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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 #66CCFF" align= centerlight| '''<big>俞颂华</big> '''

|[[File:|缩略图|居中|[ 原图链接]]]外文名称；Yu Songhua

'''俞颂华'''Yu Songhua(1893～1947年) ,名垚， 又名庆尧，笔名澹庐， [[ 江苏 ]][[ 太仓 ]] 人，1915年赴 [[ 日本 ]] 留学，毕业于 [[ 东京 ]] 的 [[ 法政大学 ]] 。

民国8年（1919）年任《[[时事新报]]》（原址在今上海延安东路）副刊《[[学灯]]》主编，宣传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曾全文转载 [[ 毛泽东 ]] 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重要政论《[[民众的大联合]]》。<ref>[ https://www.sohu.com/a/389391811_781305 有德有言，无党无派，尽瘁报业三十年——对话俞颂华先生之孙俞梅荪 ], 搜狐 , 2020-04-19 </ref>

1919年9月1日　 [[ 梁启超 ]] 组织的新学会在 [[ 北京 ]] 创刊《[[解放与改造]]》周刊， [[ 张东荪 ]] 、 [[ 俞颂华 ]] 主编。在民国八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二号上，登载了 [[ 俞颂华 ]] 《[[社会主义之批判]]》、《[[社会主义之定义]]》以及 [[ 赵然 ]] 、 [[ 空空 ]] 的《[[列宁与杜尔斯基之人物及其主义之实现]]》，是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的刊物之一。后改半月刊，由中华书局出版，1920年9月第3卷起更名《[[改造]]》，增加梁启超、蒋方震为主编，1922年9月停刊。

1920年俞颂华在 [[ 梁启超 ]] 等人的支持下，以 [[ 上海 ]] 《[[时事新报]]》与 [[ 北京 ]] 《[[晨报]]》特派员身份赴苏俄采访，同行的还有 [[ 瞿秋白 ]] 与 [[ 李仲武 ]] 。俞颂华是最早采访十月革命后 [[ 苏俄 ]] 的中国新闻记者，在苏俄三个月期间，俞颂华访过 [[ 列宁 ]] 、 [[ 莫洛托夫 ]] 、 [[ 季诺维也夫 ]] 等苏俄领导人。他采写的《[[旅俄之感想与见闻]]》等通讯报道，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了解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真实情况，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俞颂华又改任两报驻 [[ 德国 ]] 特派记者。民国13年后入福州路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民国21年起进汉口路《[[申报]]》馆任《[[申报月刊]]》主编，并创办《[[新社会]]》半月刊，提倡革新政治。民国25年西安事变后赴延安采访，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最早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陕北情况。著有《[[赤俄见闻记]]》、《[[柏拉图]]》。

俞颂华曾是蜚声中国新闻界的著名报人，也是二三十年代文化界的一位名人。他一生尽瘁报业，“以新闻事业为唯一终身职志”，虽然他的报人生涯并不总是很顺利，但他对此矢志不渝。颠簸困顿的生活和高官厚禄的引诱，都不能使他放弃办报的志趣。俞颂华服务报界三十年，曾主编过几种重要的刊物，如《[[时事新报]]》之“学灯”副刊、《[[解放与改造]]》、《[[申报月刊]]》(后改为周刊)、《[[光明报]]》等。这些刊物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起过非同小可的作用，是“五四”以来新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园地。 [[ 黄炎培 ]] 先生赞他为“新闻界之释迦牟尼”，盖因其孜孜于新闻事业，“虽贫病不能移其志也”。晚年，他的身体已“弱不胜衣”，但还有带领学生去 [[ 南洋 ]] 办一份独立报纸的乐观想法，然而为病体所累，他的这一愿望终未实现。1947年，俞颂华在 [[ 苏州 ]] 寂寞长逝，时年虚龄55岁。

俞颂华(1893-1947)，江苏太仓人。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早年曾就读于 [[ 上海 ]] 澄衷中学和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在中学时代，他就关心时事，喜爱读报，立志做一名利国利民的记者。1915年赴 [[ 日本 ]] 留学，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918年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获学士学位。

