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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学大典·韩非子（饶宗颐著书籍）'''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周易》《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汉书》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中信国学大典”之《[[韩非子]]》，学者陈耀南在进行导读的同时，还加入了现代化的解读，令古老的经典有了现代化的韵味，别有新意。<ref>[https://www.zhihu.com/tardis/zm/art/451493505?source_id=1002 中信国学大典全集（套装共50册）一套书国学全囊括]知乎</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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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道理其实很简单——经典正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心灵的故乡。也正因如此，在社会快速发展、急剧转型，也容易令人躁动不安的年代，人们也就更需要接近经典、阅读经典、品味经典。迈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并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另外，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也都会空前地引人注目，这其中，中国文化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对于中国经典的阅读自然也就拥有了不断扩大的潜在市场，值得重视及开发。
于是也就有了这套立足港台、面向海内外的“中信国学大典”的出版。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继续搭建古代经典与现代生活的桥梁，引领读者摩挲经典，感受经典的魅力，进而提升自身品位，塑造美好人生。
中信国学大典收录中国历代经典名著近六十种，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医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编写原则大致如下：
（一）精选原则。所选著作一定是相关领域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最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包括中国第一部哲学元典、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儒家代表作《论语》、《孟子》，道家代表作《老子》、《庄子》，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兵书《孙子兵法》，最早、最系统完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大乘佛教和禅宗最重要的经典《金刚经•心经•坛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游记《[[徐霞客游记]]》等等，每一部都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不可不知、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而对于篇幅较大、内容较多的作品，则会精选其中最值得阅读的篇章。使每一本都能保持适中的篇幅、适中的定价，让大众都能买得起、读得起。
（二）尤重导读的功能。导读包括对每一部经典的总体导读、对所选篇章的分篇（节）导读，以及对名段、金句的赏析与点评。导读除介绍相关作品的作者、主要内容等基本情况外，尤其强调取用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当代眼光，将这些经典放在全球范围内、结合当下社会生活，深入挖掘其内容与思想的普世价值，及对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启示与借鉴意义。通过这些富有新意的解读与赏析，真正拉近古代经典与当代社会和当下生活的距离。
（三）通俗易读的原则。简明的注释，直白的译文，加上深入浅出的导读与赏析，希望帮助更多的普通读者读懂经典，读懂古人的思想，并能引发更多的思考，获取更多的知识及更多的生活启示。
（四）方便实用的原则。关注当下、贴近现实的导读与赏析，相信有助于读者“古为今用”、自我提升；卷尾附录“名句索引”，更有助于读者检索、重温及随时引用。
（五）立体互动，无限延伸。配合图书的出版，开设专题网站，增加朗读功能，将图书进一步延展为[[有声读物]]，同时增强读者、作者、出版者之间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随性的交流互动，在使经典阅读更具立体感、时代感之余，亦能通过读编互动，推动经典阅读的深化与提升。
这些原则可以说都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并努力贯彻的，希望这一良苦用心最终亦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进而达到经典普及的目的。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慨然应允担任本套丛书的名誉主编，除表明先生对出版工作的一贯支持外，更显示出先生对倡导经典阅读、关心文化传承的一片至诚。在此，我们要向饶公表示由衷的敬佩及诚挚的感谢。
倡导经典阅读，普及经典文化，永远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期待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觉。
文摘编辑
《韩非子》导读①
说难终不羡韩非
西人当初只因听说“遥远的东方有个‘秦’”，于是就称之为Chine或China，不知道这王朝竟如此短祚——从尽并诸国到亡灭，只不过十五年（公元前二二一至前二〇七），但又如此幽灵不散——“祖龙魂死业犹在”、“百代多行秦政治”，君主世袭、专制独裁竟绵延了两千多载！
毛泽东这两句诗（《读封建论》，一九七三），描绘了中国政治历史核心，查究下去，就必然迎出了“祖龙”（“始皇”的同义词）以至历代专制政治的辩护士和总设计师“韩非子”。
一生可悲的韩非，死于他的知音人秦王嬴政狱中（前二三三）。十二年后中国统一于“地形利害”和“号令赏罚”都远超六国、因而最后成功的秦。秦王遂有“始皇”尊号。又十三年，始皇死（前二一〇）。再三年，秦亡汉兴。八十多年后，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韩非与老子、庄子、申不害合传，这样地记述：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一个“悲”字，真的贯串了韩非的人生！
