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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蓬莱·见羞容敛翠（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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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经历==

端纳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是模糊的，尽管有不少人知道他曾经是蒋宋家族的政治顾问，在“西安事变”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除此之外，端纳的事迹、身份还都几乎是个谜。甚至他的国籍也因年代久远而几近湮没：[[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很少有人能毫不犹豫地道出他是澳大利亚人。迄今为止，出于种种原因，中外历史学家很少有对他进行过深入探讨的。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端纳自19世纪末到将近本世纪中叶的40多年间，一直活跃在中国政坛上。从清末起，他先后担任着中国各类政府的政治顾问：从两广都督府，孙中山、袁世凯到张学良、蒋介石。端纳数十年如一日，在近代中国政治的漩涡中遨游搏击。

端纳是继马可·波罗之后，又一个和中国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结成极近切关系的洋人。他的信念和动机很简单：帮助中国人摆脱被奴役的可怜命运，让中国成为东方的一只醒狮。这种在21世纪听起来似乎过了时的说法绝非天真的说教或刻意的粉饰，而是这个传奇人物用毕生的精力和血泪写出的事实<ref>[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2976826821895956&wfr=spider&for=pc 最值得中国人点赞的外国人——中国的“端纳” ] 魅说历史，2019.2.11</ref>。

在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端纳是中国政坛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凡到中国来猎奇的洋人，无论来自商界、政界还是新闻界，几乎都被推荐去找端纳顾问。西方人称他为“中国的端纳”，“在中国具有No．one地位的白人”。然而，为什么端纳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悄无声息了呢?

端纳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小城里斯峪。他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开始关注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洞开的中国，始终是洋人们的兴奋点。在骤然兴起的中国热中，新闻记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对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这些崇拜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闻记者们大概不会陌生。但上述人是在20年以后才相继踏上中国土地的。在此之前，著名的澳大利亚记者莫瑞森（1862—1920）和端纳早已淋漓酣畅地报道过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他们是目击中国历史更新换代的少数西方记者之一。

端纳与中国的因缘起于对中国民主主义者的同情。在本世纪末，当孙中山等人在海外企图推翻清政府时，端纳就赞赏这些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并在香港与他们结识。他始终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他以一个西方记者和观察家的身份站在中国革命者一边，替他们出谋划策与西方较量斡旋。

洋顾问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国门伊始，对西方知之甚少的中国政治人物，还不懂得如何与列强们斡旋，于是，“以洋制洋”就成为时尚。光绪帝的老师、英国人庄士敦实际就是他的洋顾问。在此以后崛起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起用过不少洋专家。北洋政府中的部长副部长亦有洋人担任。莫瑞森就更是袁世凯麾下显赫一时的高级参议。20年代初，越飞和鲍罗庭曾为孙中山的军事顾问。有趣的是，上述洋人都是由各个政权遴选花巨款雇佣而来，惟有端纳却是毛遂自荐，志愿献身，他是不拿钱或少拿薪俸的。用他的话说：“我不忍心给这个贫穷的国家再增加什么负担。”他出任政府的经济情报研究所所长时，官方给他的月薪2万大洋全被他用于所内的各项开支上，以至成为部长们的笑柄，说端纳是“天字第一号的傻瓜”。1936年，端纳成为蒋介石政府的高级幕僚，常和蒋宋居于同一官邸，出入蒋家如入无人之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月薪为一万大洋，为当时普通外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端纳说这已经很多了，是他所能接受的极限。尽管对端纳不满者大有人在，但几乎没有谁不承认，端纳是打中国牌而不从中国人身上攫取私利的极少数洋人之一。

企图征服中国的日本人视端纳为“西方第一天敌”，说他是“煽起中国人反对天皇的西洋鬼魅”，多次以重金悬赏捉拿他。端纳自成为蒋宋政权的顾问后，履行了一整套改革计划，包括统一币制，禁绝鸦片，建立中央银行，规范税制，严惩腐败以及后来掀起的声名昭著的“新生活运动”。以上这些，形式上是蒋委员长在全国发令推行，实则出自端纳的手笔。

