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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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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四年（1641），随师至[[广东]][[罗浮山]][[华首台]]，道独任住持，天然为首座。次年回乡省亲，受绅士[[陈子壮]]等延请住持诃林（即今[[广州光孝寺]]）。他广集资金，重修殿宇古迹，并以儒家忠孝廉节教诲门徒，结合佛教之宗旨以感化人心，由是宗风大振，名声远播。
== 人物生平 ==
天然和尚盛年出家为僧，从在俗到出家其间实际经历了一番转折。由天然弟子今辩之《[[天然昰和尚行状]]》、汤来贺所作《天然昰和尚塔志铭》、《[[天然禅师语录]]》，及汪宗衍作的《[[明末天然和尚年谱]]》看，这个转变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
一是习儒修求功名时期。年十七得补博士弟子员，志在精研世典，克成通儒。与乡里踌躇满志诸同仁，诗文相会，纵谈世务，以康济为己任。对于佛教，虽然知慕宗乘，但对所渲染的因果之事不以为然并指为虚诞。只以孔、孟为圣人。而且因禀性好施，“有僧欺之再四，遂不喜见僧。”可见其少年时期，所处虽有佛教的气氛，但激昂入世，走功名仕途，以求经邦治世的目标仍是主导信念，这也是在以儒家为正统以科举入仕为正途的社会环境中的正常选择。
二是渐由教乘入宗趣时期。偶与同学为追荐亡友入寺，有僧劝持咒有益求取功名，其嗤之不信。而同学则谓实随人志愿。将信将疑中“晨夕持诵”，正苦于“念虑不净，……久不自安”时，“一夕静坐，忽觉向所扰者，当下冰释”。进而“读《[[圆觉经]]》与己见合，就十二菩萨法门各作一颂”，得诸同学推服。但又“阅‘传灯录’，不解其旨，并失却从前所得，疑情大发”。因此萌发学出世法之志。后来又反复研读《[[首楞严]]》，加强了追求佛教的意愿。对于这个转变天然和尚自忆说：“予少从《鲁诰》，囿于见闻，曾不知世外复有大圣人能过孔、孟。间从浮屠家，多闻因果事，辄指为虚诞，以是数年，可否不肯作决定信。一日过友人案头得《首楞严》，读三四卷，虽不甚解为何等语，然理趣深玄，业面熟心折，遂携归终十卷，
所见十习因，六交报，一一皆从心生，不由外铄，乃不敢以虚诞及浅近事诬谤因果。自此由教乘入宗趣，历八九稔，始识向上一路。回忆初年，多是不遇其人，不读其书，疑信相夺，徒赚岁时”。“年十八，矢志学浮屠”。是年（天启五年）与[[二严和尚]]（[[李云龙]]，番禺人，曾走塞上，客袁崇焕幕；归，礼道独为僧。）及李云龙子等同道友人结“净社”于天关书院（广州城东，湛若水建），参究佛学。离际道丘（顺德人。受净土法门于莲池。开法肇庆鼎湖山庆云寺。）有诗“赠雁水堂李烟客，曾宅师诸公结社参究”。环境因素，同道切磋，个人进修，为其日后决意出世铺垫了基础。
三是实际机缘促成决定信而深入参究有悟及终致出家时期。其中直接助因，一是[[崇祯]]七年甲戌会试不第。本已淡泊功名富贵，因此更断图谋声利之念；二是于归途中大病，医药不入，唯许愿念佛向道，“夜感异梦，汗透重襟而病顿愈”，归家即断欲长斋，“弥切参究，衣不解带者两月，大悟玄旨。向所谓‘传灯’不解者，如数黑白。”其阖门益耽信佛。对于官方招举贤良方正、当授郡守等声名利禄之事，“掉头不顾”。对于当时精神状况其自谓：“甲戌知有此事以来，循览天下，彼时胸中惟黄岩（道独）、天童（圆悟）两老而已。”崇祯九年北上谒道独，叩击相投。并决意行脚参学。崇祯十三年初，与总督熊文灿共车同行北上，行至九江即决意出世，入庐山，礼道独祝发归宗寺，正式出世为僧。其时“和尚以盛年孝廉弃家，人颇怪之。”越数年而国变，“时移鼎沸，缙绅遗老，有托而逃者，多出其门，始叹其先见。”
直至清[[康熙]]二十四年，天然和尚以七十八岁之寿，终于海云寺。四十余年中，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动荡，和尚自持古道，提倡纲宗，婆心意切，至老不衰，如与山涧渠水对默的[[顽石]]（其自喻）。所谓“硬冷之性，壁立万仞，莫可仰板。百千妙义，到他跟前，一棒粉碎。”不过和尚虽处方外，仍以忠孝廉洁垂示及门，性虽严峻，心悲尘刹，因而国变后，士绅遗老，多皈依其下，“每于生死去就，多受其益。”而且和尚擅长诗词，从游者多有文人学士，名公大夫，可谓法席兴隆，声名高尚。其间和尚辗转于庐山、福建和广东，历主福州长庆、庐山归宗及广东的光孝、海云、海幢、丹霞、芥庵、华首等刹，推动了明季清初广东佛教的大片昌盛形势的展开。
==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