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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提出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他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他以“本”“辅”的主从关系来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从字面上，一字不差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是《万国公报》的编者沈寿康。1896年四月，他在《匡时策》一文中说：“中西学问术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学问” 对于社会，对于一个政权，对于统治者来说，本来都是“用”，沈寿康在此以“体”“用”处分，并非是作为目的与手段之分，而只表明主次。这种主次之分，是“[[为华人计]]”。是为了发展中华民族，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不仅要保留使用中国的学问，而且要将其放在主要的地位，还要使西学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华民族服务。因此，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非常简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一般思想倾向，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以先进的西学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是一面爱国的旗帜。因此，它在中国的大地上，风行数十年而不衰。新老洋务派思想家，不断热举起这面旗帜，并不断地阐发这一口号的内容。<ref>[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8B%E5%8A%A1%E8%BF%90%E5%8A%A8/298687?fr=aladdin冯桂芬],洋务运动 。</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