后的1906年，作者出版这些日记的时候做过修改，他显然有先见之明-他在翰林院被焚第二天就写道:"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

值得庆幸的是，落入洋人手中的有数的残卷得到了很好的珍藏，就如同当今中国那些被遗弃或遭虐待的女婴或女童，被洋人领养之后，她们的命运一举改观，从此享受到了儿童应有甚至更好的待遇。

翰林院大火后收拾残局，检拾碎片，清理废墟的是各国公使人员，这期间，有的学者违反禁令，从火光中减拾书籍收为己有，自行珍藏;有的事后送交本国图书馆，小心保存收藏。这才是半个世纪过后，我们的教科书中所说的"八国联军抢劫中国珍古书籍"的全部真相。

如果不是这样的"抢劫"，可能还有另外两种结局:一，各国公使人员面对被焚毁的书院兴灾乐祸，以至于转嫁愤怒，助火于废墟之上，将各处残稿干净彻底焚成灰烬;二，对废墟残稿强做视而不见，以珍惜自己名誉清白为理由，任散乱各处的残稿随风随雨随战乱化为乌有。果真如是，前者未免残忍，后者未免虚伪。而事实是，他们既没有那么残忍，也没有那么虚伪，他们即扑灭了翰林院大火--因而翰林院辉煌建筑没有被全部焚烧干净;在通知中国政府没有回音的情况下，他们也抢救了大量残卷并送交了总理衙门--这是《永乐大典》绝大部份残卷至今在中国留存的唯一真实原因;此外，他们也违令窃取了少数残本--不过这并非英国的政府行为而是个别学者的个人行为。

洋人取残卷于灰烬的行为，其中除了水兵们用残卷垫防御工事之外，都围绕着一个理由:他们懂得并珍惜文物古籍的价值，即便身陷重围之中，即便是敌对一方的文物古籍，即便是敌人用来消灭自己的武器，即便需要冒生命危险，也要珍视它而不弃置它，抢救它而不迁怒于它，精心保存它而不毁灭它。这是一个文明民族本来应有的教养。

1949年以后中国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上的有关不实之词，并非第一次把翰林院之毁归罪于八国联军。翰林院的故事的尾声发人深思:大概焚毁翰林院这个过错实在丢人，难以认可，于是八国联军陆续撤离中国之后，中国就把翰林院之毁推到八国联军头上了。不过时间距离太近，当事人都在，这次"栽赃"没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