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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简介==

另外，戴名世品性高傲不羁，对达官贵族和那些欺世盗名的无耻文人非常痛恨。他在《[[南山集·北行日记]]》中就说自己常“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这些犀利的言辞难免会触动一些人的“隐疾”，遭到忌恨。他在《[[与刘大山书]]》中曾说自己“古文多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即使这样，他最终还是“以言语获罪”，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正直文人悲剧性的必然命运。

==作者生平==

戴名世早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则于古之人或者可以无让”（《[[初集原序]]》）的宏大愿望。当时，因为明史资料散逸颇多，有些又失于记载，因此尚无人能写明史。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负，他很想仿效《[[史记]]》形式，作出纲目，然后广泛搜罗资料，相互参证，力求真实，写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因此他广游燕赵、齐鲁、河洛并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访问故老，考证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遗余力。一时之间，文名播于天下。

康熙皇帝命刑部审核此事。刑部官员从《[[南山集]]》的《[[与余生书]]》中找到了“罪证”。《[[与余生书]]》是戴名世写给他的一个门人余湛的。余湛曾偶然同僧人犁支交谈，说及南明桂王之事。犁支本是南明桂王宫中宦者，桂王被吴三桂所杀后，他遂削发为僧，皈依佛教。犁支是亲自经历过南明朝之人，他所述之事应当比较可靠。戴名世得知此消息后，忙赶至余生处，但犁支已离去，二人未能晤面。戴名世于是嘱咐余生把所听到的情况写给他，并与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加以对照，考其异同，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于是戴名世又写信给余生，询问犁支下落，欲与其“面谈共事”。这就是戴名世因而获罪的《[[与余生书]]》的由来。

与此事有瓜葛被株连者甚众。为刻《[[南山集]]》出资的尤云鹗、刻《[[南山集·孑遗录]]》的方正玉、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等人以绞刑论处。后来康熙又出于收买人心的需要，将原定处死的近百人改为流徒黑龙江宁古塔，罚入汉军旗籍。这时余湛已先死于狱中。后来康熙得知方苞擅长古文，是个难得的人才，遂又下令将其召回，赦免其罪，加以任用。又因《[[南山集]]》多采用方孝标《[[滇黔纪闻]]》中所载南明桂王明史事，遂牵连至方氏宗族，一并治罪。当时方孝标已经去世，亦因《[[滇黔纪闻]]》文字案被剖棺戳尸，妻儿等人被发配流放于黑龙江（后亦被宽免），财产尽没入官。《[[南山集]]》案牵连人数达三百人之多，是清前期较大的一桩文字狱案。而戴名世、方孝标的所有著作及书板被清查以烧毁，列为禁书。戴名世死后，由其弟辅世自京扶梓回故里，葬于所居南山冈砚庄之南。

==案件缘由==

《[[南山集]]》一案，究其原委，只是因为戴名世《[[与余生书]]》中叙弘光帝南京一段，并于文中书“永历”年号等；至于《[[孑遗录]]》，虽然记述了明季桐城被兵乱始末，有弘光年号，但也并无特别直接触犯清廷权威的言论。对于南明年号问题，乾隆四年曾修明史，特别到了嘉庆朝，皇帝特谕：甲申以后存福王年号，丙戍以后存唐王年号，戊子以后存桂王年号。这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因写南明年号而获罪的问题了。《[[南山集]]》案之所以处置如此酷烈，株连如此广泛，还是由当时清王朝的政治大气候所决定的，也就前文所说的清廷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钳制的需要。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创建不久，几乎都要紧系文网，对文人进行弹压与恐吓，这似乎已成惯例，而清代尤甚。《[[南山集]]》案发时，明清之际的一批遗民如顾炎武、黄宗羲、冒辟疆等人虽已故去，但他们提倡“反清复明”、讲究“夷夏之别”的影响仍然存在，其弟子布于天下。清廷兴“庄氏《[[明史]]》案”、“《[[南山集]]》案”，无非是借此起到敲山震虎、杀一儆百之作用。由于清政府抓住此事大作文章，《[[南山集]]》案就由单纯的年号、明史事而渲染成了旨在谋反的叛逆之举，戴名世也因此被推进了万劫不复的绝境，连清廷重臣大学士李光地亲自出面，“欲疏救于万死一生之地”，也“卒不可得”。

== 参考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