对端纳在近代中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他不过是个追随政治人物的高级幕僚而已，其主要贡献在于为蒋宋处理外交事务。但有的专家认为，端纳的民主政治，经济构想，倡导中国形成一个政体，坚决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特别是日本）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孙中山、张学良和蒋宋政权。端纳在“西安事变”中的功绩是无可争议的。在一触即发的战祸中，恰恰是端纳和蒋、宋、张学良之间的微妙私人关系，使他被多方信赖从而成功地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

端纳在当时中国的作用，也许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即对中国解释西方的声音；对西方传达中国的声音；以个人建议的形式，用西方民主思想去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家，通过中国的政治家对时政的干预或重大举措来影响中国社会。1911年，当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建立起第一个国民政府时，几乎所有的政府政策、法令，包括著名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是由端纳起草孙中山签发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即使是革命者，也还不大了解什么是西方的民主政治，也还不懂得如何向西方发出自己的声音，端纳承担了这一重任，时年27岁。

30年代初，为达到鲸吞中国东北的目的，日本人派医生设法使握有重权的少帅张学良染上鸦片瘾，使其不能主政。端纳认为张是“中国的栋梁”，遂力请德国医生米勒为张治愈了鸦片瘾，使张学良再次成为雄峙一方的“少帅”。其后，端纳又力荐并伴陪张学良遨游欧洲，使张对西方政治和社会均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很快由颓唐而为激进，由消极变为积极，最后导致发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

端纳认为，西方对中国最大的罪恶之一就是向中国输入鸦片，从而摧残了中国人的精神和体力。由于鸦片牵涉到大批官商，纵使是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也一时无法下决心。是端纳以“长此下去，国将不国”来刺激蒋介石，使蒋终于采用严刑峻法，下达了对鸦片贩卖者格杀勿论的法令。而蒋夫人宋美龄当年在国际舞台上发表的那些优美的能使人一洒同情之泪的辞令和动人心魄的演说，则大多也是出于端纳的手笔。1940年端纳被迫出走之后，宋美龄的外交立即捉襟见肘，乱了方寸。据美国记者llonaRalfSues披露：蒋夫人一离开端纳的策划就显出无能为力。1943年，在美国国会的一次晚宴上，宋发表了错误百出的长篇演说。她称“罗马帝国”为民主共和国，引起来宾们的噪动。这位中国的第一夫人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如果端纳尚在，谬误或可避免。这也就是为什么端纳出走之后，宋千方百计地想请他回来的重要原因。

端纳投身于中国政治，动机出于帮助中国革命。他将希望寄托在当时被认为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一个个中国的政治人物身上。他希望通过这些政治人物，将自己了解的西方民主，推及到中国。然而，他最后是深深地失望了。他拯救中国的宏图和构想没有在他所倚重的政治家的身上得以实现。他的美好愿望像泡沫一个接一个地粉碎。他之加入蒋政权，动机出于“蒋是中国的希望”这一判断。他的最后出走，亦源于目睹蒋政权的腐败，深感靠这个政党挽救中国之无望。

那是在1940年，在日本的进击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南京失陷。汉口失陷。端纳希望蒋介石坚决反对德国的希特勒，而蒋回答道：“我就是不反德!”端纳遂对蒋彻底失望。他出走的直接契机，源于一次与宋美龄的严重口角。当时，端纳对宋家垄断中国经济的特权进行了声色俱厉的指控，宋反击说：“你尽可以批评中国，尽可以批评中国政府，但对宋家的有些人你是不可以批评的。”此话噎得端纳半天喘不过气，造成他最终和中国的诀别，他义无反顾地走了。当时他已65岁，满头白发。他来中国时25岁，他已在中国这片黄土地上盘桓了40年之久!

端纳是在暮色中乘最后一班飞机赴香港的。他俯瞰着脚下的神州大地，欲哭无泪。事实上，端纳晚期不断在腐败的国民党官场中受排斥和打击。他的以民主思想改造中国的想法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端纳在中国的经历，实际上折射出半个世纪近代中国的悲剧，其中蕴含着一个被证实的道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孙中山），拥有强权的军阀（如袁世凯、张学良）或是军政一体，集权谋于一身的蒋宋王朝，都不能将中国从西方列强的铁蹄下拯救出来。历史的重任，注定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尽管端纳与中国共产党失之交臂。