俞颂华从日本学成回国后，于1919年4月出任 [[ 上海 ]]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就职后的第三天，就在刊物上发起“社会主义”征文活动，不久便陆续发表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之进化]]》、《[[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等著作的译稿，刊载了 [[ 李大钊 ]] 、 [[ 陈望道 ]] 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全文转载了 [[ 毛泽东 ]] 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同时，他还为新文学的创作提供园地。 [[ 郭沫若 ]] 最早的两首新体诗《[[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鸳]]》， [[ 张闻天 ]] 的处女作《[[梦]]》以及 [[ 叶圣陶 ]] 等人的早期作品，都是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副刊上发表的。

1920年，俞颂华在 [[ 梁启超 ]] 等人的支持下，以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特派员的身份赴苏俄采访，一同前往的还有 [[ 瞿秋白 ]] 和 [[ 李仲武 ]] 。他们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最早前往采访的中国新闻记者。离开北京时， [[ 郑振铎 ]] 、 [[ 耿济之 ]] 向他们赠诗送行:“你们走了——走向红光里去了！新世界的生活，我们羡慕，你们受着”。俞不谙俄语，瞿、李两人是北京俄文专修馆刚毕业的学生，三人一道采访，由瞿、李做翻译。经过实地考察，俞颂华等三人以亲身见闻，向广大中国读者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实情况。在莫斯科期间，他们拜访了 [[ 列宁 ]] 、 [[ 莫洛托夫 ]] 、 [[ 季诺维也夫 ]] 等苏俄领导人，参观了 [[ 克里姆林宫 ]] ，把在苏俄采访所写的通讯寄回国内，分别在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上发表。1921年5月俞颂华改任两报驻德国特派记者，离苏后写了《[[旅俄之感想与见闻]]》长篇通讯。在1921年7月至9月北京《[[晨报]]》上分37次连载，翔实地向国内读者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相。他奉劝那些恐苏人士“不必对于劳农俄国发生什么无谓的庸人自扰的恐慌”。在当时的条件下，作为记者的俞颂华能够秉笔直书，敢于为视为异端的“赤俄”说话，确是需要一些胆识的。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在闸北的编译所、印刷所、东方图书馆被日军飞机投弹焚毁，损失惨重，《[[东方杂志]]》暂停发行。同年5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邀请俞颂华进《[[申报]]》社创办并主编《[[申报月刊]]》，这是他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最佳时期。在此期间，俞颂华特邀 [[ 鲁迅 ]] 、 [[ 茅盾 ]] 、 [[ 巴金 ]] 等进步人士撰文，讴歌正义和光明，鞭挞反动与黑暗；邀约“一·二八”抗日名将翁绍恒撰写了长篇的《[[淞沪血战回忆录]]》，在《[[申报月刊]]》上连载，还发表了不少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1936年1月，《[[申报月刊]]》改为《[[申报周刊]]》，仍由俞颂华主编。他发现向该刊投稿的石西民思想进步且富有才华，即邀请他参加《[[申报周刊]]》编辑工作，予以奖掖。以周刊补日报之不足，把办报与办刊相结合，是俞颂华办报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他主编的《[[申报周刊]]》图文并茂，精编精干，因而深受广大读者的青睐，成为当时全国期刊发行量最多的刊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4月，当时陕北还是个“禁区”，俞颂华和 [[ 孙恩霖 ]] 以《[[申报]]》、《[[申报周刊]]》记者的身份结伴陕北采访。他们在 [[ 延安 ]] ，受到了 [[ 毛泽东 ]] 、 [[ 朱德 ]] 、 [[ 周恩来 ]] 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并和 [[ 毛泽东 ]] 主席在窑洞里畅谈了一个晚上。俞颂华所写的《[[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的通讯，完全用事实说话，尽管在新闻检查时被删去不少内容，但仍向读者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不少真实情况。他在文章中说，他进延安时，就看到“城门两旁的城墙上有‘和平统一’和‘团结御侮’的很大标语”；离开延安时，又“回头看看”这“八个大字”，“不由得感觉愉快。因为我觉得八个大字，足以代表国难严重中的一线曙光，亦是全国人民的一致愿望”。虽是聊聊数词，却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成为“国难严重中的一线曙光”。他在陕北还拍摄了不少照片，分期在《[[申报周刊]]》上刊登。作为一名普通记者，他敢闯禁区，敢于讲真话，敢于颂扬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政策，这在1937年“七·七”抗战前的国民党统治区，是极为了不起的。他是继斯诺、范长江客观报道陕北实况后的又一名进步记者。