非常聪慧、早熟、敏感的他，却生在高贵、堂皇而又复杂、虚伪的宫廷环境，听厌了美妙的言谈，看惯了丑恶的真相；不想逃遁于情欲，放逸于艺术，他关心政务，热切改良，却又生于世局大转型的前夕，处身君庸臣贼而又贴近虎狼之秦、国亡在即的弱乱之邦，却又不忍、不能如他人的暮楚朝秦，舍离祖国。先天与童年的原因，严重的语言障碍，他好学、能文，从业于大儒荀卿，交上了同学李斯，从性恶、隆礼之说一滑而下，变本加厉，对人性、仁政，全失信心，卒之转到任法、尊君的极端，以至残酷寡恩，害人害己！
早已有许多人慨叹：聪明饱学如他，竟想不到（或者不以为意）：李斯本是小吏，富贵权位所在，事秦事楚无别，所以英主可以羁縻；韩非是国之世族，休戚相关，血浓于水（即如屈原之于楚），所以雄猜之君，终不能信他可以为己所用。韩非轻身入秦，不免与李斯（以至姚贾）利害冲突，更以疏间，难怪宋代黄震《日钞》讥叹：“送死秦狱，愚莫与比！”韩非死后，李斯权位更固，继续辅佐秦王推行韩非理论。到秦皇一死，李斯又被所矫旨拥立的二世信更奸恶的赵高而害得全家惨死！
李斯、韩非，以至前此的商鞅、吴起等法家人物下场往往如此！不过，因为书写得动人，又从未掌握得位，所以多一点获得同情的，还是韩非。
中国第一个极权皇帝，欣赏他，自然也疑忌他；第一个全国的权相，畏忌他、害死他，但更贯彻、执行他的计策。汉以后历朝政治莫不阳儒阴法，于是韩非死了，而又还没有死。
两千年来无数评论者，斥骂他，惋惜他，嘲笑他，但是对他文章的清通、健锐，特别是推理和比喻的灵巧，都一致赞赏。论到历代散文的论说一类，他与孟轲是先秦诸子的两座巅峰。所不同的是他们相反的人性与民权信仰，相同的是他们所共历的时世趋向，“定于一”，和自任以天下之重、以思想救世的学术承担。
时世不断在变，也不断呈现种种病征，有理想的人总觉得要想法医治。理想高、抱负大，才能出众而又富有使命感与同情心的人，更自觉是义不容辞的大国手。先秦诸子之学，就是由此而起。
首开晚周私家讲学之风而为诸子之首的，是仲尼孔丘。墨翟、韩非，这两名儒家死敌，最初都学于他的再传弟子。据《论语•学而篇》，儒学精要是“志于道”（以探求人生真理为职志）、“据于德”（以天赋人性为根据）、“依于仁”（以道德良知为凭借）、“游于艺”（在各种学问汇成的文化江洋里涵泳自得），循此发展，以尊天爱人为旨归，以本心原性为基础，以孝亲敬长为起始，以勤学尚思为修养，以兴仁复礼为功效，以君子贤人为典范，至于内圣外王，就最崇高尊贵了。这就是两千多年来作为中国文化骨干的儒学大纲。历代因之尊他为大成至圣先师，而继承光大孔子之学的，是被称为“亚圣”的孟轲。孟子以“仁”为人心安宅，“义”为行事正途，有志之士，必当“居仁由义”，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系列圣人为典范，而弘扬道统。其后荀子，最称大师，教学既久，成就亦众。他虽反孟轲“性善”之说，但仍极尊孔子而讲“儒效”，劝“学”隆礼以成君子。所以，整个儒家体系就是：以仁心为基源，义理为原则，礼文为细目，交织拓扩，以显示人之所以为人的“心性”主宰，建立巩固“尚德”传统，而发扬“人文”精神，这便是理想社会的共同规范了。
社会要讲求荀子所谓“群居和一”，公德是必需的；东洋西海，心同理同，共识也是可能的。不过，“同”与“异”是矛盾而又并存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个别差异在自然、在人间，都是有目共睹，不容否认，无可抹杀。一笔抹杀，强异为同，只造成无限而无情的痛苦。世间许多坏事是自以为“好心”而做出来的，许多罪恶是自以为义、强人从己而发生的，许多误会是一厢情愿的所谓“忠恕”而招致的，许多劳累、烦恼、纷争以至罪过，是因为喜居人上而造成的。（以上理念，许多与后来传入的佛家所信有相同相通之处，所以被反对的儒者称为“二氏”。）所以，与儒家孔孟之道相异（不一定相反）而又相辅相补的，有老庄之徒，揭示一个形而上意义的“道”，其大无外，作为万事万物的总和；而物各有性，性各自足，都是得于自然的“德”；所以不必、也不可能以此例彼，或以彼代此。一切差异以至矛盾对立，都是无比伟大的“道”的一部分，永远共存而又不断互相流转。（后来那神奇的“太极图”就是这个道理的最佳象征。）所以任何人间的共同规范，都没有意义。作为万物之一，人不配也不应有为，以免自扰扰人、欺人自欺。只有清静无为，逍遥观赏，顺应自然，才是道理。他们把“道”讲得又多又动听，特别是春秋战国动乱了几百年，继之以统一者嬴秦苛暴之政，和跟着的楚汉之争，贤愚上下所有人都痛苦得不得了，到后来文景之世，把应时而兴、合乎众望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标举为“黄（帝）老（子）之道”，于是就被称为“道家”，居于司马谈所谓有得而无失的“六家”之首了。
另一派思想：从儒家反出来另立门户的墨家，厌病儒者烦扰奢费的礼乐丧葬种种仪文，他们对道家的玄虚之理也没兴趣，而只崇奉一个笼统的宗教意味的“天”，认为天的意志就是要人兼相爱、交相利，所以反对战争，他们相信鬼神，但又反对音乐、命运，主张节用、节葬，信仰的朴素和矛盾，基层大众并不充分明白，也并不计较，他们只是感动、信服和跟从教主式领袖墨翟与接任的历代“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行侠仗义，以及民间帮会私人武力的团结互助。风从既众，就与儒家并称“显学”。急公好义的墨者极重集体，与老庄道家同调的杨朱偏于个人，二者各趋一端而并斥于孟子。此外，除了不谈政治的阴阳家，又有不像上述儒道墨三家之讲究终极关怀，只是游走列邦，把握其间的利害矛盾，驰骋舌辩以劝导诸侯或和或战、或合或分，最终成就策士个人功名利禄的所谓“纵横家”，以苏秦张仪为冠冕人物。这就是韩非成长和活动时期，法家以外的诸子要略了。
儒道墨纵横诸派，法家人士都不喜欢，认为他们大害于国——或者，最重要的，是不利于最高统治者。特别是处战国末世、集法家大成的韩非子，对前述各家思想都了解，但都不满意，甚至看不起、反对、唾弃。儒家讲从自心发出的由亲及疏的“推爱”；墨家认为应该是“天志”之下，无有差等的“兼爱”。韩非提醒领导人：“爱”就不利于统治。儒家以“亲亲”“尊贤”为治国用人两大基准，韩非指出：这两者之间一定矛盾，而且，“亲亲”就偏私，所谓“贤”也可以虚诞；还有利之所在，什么“亲”“贤”都可以反戈攻击君主！韩非认为，只有自己归纳综合的那一套“凭势、用术、行法”，才是明主的唯一妙方！
前期法家之书，《管子》、《商君书》、《申子》等等，虽或伪托，或不传，但考核其中言论，与史书所记其人其事，则性格主张仍然可知，大抵都是从政务实，急功近利，不喜欢（也不擅长）抽象理念的探索和价值体系的建立——或者说：唯一价值，就在所效忠的国君当下的实际利益。什么人性陶冶、道德自觉等等，都嗤为迂阔，绝少关心，即有所谓教育，亦止于信赏必罚，训练操控，以作生产和战争的工具。到集大成的韩非子，更是如此。其思想渊源和学术演变之迹，示如下表：
今本《韩非子》，大体可信为其自撰，间中有问题者，亦多为后学之所缀补或者拟作。作为学术研究，“韩非本人思想”与“《韩非子》书所表现之法家思想”是两个有同有异的课题；作为本书导读，则重点在于后者。个别作品的考据问题，不能多费篇幅了。以下表列《韩非子》全书大要，继而精选条列最有代表性的言论，以见其主张：
本书
节选 原书篇目次第
作者与释题
各篇论旨
*
初见秦第一
与《战国策•秦策一》作“张仪语”者几全同，而文更清浅畅备，然所说皆仪死后事，韩非志存韩，而此篇劝攻韩，情理不合，故或疑他人之作。
劝秦用法，使谋臣尽忠，以兵强地利破六国合纵而霸天下。
存韩第二
后半为李斯之文。
前半韩非求秦存韩，后为李斯上秦王驳韩非，及李斯上韩王劝依秦王书。
难言第三
或疑早期之文，或疑囚秦之作。
论进言之难。
爱臣第四
或疑早期之作。
明君必防臣，不可爱之太亲。
*
主道第五
押韵，多黄老思想，或后期之作。
明主执虚静、用权术、明赏罚的政治。
*
有度第六
多近《管子•明法》，疑是其他法家所作。