端纳为什么没有对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兴趣，为什么没有像斯诺诸君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这是个耐人寻味又难精确回答的问题。显而易见，端纳和许多西方人一样，对共产主义本能地不感兴趣。他曾表示，他不相信共产主义适用于中国。他从未和中共发生过任何联系。除去个人感情和哲学信仰的因素之外，历史也没有给端纳留下机缘。20年代后，他相继为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工作，基本未出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在“西安事变”中他和周恩来有仓促一见，此外就绝少和中共领导人打过交道。

尽管对共产主义心怀抵触，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在端纳为蒋政权奔走的时候，他制定的诸种政策没有一项是针对中共的。他是以蒋政权为中国的象征而为之殚精竭力的。

端纳离开中国后，即去驾艇环游太平洋，以实现自己早年的梦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宋急电端纳速回中国助战。端纳心一软，就降下桅帆，踏上了北上中国的历程。战火使他的回归极为艰难。他在菲律宾登陆时，当地已为日军占领的沦陷地，所有欧洲人都被关押在统一的集中营里。尽管端纳隐姓埋名，但人们还是认出了他。当时日本人正以重金通缉这个“帮中国人反击东洋的西方魔鬼”。然而，集中营的难友们却无一人出卖他。1945年2月，应蒋介石的特殊要求，美国远东地区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组织了一次“洛斯巴诺斯”行动。数十架飞机投下的空降兵一瞬间占领了端纳居住的“洛斯巴诺斯”集中营。士兵们打开了铁门，高呼“自由万岁!”端纳旋即被美国空军飞机直送珍珠港海军基地医院疗养。

端纳的晚年是凄凉的。他垂垂老矣，多年的颠沛流离使他病入膏肓。昔日的风采和朗朗的笑音已消逝殆尽。他常躺在病榻上大口大口地咯血。他知道自己生命的日子不多了。他时常朗诵尼采的名诗《太阳落了》：

生命的日子啊，

我的太阳落了，

呼吸从无名的唇中吹过，

伟大的清凉来了。

他间或能收到蒋、宋的慰问信。他越加殷切地思念中国。在他病情加重之后，宋美龄派飞机接他回上海医治，并在他弥留之际，立其床侧为其诵读《圣经》。

1946年11月9日，端纳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希望自己能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宋美龄在宋家墓地拨出一角，安葬了这个在中国活跃了近半个世纪的澳大利亚人。奇怪的是，端纳在40多年内竟一次都未回过故乡澳大利亚。端纳的妻子安长期居于香港，自1920年起就同端纳分离。端纳去世前，妻子和女儿曾前去照料他。安说，端纳哪里是和我结婚，他是和中国结婚了。

无论是从政治学或新闻学的角度，端纳都是值得记录的历史风云人物。他在新闻方面的造诣与他对中国近代政治方面的影响同样醒目。1903年，端纳是香港《中国邮报》的记者，其后又成为该报的总经理。他后来又成为《纽约先驱报》和《远东评论》的驻北京特派记者。他的报道迅速、准确，以第一手权威信息而著称，这显然得益于他和中国政治人物之间的亲密关系。1919年，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是端纳最先捅到《泰晤士报》发表，从而引起“天下大乱”的。

1936年“西安事变”时，中外记者都无法进入第一线采访。关于西安的各种传说纷纭：蒋介石的头颅被挂在街头的杆子上示众；城内已是战火烽烟……是端纳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及时发出的新闻报道廓清了迷雾。他的声名，他的权威性，使世界的读者们相信他所报道的事实；

端纳身材高大，风流倜傥，谈吐幽默，雷厉风行，常常妙语连珠，亦会带有一连串的"Dam"一类的粗话，有时弄得人很尴尬。他嫉恶如仇，不贪钱财，不近女色，重义轻利。他又是个工作狂，能通宵达旦地运转。他爱好收集古典唱片和驾艇出游。他给自己在香港的一艘游艇命名为“美华号”，以示对中国的爱心。他多次对友人说：“如果哪一天中国人把我踢出国门，我就驾着‘美华号’去太平洋遨游，直到死!”最后他真的这样做了。

