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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艺术的文化内涵，其核心是要感受具体而有生命力的“实践”。[[徐悲鸿]]与[[蒋兆和]]皆力倡人生的人物画创作观。徐先生“吾人努力之目的，第一以人为主体”，“要以人的活动为艺术中心”，他身体力行先后创作了《[[愚公移山]]》和《[[九方皋]]》等不朽之作。蒋兆和“唯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无超人异兴之思想，无悠闲风雅之情趣”，而专注于描写“人之不幸者，灾黎遍野，亡命流离，老弱无依，贫病交集，嗷嗷待哺的大众”，愿意用画笔“竭诚来烹一碗苦茶，敬献于

大众之前”，他以巨著《[[流民图]]》展示了现代水墨人物画强烈的人文精神和现实主义艺术的震撼力。

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物画家们就开始了深入独立的社会文化思考，而不再做主流意识形态的解说或注释者。大批的文学家和导演们都被容许将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人物搬进作品。而许多画家也以不加修饰的笔墨描绘那些衣食无虑而精神匮乏的城市人群的无所适从和百无聊赖，以十分直白的形式充斥在画家的笔下。但是王世明的则是另一种生命的状态，那就是在城市人眼中显得陌生的外来者，那些为生存而背井离乡的个体生命。

不论是《[[古今人物之棒棒人生]]》中的民工，还是农村生活中的老者，王世明对他们都怀有别样的理解和同情。正因为如此，当人们在王世明的“棒棒”作品中出现的收租院人物形象的时候，同时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相关联引发的思考并给我们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观者可以认为是画家表现的人物今昔命运的对比，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劳动者的同情，或是对历史与现实的纠结而使我们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