能行法度则国治。
*
二柄第七
多“刑”“德”对举，以代“赏”“罚”，疑非韩子自作。
明君以“杀戮”“庆赏”为二柄以导制其臣。
*
扬权第八
情况同《主道》。
扬举君权之道。或谓“权”当作“榷”，“扬榷”即“显扬而扼要论述”之意。
*
八奸第九
盛年之作。
权臣欺国误国之八术：同床、在旁、父兄、养殃、民萌、流行、威强、八方，明主防之。
*
十过第十
文甚繁芜，似近杂家者之作。
君臣危国亡身之十种过失，各举史例。
*
孤愤第十一
韩非自著。
智术能法之士，与当道营私之人，势不两立，因人主昏昧而孤独、悲愤。
*
说难第十二
韩非之作。
进说君主之各种困难，总在如何了解、打动对方心理。
和氏第十三
韩非之作。
玉师和氏，献真玉而受诬遭刖，法术之士，危祸亦如之。
*
奸劫弑臣第十四
早年之作。
奸邪、劫势、弑主之臣种种欺君之术。
亡征第十五
后期入秦前之作。
人主之国衰亡祸乱之征兆。
三守第十六
离儒入法之作。
人主待臣有三原则，守之则国安身荣，失之则三劫至。
*
备内第十七
韩非之作。
妻近子亲，犹不可信，人主信人则制于人而患祸至。
*
南面第十八
韩非之作。
人主以明法、责实、变古而治国。
饰邪第十九
颇有来自《吕氏春秋》文字，或是入秦后之作。
治国在明法，不在卜筮鬼神。
*
解老第二十
选解《老子》要语。或疑他人之作。
*
喻老第二十一
以史事传说喻示《老子》之意。同《解老》，而作者又异。
*
说林上第二十二
广举史事名言为例，其多如林，明世道人情真相。早期搜材抒论之作。
*
说林下第二十三
同上。
*
观行第二十四
篇幅特小，尊儒近道，殆是韩非早年尚在荀门之作。
明主以道观己之过，以法术观人之限。
安危第二十五
明主求安去危之术。
守道第二十六
明主守法术之道。
用人第二十七
明主以赏罚法术用人。
*
功名第二十八
明主以天时、人心、技能、势位而立功成名。
大体第二十九
致治立功成名之总原理。
*
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
韩非自撰。左上下及右下三篇颇多错乱，或晚岁入秦事变甚急，未遑整理。简册重多，故分为内外左右上下数篇。储集多量人间故事，以见世道人情，而备人君内外政治之参考。每篇若干主题，皆先作凝练之“经”，以陈述要理，挈领提纲；继释之以“说”，搜采历史故事，或更以“一曰”“或曰”方式，广纳异闻杂记，以补充发挥。“经”“说”既可分别单行，更宜合观一见其一贯呼应，阐明法家思想。
明主御众所用之术有七，所观察臣下微妙之情有六。
*
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
*
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
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
*
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
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
*
难一第三十六
韩非晚年之作。二十八则短评，各皆先陈历史故事，继以质问疑难。其中多评管仲、孔子，可见其早期肯定二人，而后来转为苛评之态度之变。间中与《吕氏春秋》所采故事相同，而观点相反，以篇幅总量庞大，故析为四篇。
采辑古人行事言论，质疑其利害之理，以明法治。
*
难二第三十七
*
难三第三十八
难四第三十九
*
难势第四十
有关慎到言“势”之评论集。韩非作。思想已离荀子。
先述慎到权势治国之论，继引质询疑难者，终抒己见。
问辩第四十一
韩非作。
明主贵法令，贱辞辩。
*
问田第四十二
篇题似后人所加，后段亦与无关，或其徒补编。
以田鸠答问之语论法治。
*
定法第四十三
韩非之作。
申不害言明主御下之“术”，商鞅论政府治民之“法”，比较二者得失与未尽善处而抒己见。
*
说疑第四十四
用典甚密，且多冷僻，或疑非尽韩作。
明主提防奸人言论行动。
*
诡使第四十五
韩非之作。
名实乖违，赏罚失当，是败政之因。
*
六反第四十六
韩非之作。
奸伪与耕战之民各六种，而赏罚与毁誉失当，国所以乱。
八说第四十七
韩非之作。
八种世俗匹夫之私誉，实人主之大败。
*
八经第四十八
韩非之作。稍有窜乱，八节之题亦有异说。
治国八大原则：因情、主道、起乱、立道、周密（？）参言、听法、类柄、主威（？）。
*
五蠹第四十九
韩非之作。
儒者、纵横策士、墨家任侠、逃兵役、务商贾者，为国之五蠹，明主弃之。
*
显学第五十
韩非之作。
力斥儒墨之家崇古，非愚即诬。
*
忠孝第五十一
作者问题有疑。
教忠孝不能治国，唯有赏罚。
*
人主第五十二
或疑后学集韩之作。
人主必当绝对权威。
饰令第五十三
录自《商君书•靳令》稍有删节，无六虱与仁义一段。
论整饬法令之要。
心度第五十四
作者问题有疑。
以赏罚之法，度臣民之心。
制分第五十五
作者问题有疑。
制赏罚，分功罪，以治国家。
一、人性恶而不可信靠：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况无父子之泽者乎？”（《六反》）
“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外储说左上》）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备内》）
二、物质经济决定治乱：
“古者……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五蠹》）
三、务时用不法古：
“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
“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显学》）
“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显学》）
四、反儒墨：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五蠹]]》）
“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庭，而政不免于乱。”（《五蠹》）
“不能具羹食而劝饿人饭。”（《八说》）
五、法重于德：
“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显学]]》）
“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乐偷而后穷。”（《六反》）
“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五蠹》）
六、愚民：
“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婴儿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民皆知兵而不敢私斗也），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显学》）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五蠹》）
七、明君统治之道：
韩非不言“仁君”而说“明主”，其统治之道是：
凭势——劝位自固
用术——形名参同
行法——信赏必罚
慎到言尚势，以为贤智未足服众，而势位可以屈贤，所以身不肖而威令行，就靠得助于众。韩非广其说，认为圣哲之君，百世无一；凭势任法，则中材之君，亦可致治。所以，势位是人主的筋力爪牙，不可去之。（见《难势》、《人主》、《功名》诸篇。）
