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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我国最早提出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学者之一，欧阳涛先生指出了在刑法典中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三个必要性: 其一，刑法修改中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其二，修改刑法中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客观要求; 其三，修改刑法中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第一，在刑法总则中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专条，其内容为:"某一行为构成犯罪,对其处以何种刑罚，都由法律明文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 第二，取消刑法溯及力的从新原则。欧阳涛先生认为，现行刑法第9条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这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但是，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采用了附有条件的"从新处罚"的原则;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完全采用了"从新处罚"原则。这种允许适用事后法的规定，不仅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而且不利于行为人，在刑法修改中应予以纠正。 第三，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类推制度。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法典规定了类推制度，允许严格控制的类推适用。刑法实施以来，类推发挥的作用不大，而且又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完全没有必要保留类推制度。第四，在刑法分则条文中要明文规定犯罪的罪名。1979年颁布的刑法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致使现行刑法中某些条文的内容涵义不清，表达不够确切，所以，在修改刑法时，必须使每条的罪名明确化。第五，每个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要明确化。现行刑法的某些条文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过于笼统、抽象，缺乏严格的界定和明确的表现，这不仅造成司法人员难于操作运用，而且也为司法人员的随意解释留下了空隙而被扩大滥用。 

 欧阳涛先生在1988年全国刑法学年会上第一次提出了这一主张，在当时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他以透彻的说理论述了上述两种解释的本质，充分论证了将它们作为立法解释的不合理性，特别是上述第一点理由基本完全被学者们接受，对完善我国刑法理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欧阳涛先生的学术风格极为严谨，他不但能从实际问题中适时地提炼出理论问题，而最为可贵的是他能够结合我国的刑事政策为刑事法学的发展提出合理性的建议。 例如，他在对立法解释提出了疑义的同时，又提出了两种科学的刑法立法解释方法:   第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实践中提出的疑难问题作的分析与说明; 第二，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刑法适用问题的解释，如有原则性的分歧，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权威性解释或决定。 ⑦ 关于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原则，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而没有定论。   欧阳涛先生提出了以下原则:   第一，解释权的专属性原则。即解释权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此权力。由于刑法的立法解释不但具有法律拘束力，而且一经作出和施行，就真正成为定罪和量刑的一种根据。因此，必须由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有权机关来行使这项权力。同时，刑法立法解释虽然是一种解释，但它具有立法的性质，它不受刑法条文所表达的非原则的立法原意的制约，有权对刑法规范的某些条款作补充或修正性的解释。因此，这种具有立法性质解释的权力，只能由人大常委会来行使。   第二，及时与慎重原则相结合。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进一步明确刑法条文的界限，解决"两高"在司法解释上的原则性分歧。它可以在不修改刑法规定的前提下，对刑法规定的内容，涵义等作出超乎原意的解释。因此，在进行刑法立法解释时必须坚持及时与慎重的原则。所谓及时，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实践中发生的有关刑法规范的疑义，确非司法所能解决的，应迅速制定出正确可行的解释。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刑法规定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得到正确的执行的。一旦对刑法规范产生疑义，就应迅速对之作出反应。所谓慎重，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刑法立法解释时，必须做到正确妥当。一方面，必须弄清弄准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该问题是否通过立法解释才能合法解决，解释作出后有无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必须弄清所作出的解释是否合乎法理，是否切实可行。   第三，连续性和稳定性原则。所谓连续性，是指制定刑法立法解释时，所解释的内容与刑法规定的总体内容要有一定的衔接性和连贯性。