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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0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逢十便要大操大办，今年的《读书》第五期刊登了几篇有关五四的文章，从法律等角度阐述了这样一次影响深远的 [[ 文化 ]] 运动。应该说，90年过后，人们对于五四运动仍然有着足够的热情，一方面，对于此次运动的内涵与意义仍然津津乐道，尤其是“民主”与“科学”、“救亡”与“启蒙”等老话题。一个[[民族]]在面临彷徨不安时，往往会回过头来，看看那些曾经引以为傲的历史事件或经历，如今，当几乎所有人对当下的文化氛围表达着不满、渲染着社会转型期的困惑与不安时，五四便成了他们心中的图腾，他们从过去解决类似不安时的方法来思考当前的不安。事实上，90年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将中国的问题粉饰模糊不清，其实质却和90年前相差无几，稍加分辨便可发现，90年前，先人们力图实现的“民主”、“ [[ 科学 ]] ”以及“人权”等诸理想，如今却化作“体制性的先天缺陷”，而成为摆在眼前的难题。虽然没有救亡那般迫切，力图解决这种“体制性的先天缺陷”却无时不刻不在进行，也正是如此，五四的参照物作用才得以体现，被蔡元培视为洪水的五四新思潮才有了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