韩非以为：“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所以明主秉要执本，以暗见疵，形名参同，听言而求其当，任身而责其功，所谓“因任授官，循名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就是人主所操的“术”了。
综核名实，继之以信赏必罚，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此所谓法。
“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见《定法》）
总之，韩非以至他作为集大成代表的先秦法家，所秉持者绝非现代普遍价值的法治精神。人性自私，所以要制衡权力，要民主法治，以达社群之大公，这是现代共识；人性自私，所以要压制、利用所有其他人的自私，以成就专制独裁者最大的自私，这是先秦法家——例如讲得最通透的韩非子！
现代讲出“奉法而治”（rule of law），法律的制定是开诚布公，法律的实施是人人平等，终极关怀在于全民；韩非他们则是“以法为治”，（rule by law），人人屈于“为君主而制、而君主独非所制”的法律之下。一切利益最后归于君主。君主以法律禁制臣民：“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说疑》），从行动，到言论，到思想，都在所统制！如果君主是人，则一切他人都只是工具，是牛马！“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其除之！”（《外储说右上》）连沉默退隐也不容许！所以，焚书之酷、坑儒之惨，都绝非偶然突发！
《汉书•酷吏传》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法令，并不是价值根本，汉代扬雄《法言》：“申韩之术，不仁至矣！何牛羊之用人也！”法家待人民，像对畜生一样。这是古代的评论，现代章炳麟《国故论衡•原道下》：“今无慈惠廉爱，则民为虎狼也；无文学，则士为牛马也”；“国虽治，政虽理，其民不人”；“有见于国，无见于人；有见于群，无见于孑”——“孑”（音“揭”，不是“子”）就是一个个单独的甚至是孤弱的，然而是有个性、有尊严、有人权的老百姓；过分地强调集体，必定也过分地压缩个人；只知道拥护必然腐败的绝对君权，更必然不把领袖以外的人当人看待！
韩非既深悉人性之恶，则君主亦人，其恶又何以不必防治，而又纵之任之，以肆统治之权，得大恶大私之利？若说秦之暴虐与速亡是二世、李斯等私心扭曲，不如说是本质趋势如此。“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老子》早有明训！
第一，西方自基督教普遍流行，原罪观念深入人心，君相王侯，同在神前忏悔求赦，朝野上下对权力中毒之防治，早成共识。中国文化主流，以仁心善性为宗，韩非承荀子而变本加厉，强调性恶，怀疑仁爱，但又轻视礼教，只言赏罚，于是历代多评其偏激，又或阴用其言，而阳弃其说。
第二，自罗马帝国崩解，民族国家林立，以分裂独立为常态，元首不过位同诸侯，权威有限。中国自秦汉之后，以大一统为正常，国家机器庞大，君主被拟为圣为神，世袭专制独裁，法家更易助纣为虐。
第三，自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归信，基督教会地位崇高，国君登基，教皇加冕，宗教改革之后，政教分离，但朝野共同信仰，成为制衡政府之公民权利。中国自西周以人文精神代替殷商尚鬼多祀，此后亦并无可与政权抗衡之教会，反之，教主亦受君王册立，封赠尊号，而接受管制，神权反被政权利用。由此观之，法家韩非之流，逢迎君恶的阻力，比较马基雅维利为小。
论政者要打动人心，从政者要获得权位，在今日民主之世，靠的是公开论辩，吸引选民；在专制君主当朝，就要以文辞打动帝心。陆机《文赋》：“说炜晔而谲诳”，就如现代有人所谓“政治是高明的骗术”。《[[文心雕龙•论说篇]]》所云：
战国争雄，辩士云涌；纵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佩六国相印的苏秦，封五个富邑的张仪，就是当时最多人艳羡的、成功的“纵横”之士。“飞辩以驰术，餍禄而馀荣”（《文心雕龙•诸子篇》），韩非学勤思敏，不屑比于苏、张，但同样要寄望“人主”，可惜严重“口吃”，补偿的是“善于著书”——他文字上的长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清晰周密、脉络分明，极合推理原则；二是例证丰富、生动，比喻灵巧、贴切，结合造成胡应麟《笔丛》所谓“抉摘隐微，烨如悬镜”的动人效果。特别是《文心雕龙•诸子篇》所称的“韩非著博喻之富”，书中《储说》内（上下）、外（左上、下，右上、下）六篇，即是“寓言”，二百多则，其他《说林》上下、《喻老》、《十过》等篇，亦多以故事为例，后世许多成语、谚谈、典故出于此，活跃在民众口头和文士笔下。最著者如：“守株待兔”、“自相矛盾”、“佩弦佩韦”、“[[滥竽充数]]”、“[[病入膏肓]]”、“鸣必惊人”、“三人成虎”、“郢书燕说”、“买椟还珠”、“讳疾忌医”……以至“和氏璧”、“曾子杀彘”、“郑人买履”、“[[不死之药]]”、“[[批其逆鳞]]”、“[[狗猛酒酸]]”等等，在文学艺术、语言技巧方面，韩非之书，就可说是少有病毒而营养甚多了！
修辞主要是动人以情，推论所重是服人以理，所以“入道见志、成一家言”的诸子，都有逻辑。“逻辑”这个外来语的普及程度，或者超过了“名学”、“论理”、“理则”等等较富中文本色的同义词——因为似乎在西方一向较为发达——不过，概念与判断的建立，推理的开展，既是普世人心所同，以雄文代利口的韩非，书中富有逻辑范例，也是应有之义了。
韩非痛批儒墨的经典妙喻：“矛盾”（《[[难一]]》、《难势》），正是逻辑基本要律之一。以矛盾律为基础的犀利武器：“二难论法”，再加上“假言推理”（如《[[解老]]》论证《老子》所谓“祸福倚伏”），“归纳推理”（多见于内外《储说》六篇），都广见书中。至于《二柄》、《八奸》、《十过》、《三守》、《七术》、《[[六微]]》、《六反》、《八说》、《八经》、《五蠹》等等篇章名目，更足见韩非辩（辨）类划分的兴趣，最后都以对于人主有益有用与否，为“二分”的基准。
“以霸王之业教君”既然是他著书立说的终极关怀，在立竿见影的功利现实之外的抽象思维，名理玩索，韩非自然不屑一顾，甚至大加掊击。荀况承孔子而务“正名”，但已批评惠施等“甚察而不惠”（《非十二子》，精细过甚，没有实益），“蔽于辞而不知实”（《解蔽》，沉溺在词语文字，背离现实常识），到弟子韩非，眼中更只有君王势位权力，认为“辩生于上之不明”（《问辩》），“坚白（公孙龙）无厚”的名家之辨，不容于宪令之法；什么“白马非马”，带马过关也非赋税不可（《外储说左上》）！战国三晋，正如晚清，时人救亡图存的危机感特别迫切，可以理解；不过，在希腊以至近代欧洲，何尝不城邦林立，兴灭无常？对抽象名理之学何以兴趣远过？真值得更作思考。