1937年上海“八·一三”全面抗战后，《[[申报周刊]]》停办。他受友人 [[ 马星野 ]] 的邀请，到湘西芷江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新闻系教授。1938年夏随政校迁往重庆南温泉，在那里常与老朋友 [[ 俞寰澄 ]] 、 [[ 邹韬奋 ]] 、 [[ 黄炎培 ]] 、 [[ 戈宝权 ]] 、 [[ 沈志远 ]] 等聚会。

1940年夏，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长 [[ 陈立夫 ]] 欲拉他加入国民党，派原中央通讯社社长 [[ 马星野 ]] 给俞颂华送来表格要他填写，他断然拒绝，并离开 [[ 重庆 ]] 远去 [[ 香港 ]] 。到香港后，他先任香港《[[星报]]》总主编，数月后赴 [[ 新加坡 ]] 担任《[[星洲日报]]》总编辑。俞颂华在《[[星洲日报]]》只工作了九个月，因国民党硬派一个姓关的去当总编辑以控制海外华侨舆论，而被挤回香港。1941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成立，俞颂华应梁漱溟之邀，担任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总编辑。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 [[ 香港 ]] 沦陷，他转移到 [[ 桂林 ]] ，国民党要人几次请他、诱他、逼他去 [[ 重庆 ]] ，许以高官厚禄，尽管他的夫人，儿女都在重庆，十分思念，但他依旧留在湘桂，就是不肯去国民党的陪都重庆。

1944年4月，日寇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大刚报]]》馆迁往 [[ 贵阳 ]] 。俞颂华经不住长期颠沛流离，身体虚弱不堪，方离开该报到重庆与家人团聚，并抱病在 [[ 黄炎培 ]] 主办的《[[国讯]]》半月刊担任主编。

抗战胜利后，《[[大刚报]]》迁南京复刊，特邀他仍旧担任总编辑。但当他了解到此报已为国民党CC系控制时，便坚决拒绝。1946年夏，他回到 [[ 上海 ]] ，贫病交迫，无地容身，暂时借住在一位亲戚的小亭子间里，过着清苦的生活。这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 [[ 朱家骅]](与俞曾在德国同过学)约他到南京办报，许以汽车、洋房，他嗤之以鼻，并斩钉截铁地说:“三十年前，我不妥协，三十年后，我虽然贫病潦倒，还是不妥协。就是这几根老骨头，是要硬到底的！”浩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同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由四川璧山迁到苏州，他应邀去苏州任该院新闻系主任。1947年5月， [[ 上海 ]] 、 [[ 南京 ]] 、 [[ 北平 ]] 、 [[ 昆明 ]] 等地学生发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全院学生积极响应。院方听命于国民党当局，勒令30名学生退学。俞颂华闻讯后当即找到院长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斥责院方开除学生属“不法行为”。由于俞颂华和其他进步师生的反对，院方不得不收回成命。

俞颂华逝世后，新闻界著名人士、《[[大公报]]》上海版总编辑 [[ 王芸生 ]] 所送的挽联，用十二个字对他作出评价:“有德有言不朽，无党无派以终”； [[ 黄炎培 ]] 在悼文中称其为“新闻界的释迦牟尼”。俞颂华生前所撰写的新闻、通讯及评论，已由 [[ 葛思恩 ]] 、 [[ 俞湘文 ]] 编为《[[俞颂华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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