端纳虽对中国一往情深，但却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西方生活方式。对中国菜他从不问津，只吃西餐。袁世凯登基前，为笼络人心，曾大宴宾客。席中有200多道精美绝伦的中国莱，引起中外宾客的惊叹。面对中外的老饕们，端纳目不斜视，只享用自己的牛排和面包。在中国他始终雇着个西厨，伴随他南征北战。他从不学中文，顽固地用英语几十年如一日地和中国人打交道。端纳的坦率，固执和真诚是出名的。在当时那些为中国服务的西方人中，只有他敢直言冲撞政府领导人。所以，中国的政治人物们对他既敬又怕。这也注定了端纳日后悲剧性的结局。

端纳别妻离子，在中国长期孑然一身。有些书（如《金陵春梦》）捕风捉影地渲染他和宋美龄的有关绯闻，其实并不确切。端纳的“罗曼蒂克”出现在他的晚年。他的一位中国好友的女儿——年轻貌美的安西，曾受雇于他，成为他的秘书，随他一起遨游太平洋，协助他撰写回忆录，由此带来这个澳大利亚老人的一段晚晴的浪漫史，在其生命中闪耀着霓虹般的光彩。然而，这光彩又是短暂的。当安西最终和那个年轻英俊的美国银行家手拉手地漫步在菲律宾海滩时，端纳的心碎了。

端纳奇特的人生本是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传记素材，然而，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发出光彩的人物，却长期遭到史学界和文坛的双重漠视。在西方，除40年代出版的一部由美国记者厄尔·阿伯特·赛尔仓促写就的采访记之外，有关端纳的信息只散见于少量杂志和报纸。在中国，端纳的形象只是作为有关人物的陪衬，像道具一样的出现，零碎而模糊。端纳为什么同时被摈除出中外历史学家的视野?尤其是澳大利亚和中国，为什么双方都对端纳几乎是缄默无言呢?更奇怪的是端纳自己，作为一个写家出身的饱经近代中国政坛风霜，富有激情的新闻记者，依常理，即令不是著作等身也会有几本书存之于世，为什么端纳没有给后人留下只言片语呢?

至少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是应当引为惭愧的。端纳可以说是在亚洲政治史上占一席之地的极少数澳大利亚人之一。在澳大利亚史学界，有关端纳的研究几乎等于零。在权威的人物辞典中，出现的有关端纳几百个字的简介，竟是这位叱咤风云的新闻记者最好的待遇。难道因为端纳自20多岁去了中国，一去就不回头而最终遭到母国的冷漠吗?

端纳生前确实想写一部有关中国的书，1945年，在夏威夷接受一位美国记者的采访时，他曾谈到：“我的这本书应当这样开始：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的书，这是一部告诉世人中国人是一个多么杰出的民族的书……”事实上，端纳在1941年遨游太平洋时已经开始动笔。后来，他冒着杀头的危险，携着这本书稿在菲律宾日本集中营中生活了4年。其后，这些手稿竟不知散佚何处。端纳曾对许多人谈到他写书的重重顾虑——他了解太多中国的隐私，写出来会伤害许多人，甚至是朋友。他曾婉拒出版商的热情邀请。端纳唯一留下的较长文章刊于1941年11月出版的《AsianMagazine》，题名为《我的回忆》。然而这家本来就发行量有限的杂志社，在战争中被日军炸毁，出版物荡然无存。这不能不是个巨大的遗憾。

端纳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一个个谜。时代发展到今天，终于使人们能剔除政治偏见，去客观地描写历史人物，在21世纪初是凸现端纳的时候了。

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澳大利亚，端纳都是重要的。从某种角度观察，端纳的故事就是斑驳陆离的近代中国的故事。

虽然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横亘着的浩瀚的太平洋，然而大量的事实证明，中澳两国之间在历史上不仅确有因缘，而且这因缘丝毫不比中美、中英、中日之间的因缘逊色。这是我留学澳洲8年的一大发现。