老子主张“虚其心”、“弱其志”、“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法家尤其是韩非，更讨厌人民多说乱动，不依君主指定的路数来用力用心，难怪“祖龙”一读其书，恨未同游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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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800 語言、文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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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道理其实很简单——经典正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心灵的故乡。也正因如此，在社会快速发展、急剧转型，也容易令人躁动不安的年代，人们也就更需要接近经典、阅读经典、品味经典。迈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并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另外，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也都会空前地引人注目，这其中，中国文化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对于中国经典的阅读自然也就拥有了不断扩大的潜在市场，值得重视及开发。
于是也就有了这套立足港台、面向海内外的“中信国学大典”的出版。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继续搭建古代经典与现代生活的桥梁，引领读者摩挲经典，感受经典的魅力，进而提升自身品位，塑造美好人生。
中信国学大典收录中国历代经典名著近六十种，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医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编写原则大致如下：
（一）精选原则。所选著作一定是相关领域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最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包括中国第一部哲学元典、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儒家代表作《论语》、《孟子》，道家代表作《老子》、《庄子》，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兵书《孙子兵法》，最早、最系统完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大乘佛教和禅宗最重要的经典《金刚经•心经•坛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游记《[[徐霞客游记]]》等等，每一部都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不可不知、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而对于篇幅较大、内容较多的作品，则会精选其中最值得阅读的篇章。使每一本都能保持适中的篇幅、适中的定价，让大众都能买得起、读得起。
（二）尤重导读的功能。导读包括对每一部经典的总体导读、对所选篇章的分篇（节）导读，以及对名段、金句的赏析与点评。导读除介绍相关作品的作者、主要内容等基本情况外，尤其强调取用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当代眼光，将这些经典放在全球范围内、结合当下社会生活，深入挖掘其内容与思想的普世价值，及对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启示与借鉴意义。通过这些富有新意的解读与赏析，真正拉近古代经典与当代社会和当下生活的距离。
（三）通俗易读的原则。简明的注释，直白的译文，加上深入浅出的导读与赏析，希望帮助更多的普通读者读懂经典，读懂古人的思想，并能引发更多的思考，获取更多的知识及更多的生活启示。
（四）方便实用的原则。关注当下、贴近现实的导读与赏析，相信有助于读者“古为今用”、自我提升；卷尾附录“名句索引”，更有助于读者检索、重温及随时引用。
（五）立体互动，无限延伸。配合图书的出版，开设专题网站，增加朗读功能，将图书进一步延展为[[有声读物]]，同时增强读者、作者、出版者之间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随性的交流互动，在使经典阅读更具立体感、时代感之余，亦能通过读编互动，推动经典阅读的深化与提升。
这些原则可以说都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并努力贯彻的，希望这一良苦用心最终亦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进而达到经典普及的目的。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慨然应允担任本套丛书的名誉主编，除表明先生对出版工作的一贯支持外，更显示出先生对倡导经典阅读、关心文化传承的一片至诚。在此，我们要向饶公表示由衷的敬佩及诚挚的感谢。
倡导经典阅读，普及经典文化，永远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期待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觉。
文摘编辑
《韩非子》导读①
说难终不羡韩非
西人当初只因听说“遥远的东方有个‘秦’”，于是就称之为Chine或China，不知道这王朝竟如此短祚——从尽并诸国到亡灭，只不过十五年（公元前二二一至前二〇七），但又如此幽灵不散——“祖龙魂死业犹在”、“百代多行秦政治”，君主世袭、专制独裁竟绵延了两千多载！
毛泽东这两句诗（《读封建论》，一九七三），描绘了中国政治历史核心，查究下去，就必然迎出了“祖龙”（“始皇”的同义词）以至历代专制政治的辩护士和总设计师“韩非子”。
一生可悲的韩非，死于他的知音人秦王嬴政狱中（前二三三）。十二年后中国统一于“地形利害”和“号令赏罚”都远超六国、因而最后成功的秦。秦王遂有“始皇”尊号。又十三年，始皇死（前二一〇）。再三年，秦亡汉兴。八十多年后，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韩非与老子、庄子、申不害合传，这样地记述：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一个“悲”字，真的贯串了韩非的人生！
非常聪慧、早熟、敏感的他，却生在高贵、堂皇而又复杂、虚伪的宫廷环境，听厌了美妙的言谈，看惯了丑恶的真相；不想逃遁于情欲，放逸于艺术，他关心政务，热切改良，却又生于世局大转型的前夕，处身君庸臣贼而又贴近虎狼之秦、国亡在即的弱乱之邦，却又不忍、不能如他人的暮楚朝秦，舍离祖国。先天与童年的原因，严重的语言障碍，他好学、能文，从业于大儒荀卿，交上了同学李斯，从性恶、隆礼之说一滑而下，变本加厉，对人性、仁政，全失信心，卒之转到任法、尊君的极端，以至残酷寡恩，害人害己！
早已有许多人慨叹：聪明饱学如他，竟想不到（或者不以为意）：李斯本是小吏，富贵权位所在，事秦事楚无别，所以英主可以羁縻；韩非是国之世族，休戚相关，血浓于水（即如屈原之于楚），所以雄猜之君，终不能信他可以为己所用。韩非轻身入秦，不免与李斯（以至姚贾）利害冲突，更以疏间，难怪宋代黄震《日钞》讥叹：“送死秦狱，愚莫与比！”韩非死后，李斯权位更固，继续辅佐秦王推行韩非理论。到秦皇一死，李斯又被所矫旨拥立的二世信更奸恶的赵高而害得全家惨死！
李斯、韩非，以至前此的商鞅、吴起等法家人物下场往往如此！不过，因为书写得动人，又从未掌握得位，所以多一点获得同情的，还是韩非。
中国第一个极权皇帝，欣赏他，自然也疑忌他；第一个全国的权相，畏忌他、害死他，但更贯彻、执行他的计策。汉以后历朝政治莫不阳儒阴法，于是韩非死了，而又还没有死。
