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冲突是曹禺戏剧结构的核心，曹禺早期戏剧的结构设置紧紧围绕矛盾冲突展开，冲突多变且因剧而宜。在多变戏剧冲突下，曹禺早期剧作有共同的精神内质的，即对原始野性的讴歌赞美。如《原野》中描绘的原始的美，仇虎在原始森林中奔跑，“大地轻轻地呼吸着，巨树还那么严肃，险恶地伫立当中。”但是，对原始野性的讴歌赞美在曹禺后期剧作中退却消失，戏剧冲突也随之匮乏。 而其剧作的整体结构模式则是由锁闭世界和旁逸而出的新世界构成。曹禺以“家”作为锁闭世界的表达方式，而以“出走”作为走出锁闭世界、寻到新世界的手段。其早期剧作结构模式的发展过程正是新世界逐步战胜锁闭世界的过程，这一过程生动的体现在里《雷雨》到《北京人》的创作过程中，《雷雨》是封闭式的代表作，而后的《日出》、《原野》则开始体现在封闭世界缝隙中寻找新世界，随着锁闭世界的崩溃，新世界成为丰体结构模式。同时曹禺善于化用戏剧情，情节是戏剧结构的重要因素。剧作构思首要来自对生活素材、印象的重新组合，但是，对固有戏剧情节化用、重构和再创造也是剧作构思的一重要来源。曹禺剧作的诸多情节正是来自对中外戏剧情节的化用和重构。戏剧情节的化用是曹禺剧作结构的一大特色。 剧作结构的诗化则是曹禺戏剧的另一大特点。追求诗性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方向，曹禺曾说过《北京人》是他当诗来写的，而另一部剧作《雷雨》虽然并非有意为之，依然存在浓厚的诗意，这使得《雷雨》的环境氛围描写显得异常郁闷但是极富深意。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染与西方戏剧的借鉴下，曹禺注重诗意与剧作结合，取得了很高成就。曹禺剧作结构的诗化主要体现于语言和戏剧性情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