因为刑法立法解释是在不修改现行刑法规范的前提下进行的，它只是对现行刑法内容和涵义的解释性说明，尽管解释可超出立法原意，但在基本原则和总体内容上仍应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所谓稳定性是指刑法立法解释一经作出与施行，就应当保持相对长时期的适用性。刑法立法解释一经施行，便取得与所解释的刑法规范的同等效力。正如对法律不能朝令夕改，随意中断、废弃一样，对立法解释也不能视之为儿戏，今天作这样的分析，明天又作那样的说明。当然，稳定不是绝对的稳定，而是相对的。第四，规范性原则。所谓规范性原则，是指在进行刑法立法解释时，解释用语必须明确具体，解释方式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刑法解释的任务在于，针对司法实践的需要，把较为抽象的原则、易发生或已发生疑义的刑法规定，加以明确化或具体化，以利于司法实践中正确执行刑法。因此，刑法解释必须逻辑严密，概念清楚、准确，表述观点要鲜明，区分界限要清楚，决不能模棱两可，似是而非。 

 第一，欧阳涛先生认为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原则。他认为，就我国目前的医疗状况，有些病确实是不治之症，如果本人提出结束生命，而医生也确切肯定无法医治、回天无术的话，为减轻病人的痛苦，实行安乐死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做法。   第二，安乐死符合伦理道德原则。我国刑法至今也没能给安乐死一个合法的地位，包括学者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安乐死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而欧阳涛先生却恰恰是从伦理道德及人权的角度论证了安乐死的人道合理性，他指出: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民众对安乐死的认识也是经过一个从不理解到理解，从反对到支持的历程。我国由于对安乐死的讨论还刚刚起步，有人认为安乐死不符合伦理道德观念和人道主义原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必须明确道德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在当今社会里，道德评价的标准除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诚实与虚伪、光荣与耻辱等等外，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应是道德评价的标准。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的，不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则是不道德的。安乐死的实行是为病人着想的，是为了生还无望即将死去的人，而不是为了还将活下去的人，一个健康的人，神志清醒的人，有选择死亡的自由，一个患有绝症不能治的病人，当然也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应该让身患绝症的病人有选择的自由，这是人的权利。而对某些身患绝症、临近死期的患者实行安乐死，既尊重了病患者要求死亡的权利，使其免受痛苦和折磨得到安乐死的享受，又在客观上减轻了社会和患者家属的负担，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这完全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相反，那些依靠人工方法延长身患绝症病人的生命"活受罪"的做法是不道德的。   第三，安乐死不构成杀人罪。欧阳涛先生针对理论上一些学者认为安乐死构成杀人罪的想法，以及目前我国司法实务对安乐死以故意杀人罪判刑的做法，提出了相反的个人主张，即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概念和一般犯罪构成以及各种犯罪的具体犯罪构成，实施安乐死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因为，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实施安乐死行为是犯罪。因此，对实施安乐死行为当作犯罪来处理，找不到法律依据。安乐死的行为，是由于绝症患者面临死亡，在异常痛苦中挣扎而要求实施的行为，为患者解除痛苦，也是对患者要求死亡的尊重。我国现行法律虽未对安乐死作出认可，但也没有明文禁止。而且卫生部关于对晚期癌症患者病人一再放宽使用麻醉药限度的规定，这实际上是我国法律政策在一定范围内对安乐死的认可。加之我国刑法分则条文对安乐死也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对安乐死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判刑，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有鉴于某些人否定安乐死是因为担心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安乐死而草菅人命的说法，欧阳涛先生提出了安乐死在我国合法化的必要性。同时，为了防止犯罪人利用安乐死而规避法律，他提出严格限制适用安乐死的主张，即无论哪个部门进行安乐死立法，对实施安乐死的条件与程序，都必须加以明文规定。   他建议实施安乐死应包括下列条件:   一是被实施安乐死的对象必须是身患绝症，痛苦难忍，已经临近死期的人，以及有严重畸形或严重先天性病的新生儿等;   二是只能对极端痛苦，且已达到不堪忍受程度的患者实施;   三是病患者主动提出安乐死的请求，或同意对自己实施安乐死，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病人不能提出请求的情况下，只要病人的家属提出申请，医生也可以实施安乐死;   四是医生对病人消除痛苦的一切措施均已采用过，仍不能制止病患者遭受痛苦的折磨;五是医生必须认真、理智地判断病人的痛苦确实是不可忍受的，在同意病人提出安乐死的申请要求后，医生必须依法征求三名同级医生或高一级医生的意见，最后由主治医师或院长批准才能实施安乐死。   实施安乐死的程序:   一是绝症患者或家属在实施安乐死决定文件上签字，然后送管辖区的司法机关对该决定进行司法审查;   二是在实施安乐死之前，主治医师必须填写四份有关证明患者确已身患绝症，且因无法忍受折磨和痛苦而主动提出申请安乐死的检验表。这四份表，一份交人民法院备案，一份留在医院存档，一份交给公证机关公证，一份给病患者家属;三是最后由主治医生对绝症患者施以安死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