两千年来无数评论者，斥骂他，惋惜他，嘲笑他，但是对他文章的清通、健锐，特别是推理和比喻的灵巧，都一致赞赏。论到历代散文的论说一类，他与孟轲是先秦诸子的两座巅峰。所不同的是他们相反的人性与民权信仰，相同的是他们所共历的时世趋向，“定于一”，和自任以天下之重、以思想救世的学术承担。
时世不断在变，也不断呈现种种病征，有理想的人总觉得要想法医治。理想高、抱负大，才能出众而又富有使命感与同情心的人，更自觉是义不容辞的大国手。先秦诸子之学，就是由此而起。
首开晚周私家讲学之风而为诸子之首的，是仲尼孔丘。墨翟、韩非，这两名儒家死敌，最初都学于他的再传弟子。据《论语•学而篇》，儒学精要是“志于道”（以探求人生真理为职志）、“据于德”（以天赋人性为根据）、“依于仁”（以道德良知为凭借）、“游于艺”（在各种学问汇成的文化江洋里涵泳自得），循此发展，以尊天爱人为旨归，以本心原性为基础，以孝亲敬长为起始，以勤学尚思为修养，以兴仁复礼为功效，以君子贤人为典范，至于内圣外王，就最崇高尊贵了。这就是两千多年来作为中国文化骨干的儒学大纲。历代因之尊他为大成至圣先师，而继承光大孔子之学的，是被称为“亚圣”的孟轲。孟子以“仁”为人心安宅，“义”为行事正途，有志之士，必当“居仁由义”，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系列圣人为典范，而弘扬道统。其后荀子，最称大师，教学既久，成就亦众。他虽反孟轲“性善”之说，但仍极尊孔子而讲“儒效”，劝“学”隆礼以成君子。所以，整个儒家体系就是：以仁心为基源，义理为原则，礼文为细目，交织拓扩，以显示人之所以为人的“心性”主宰，建立巩固“尚德”传统，而发扬“人文”精神，这便是理想社会的共同规范了。
社会要讲求荀子所谓“群居和一”，公德是必需的；东洋西海，心同理同，共识也是可能的。不过，“同”与“异”是矛盾而又并存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个别差异在自然、在人间，都是有目共睹，不容否认，无可抹杀。一笔抹杀，强异为同，只造成无限而无情的痛苦。世间许多坏事是自以为“好心”而做出来的，许多罪恶是自以为义、强人从己而发生的，许多误会是一厢情愿的所谓“忠恕”而招致的，许多劳累、烦恼、纷争以至罪过，是因为喜居人上而造成的。（以上理念，许多与后来传入的佛家所信有相同相通之处，所以被反对的儒者称为“二氏”。）所以，与儒家孔孟之道相异（不一定相反）而又相辅相补的，有老庄之徒，揭示一个形而上意义的“道”，其大无外，作为万事万物的总和；而物各有性，性各自足，都是得于自然的“德”；所以不必、也不可能以此例彼，或以彼代此。一切差异以至矛盾对立，都是无比伟大的“道”的一部分，永远共存而又不断互相流转。（后来那神奇的“太极图”就是这个道理的最佳象征。）所以任何人间的共同规范，都没有意义。作为万物之一，人不配也不应有为，以免自扰扰人、欺人自欺。只有清静无为，逍遥观赏，顺应自然，才是道理。他们把“道”讲得又多又动听，特别是春秋战国动乱了几百年，继之以统一者嬴秦苛暴之政，和跟着的楚汉之争，贤愚上下所有人都痛苦得不得了，到后来文景之世，把应时而兴、合乎众望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标举为“黄（帝）老（子）之道”，于是就被称为“道家”，居于司马谈所谓有得而无失的“六家”之首了。
另一派思想：从儒家反出来另立门户的墨家，厌病儒者烦扰奢费的礼乐丧葬种种仪文，他们对道家的玄虚之理也没兴趣，而只崇奉一个笼统的宗教意味的“天”，认为天的意志就是要人兼相爱、交相利，所以反对战争，他们相信鬼神，但又反对音乐、命运，主张节用、节葬，信仰的朴素和矛盾，基层大众并不充分明白，也并不计较，他们只是感动、信服和跟从教主式领袖墨翟与接任的历代“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行侠仗义，以及民间帮会私人武力的团结互助。风从既众，就与儒家并称“显学”。急公好义的墨者极重集体，与老庄道家同调的杨朱偏于个人，二者各趋一端而并斥于孟子。此外，除了不谈政治的阴阳家，又有不像上述儒道墨三家之讲究终极关怀，只是游走列邦，把握其间的利害矛盾，驰骋舌辩以劝导诸侯或和或战、或合或分，最终成就策士个人功名利禄的所谓“纵横家”，以苏秦张仪为冠冕人物。这就是韩非成长和活动时期，法家以外的诸子要略了。
儒道墨纵横诸派，法家人士都不喜欢，认为他们大害于国——或者，最重要的，是不利于最高统治者。特别是处战国末世、集法家大成的韩非子，对前述各家思想都了解，但都不满意，甚至看不起、反对、唾弃。儒家讲从自心发出的由亲及疏的“推爱”；墨家认为应该是“天志”之下，无有差等的“兼爱”。韩非提醒领导人：“爱”就不利于统治。儒家以“亲亲”“尊贤”为治国用人两大基准，韩非指出：这两者之间一定矛盾，而且，“亲亲”就偏私，所谓“贤”也可以虚诞；还有利之所在，什么“亲”“贤”都可以反戈攻击君主！韩非认为，只有自己归纳综合的那一套“凭势、用术、行法”，才是明主的唯一妙方！
前期法家之书，《管子》、《商君书》、《申子》等等，虽或伪托，或不传，但考核其中言论，与史书所记其人其事，则性格主张仍然可知，大抵都是从政务实，急功近利，不喜欢（也不擅长）抽象理念的探索和价值体系的建立——或者说：唯一价值，就在所效忠的国君当下的实际利益。什么人性陶冶、道德自觉等等，都嗤为迂阔，绝少关心，即有所谓教育，亦止于信赏必罚，训练操控，以作生产和战争的工具。到集大成的韩非子，更是如此。其思想渊源和学术演变之迹，示如下表：
今本《韩非子》，大体可信为其自撰，间中有问题者，亦多为后学之所缀补或者拟作。作为学术研究，“韩非本人思想”与“《韩非子》书所表现之法家思想”是两个有同有异的课题；作为本书导读，则重点在于后者。个别作品的考据问题，不能多费篇幅了。以下表列《韩非子》全书大要，继而精选条列最有代表性的言论，以见其主张：
本书
节选 原书篇目次第
作者与释题
各篇论旨
*
初见秦第一
与《战国策•秦策一》作“张仪语”者几全同，而文更清浅畅备，然所说皆仪死后事，韩非志存韩，而此篇劝攻韩，情理不合，故或疑他人之作。
劝秦用法，使谋臣尽忠，以兵强地利破六国合纵而霸天下。
存韩第二
后半为李斯之文。
前半韩非求秦存韩，后为李斯上秦王驳韩非，及李斯上韩王劝依秦王书。
难言第三
或疑早期之文，或疑囚秦之作。
论进言之难。
爱臣第四
或疑早期之作。
明君必防臣，不可爱之太亲。
*
主道第五
押韵，多黄老思想，或后期之作。
明主执虚静、用权术、明赏罚的政治。
*
有度第六
多近《管子•明法》，疑是其他法家所作。
能行法度则国治。
*
二柄第七
多“刑”“德”对举，以代“赏”“罚”，疑非韩子自作。
明君以“杀戮”“庆赏”为二柄以导制其臣。
*
扬权第八
情况同《主道》。
扬举君权之道。或谓“权”当作“榷”，“扬榷”即“显扬而扼要论述”之意。
*
八奸第九
盛年之作。
权臣欺国误国之八术：同床、在旁、父兄、养殃、民萌、流行、威强、八方，明主防之。
*
十过第十
文甚繁芜，似近杂家者之作。
君臣危国亡身之十种过失，各举史例。
*
孤愤第十一
韩非自著。
智术能法之士，与当道营私之人，势不两立，因人主昏昧而孤独、悲愤。
*
说难第十二
韩非之作。
进说君主之各种困难，总在如何了解、打动对方心理。
和氏第十三
韩非之作。
玉师和氏，献真玉而受诬遭刖，法术之士，危祸亦如之。
*
奸劫弑臣第十四
早年之作。
奸邪、劫势、弑主之臣种种欺君之术。
亡征第十五
后期入秦前之作。
人主之国衰亡祸乱之征兆。
三守第十六
离儒入法之作。
人主待臣有三原则，守之则国安身荣，失之则三劫至。
*
备内第十七
韩非之作。
妻近子亲，犹不可信，人主信人则制于人而患祸至。
*
南面第十八
韩非之作。
人主以明法、责实、变古而治国。
饰邪第十九
颇有来自《吕氏春秋》文字，或是入秦后之作。
治国在明法，不在卜筮鬼神。
*
解老第二十
选解《老子》要语。或疑他人之作。
