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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在郭汝瑰离休回四川定居后，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他主动给重庆警备区的干部教授英语，不取分文报酬；重庆警备区组织民兵演习，他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带民兵爬山进行教练；组织上给他一笔钱修缮住房，他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了；成都军区按副兵团级待遇，要他迁进一幢别墅楼，他仍然坚持住在北碚的一幢面积7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面对社会上追求享受的歪风日甚，他向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坦率进言：“希望从你自己做起，坚持用国产手表的好传统，不坐进口车。”他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经常告诫为政者不要忘记国民党因腐败而失败的历史教训。其中，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郭汝瑰以古稀之年，无权无钱之身，不惜东奔西走，殚精竭虑组织和领导有关专家，耗时十余年，主编了一套洋洋六百余万言的《中国军事史》和厚厚两大本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填补了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空白；并在耄耋之年，完成了近四十万字的《郭汝瑰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交出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

[[File:（资料图）晚年的郭汝瑰.png|缩略图|右|[http://jingkan.net/getarticle/5bdbad432e9a89704e74da88 图片来源]]]

《郭汝瑰回忆录》和由王钟伦先生写成的长篇报告文学《独钓龙潭》先后出版后，台湾方面舆论哗然，一些报纸不惜以通栏大标题，发表长篇文章：《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有些人在惊愕之余，把一股怨水泼到郭汝瑰头上，似乎没有郭汝瑰“投共”，国民党就不会败走台湾。有的人甚至骂他为“叛徒”。对于这些流言蜚语，郭汝瑰得知后只是坦然一笑说：“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我早年就参加共产党，从来没有跟国民党干反共的事，说不上什么背叛。何况，背叛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也是好事。如果站在清王朝的立场，说孙中山先生为叛徒，视郑孝胥、张勋这些保皇派为忠臣，岂不可笑？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止社会进步。这是一种糊涂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