端纳，澳大利亚人，早年在香港作特派记者，进入中国内地采访时，曾因最先披露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秘约而轰动一时，并由此成名。后进入政界，曾先后给张人俊、孙中山、张作霖、张学良作顾问，最后给蒋介石作顾问将近十年，在著名的“西安事变”过程中，曾受宋美龄之托，亲赴西安斡旋，因之更加受到蒋的器重。但因看不惯戴笠的所作所为，被戴笠挟仇报复。 1940年6月，蒋介石在重庆别墅中接见戴笠，戴报告说，前一段时间，端纳秘密前往汉口，和潜伏在汉口法租界的日本海军情报人员秘密接头，被他手下的特工发现，于是端纳失踪，并不知去向，有可能被日本人收买云云。蒋半信半疑，当即嘱咐戴笠：一定要查出端纳的下落，不能让他落入日本人之手。<ref>[http://www.8794.cn/lishi/shijian/54072.html 新闻记者端纳是谁端纳生平经历经过 - 历史事件] 8794网，2019.2.11</ref>

端纳真的失踪了。他所以出走，是因为在内地工作了近30年，深感身心疲惫，感到国民党内部腐败已经无力回天，加之羁押在贵州的张学良给他来了一封信，提及“西安事变”之事，他说，你与子文曾以人格担保我的生命安全，如今我却失去自由，比牺牲我的生命还要悲惨，希望你与子文尽量设法，冀盼恢复我的人身自由。端纳深知，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绝无半点通融的余地，想来想去，只好一走了之，就此离开中国政治的漩涡。

端纳出走后，来到已经沦陷的汉口去办一点私事。遇到在香港作记者时认识的一位日本同行前来拜访，对他大谈了一通“大东亚共荣圈”后离去。这番谈话被戴笠手下的特工录了音，经戴笠做了一点“加工”之后，便被作为通敌的证据，拿到了蒋介石的面前。

端纳离开中国后，到南太平洋一带游历。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对日宣战。端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就近进入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紧接着菲律宾被日军占领，在菲律宾的白种人大部分被关进日本的集中营。日本人当时也没想到，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也会在集中营中。

在集中营里，端纳对一同被关的美国著名律师达兰说，我手提包里的文件，足以使我被绞死。达兰真诚地说，我会保护你的，我尊敬你。此后达兰一直照顾着端纳。两年之后，危险果然来了，因为日本人已经得到端纳在此地集中营的消息。一天晚上，一辆军用卡车载着一队日本宪兵出现在集中营里。他们对达兰等人喝问：集中营里是否有威廉·亨利·端纳其人？我们得到可靠情报，这个恶魔就躲在这里！日本宪兵们拿着花名册，指着“威廉·端纳，爱丁堡人。”这一行字，咆哮着：“是否就是此人，快说！”达兰沉静地回答：“你们找错了，这个威廉·端纳是个70多岁的老人，他是英国人，不是澳大利亚人。”

“不管是谁，把他带到这里来。”日本宪兵打断他的话，命令达兰。

十分钟后，端纳跟着达兰来到日本宪兵面前。两年的集中营生活，已经大大地改变了端纳的面孔，他满头白发，腰背佝偻，步履艰难，完全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日本宪兵紧紧盯着他的脸孔问：“你就是威廉·亨利·端纳？那个在中国的端纳？”“不，我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教授，威廉·端纳。我呼吁你们讲究人道，改善伙食，增派医生……”端纳就像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学究。宪兵们盘问再三，始终不得要领，悻悻地走了。看着他们走远了，端纳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非常感谢达兰巧妙地掩护了他。

在日军得知端纳在集中营的消息前后，盟军的情报人员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于是盟军直接向蒋介石通报了这一情况。事实证明，端纳绝不是什么“日本间谍”。于是蒋介石当即向盟军请求采取特别行动，在反攻菲律宾战役中，营救端纳。

1945年2月23日，盟军太平洋战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下令奇袭集中营。一队队美军伞兵从天而降，配合菲律宾游击队很快攻占了集中营，解放了所有被囚人员。端纳躺在一副担架上，被送上了盟军的飞机，直飞美国珍珠港海军医疗中心诊治。

蒋介石听到营救成功的消息，亲笔签署了一份欢迎端纳重返中国的电报，发到珍珠港。宋美龄派出中国航空委员会的专机，配备好医护人员和药品，直飞珍珠港接回了端纳。

1946年11月初，端纳的癌症迅速恶化。在他弥留之际，宋美龄在其床侧诵读《圣经》，在他去世后，宋庆龄拨出上海宋氏墓地的一角，安葬了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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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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