*
喻老第二十一
以史事传说喻示《老子》之意。同《解老》，而作者又异。
*
说林上第二十二
广举史事名言为例，其多如林，明世道人情真相。早期搜材抒论之作。
*
说林下第二十三
同上。
*
观行第二十四
篇幅特小，尊儒近道，殆是韩非早年尚在荀门之作。
明主以道观己之过，以法术观人之限。
安危第二十五
明主求安去危之术。
守道第二十六
明主守法术之道。
用人第二十七
明主以赏罚法术用人。
*
功名第二十八
明主以天时、人心、技能、势位而立功成名。
大体第二十九
致治立功成名之总原理。
*
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
韩非自撰。左上下及右下三篇颇多错乱，或晚岁入秦事变甚急，未遑整理。简册重多，故分为内外左右上下数篇。储集多量人间故事，以见世道人情，而备人君内外政治之参考。每篇若干主题，皆先作凝练之“经”，以陈述要理，挈领提纲；继释之以“说”，搜采历史故事，或更以“一曰”“或曰”方式，广纳异闻杂记，以补充发挥。“经”“说”既可分别单行，更宜合观一见其一贯呼应，阐明法家思想。
明主御众所用之术有七，所观察臣下微妙之情有六。
*
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
*
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
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
*
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
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
*
难一第三十六
韩非晚年之作。二十八则短评，各皆先陈历史故事，继以质问疑难。其中多评管仲、孔子，可见其早期肯定二人，而后来转为苛评之态度之变。间中与《吕氏春秋》所采故事相同，而观点相反，以篇幅总量庞大，故析为四篇。
采辑古人行事言论，质疑其利害之理，以明法治。
*
难二第三十七
*
难三第三十八
难四第三十九
*
难势第四十
有关慎到言“势”之评论集。韩非作。思想已离荀子。
先述慎到权势治国之论，继引质询疑难者，终抒己见。
问辩第四十一
韩非作。
明主贵法令，贱辞辩。
*
问田第四十二
篇题似后人所加，后段亦与无关，或其徒补编。
以田鸠答问之语论法治。
*
定法第四十三
韩非之作。
申不害言明主御下之“术”，商鞅论政府治民之“法”，比较二者得失与未尽善处而抒己见。
*
说疑第四十四
用典甚密，且多冷僻，或疑非尽韩作。
明主提防奸人言论行动。
*
诡使第四十五
韩非之作。
名实乖违，赏罚失当，是败政之因。
*
六反第四十六
韩非之作。
奸伪与耕战之民各六种，而赏罚与毁誉失当，国所以乱。
八说第四十七
韩非之作。
八种世俗匹夫之私誉，实人主之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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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经第四十八
韩非之作。稍有窜乱，八节之题亦有异说。
治国八大原则：因情、主道、起乱、立道、周密（？）参言、听法、类柄、主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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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蠹第四十九
韩非之作。
儒者、纵横策士、墨家任侠、逃兵役、务商贾者，为国之五蠹，明主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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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学第五十
韩非之作。
力斥儒墨之家崇古，非愚即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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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第五十一
作者问题有疑。
教忠孝不能治国，唯有赏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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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第五十二
或疑后学集韩之作。
人主必当绝对权威。
饰令第五十三
录自《商君书•靳令》稍有删节，无六虱与仁义一段。
论整饬法令之要。
心度第五十四
作者问题有疑。
以赏罚之法，度臣民之心。
制分第五十五
作者问题有疑。
制赏罚，分功罪，以治国家。
一、人性恶而不可信靠：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况无父子之泽者乎？”（《六反》）
“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外储说左上》）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备内》）
二、物质经济决定治乱：
“古者……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五蠹》）
三、务时用不法古：
“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
“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显学》）
“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显学》）
四、反儒墨：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五蠹]]》）
“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庭，而政不免于乱。”（《五蠹》）
“不能具羹食而劝饿人饭。”（《八说》）
五、法重于德：
“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显学]]》）
“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乐偷而后穷。”（《六反》）
“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五蠹》）
六、愚民：
“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婴儿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民皆知兵而不敢私斗也），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显学》）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五蠹》）
七、明君统治之道：
韩非不言“仁君”而说“明主”，其统治之道是：
凭势——劝位自固
用术——形名参同
行法——信赏必罚
慎到言尚势，以为贤智未足服众，而势位可以屈贤，所以身不肖而威令行，就靠得助于众。韩非广其说，认为圣哲之君，百世无一；凭势任法，则中材之君，亦可致治。所以，势位是人主的筋力爪牙，不可去之。（见《难势》、《人主》、《功名》诸篇。）
韩非以为：“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所以明主秉要执本，以暗见疵，形名参同，听言而求其当，任身而责其功，所谓“因任授官，循名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就是人主所操的“术”了。
综核名实，继之以信赏必罚，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此所谓法。
“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见《定法》）
总之，韩非以至他作为集大成代表的先秦法家，所秉持者绝非现代普遍价值的法治精神。人性自私，所以要制衡权力，要民主法治，以达社群之大公，这是现代共识；人性自私，所以要压制、利用所有其他人的自私，以成就专制独裁者最大的自私，这是先秦法家——例如讲得最通透的韩非子！
现代讲出“奉法而治”（rule of law），法律的制定是开诚布公，法律的实施是人人平等，终极关怀在于全民；韩非他们则是“以法为治”，（rule by law），人人屈于“为君主而制、而君主独非所制”的法律之下。一切利益最后归于君主。君主以法律禁制臣民：“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说疑》），从行动，到言论，到思想，都在所统制！如果君主是人，则一切他人都只是工具，是牛马！“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其除之！”（《外储说右上》）连沉默退隐也不容许！所以，焚书之酷、坑儒之惨，都绝非偶然突发！
《汉书•酷吏传》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法令，并不是价值根本，汉代扬雄《法言》：“申韩之术，不仁至矣！何牛羊之用人也！”法家待人民，像对畜生一样。这是古代的评论，现代章炳麟《国故论衡•原道下》：“今无慈惠廉爱，则民为虎狼也；无文学，则士为牛马也”；“国虽治，政虽理，其民不人”；“有见于国，无见于人；有见于群，无见于孑”——“孑”（音“揭”，不是“子”）就是一个个单独的甚至是孤弱的，然而是有个性、有尊严、有人权的老百姓；过分地强调集体，必定也过分地压缩个人；只知道拥护必然腐败的绝对君权，更必然不把领袖以外的人当人看待！
韩非既深悉人性之恶，则君主亦人，其恶又何以不必防治，而又纵之任之，以肆统治之权，得大恶大私之利？若说秦之暴虐与速亡是二世、李斯等私心扭曲，不如说是本质趋势如此。“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老子》早有明训！
第一，西方自基督教普遍流行，原罪观念深入人心，君相王侯，同在神前忏悔求赦，朝野上下对权力中毒之防治，早成共识。中国文化主流，以仁心善性为宗，韩非承荀子而变本加厉，强调性恶，怀疑仁爱，但又轻视礼教，只言赏罚，于是历代多评其偏激，又或阴用其言，而阳弃其说。
第二，自罗马帝国崩解，民族国家林立，以分裂独立为常态，元首不过位同诸侯，权威有限。中国自秦汉之后，以大一统为正常，国家机器庞大，君主被拟为圣为神，世袭专制独裁，法家更易助纣为虐。
第三，自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归信，基督教会地位崇高，国君登基，教皇加冕，宗教改革之后，政教分离，但朝野共同信仰，成为制衡政府之公民权利。中国自西周以人文精神代替殷商尚鬼多祀，此后亦并无可与政权抗衡之教会，反之，教主亦受君王册立，封赠尊号，而接受管制，神权反被政权利用。由此观之，法家韩非之流，逢迎君恶的阻力，比较马基雅维利为小。
论政者要打动人心，从政者要获得权位，在今日民主之世，靠的是公开论辩，吸引选民；在专制君主当朝，就要以文辞打动帝心。陆机《文赋》：“说炜晔而谲诳”，就如现代有人所谓“政治是高明的骗术”。《[[文心雕龙•论说篇]]》所云：
战国争雄，辩士云涌；纵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佩六国相印的苏秦，封五个富邑的张仪，就是当时最多人艳羡的、成功的“纵横”之士。“飞辩以驰术，餍禄而馀荣”（《文心雕龙•诸子篇》），韩非学勤思敏，不屑比于苏、张，但同样要寄望“人主”，可惜严重“口吃”，补偿的是“善于著书”——他文字上的长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清晰周密、脉络分明，极合推理原则；二是例证丰富、生动，比喻灵巧、贴切，结合造成胡应麟《笔丛》所谓“抉摘隐微，烨如悬镜”的动人效果。特别是《文心雕龙•诸子篇》所称的“韩非著博喻之富”，书中《储说》内（上下）、外（左上、下，右上、下）六篇，即是“寓言”，二百多则，其他《说林》上下、《喻老》、《十过》等篇，亦多以故事为例，后世许多成语、谚谈、典故出于此，活跃在民众口头和文士笔下。最著者如：“守株待兔”、“自相矛盾”、“佩弦佩韦”、“[[滥竽充数]]”、“[[病入膏肓]]”、“鸣必惊人”、“三人成虎”、“郢书燕说”、“买椟还珠”、“讳疾忌医”……以至“和氏璧”、“曾子杀彘”、“郑人买履”、“[[不死之药]]”、“[[批其逆鳞]]”、“[[狗猛酒酸]]”等等，在文学艺术、语言技巧方面，韩非之书，就可说是少有病毒而营养甚多了！
修辞主要是动人以情，推论所重是服人以理，所以“入道见志、成一家言”的诸子，都有逻辑。“逻辑”这个外来语的普及程度，或者超过了“名学”、“论理”、“理则”等等较富中文本色的同义词——因为似乎在西方一向较为发达——不过，概念与判断的建立，推理的开展，既是普世人心所同，以雄文代利口的韩非，书中富有逻辑范例，也是应有之义了。
韩非痛批儒墨的经典妙喻：“矛盾”（《[[难一]]》、《难势》），正是逻辑基本要律之一。以矛盾律为基础的犀利武器：“二难论法”，再加上“假言推理”（如《[[解老]]》论证《老子》所谓“祸福倚伏”），“归纳推理”（多见于内外《储说》六篇），都广见书中。至于《二柄》、《八奸》、《十过》、《三守》、《七术》、《[[六微]]》、《六反》、《八说》、《八经》、《五蠹》等等篇章名目，更足见韩非辩（辨）类划分的兴趣，最后都以对于人主有益有用与否，为“二分”的基准。
“以霸王之业教君”既然是他著书立说的终极关怀，在立竿见影的功利现实之外的抽象思维，名理玩索，韩非自然不屑一顾，甚至大加掊击。荀况承孔子而务“正名”，但已批评惠施等“甚察而不惠”（《非十二子》，精细过甚，没有实益），“蔽于辞而不知实”（《解蔽》，沉溺在词语文字，背离现实常识），到弟子韩非，眼中更只有君王势位权力，认为“辩生于上之不明”（《问辩》），“坚白（公孙龙）无厚”的名家之辨，不容于宪令之法；什么“白马非马”，带马过关也非赋税不可（《外储说左上》）！战国三晋，正如晚清，时人救亡图存的危机感特别迫切，可以理解；不过，在希腊以至近代欧洲，何尝不城邦林立，兴灭无常？对抽象名理之学何以兴趣远过？真值得更作思考。
老子主张“虚其心”、“弱其志”、“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法家尤其是韩非，更讨厌人民多说乱动，不依君主指定的路数来用力用心，难怪“祖龙”一读其书，恨未同游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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