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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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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box person
| 姓名 = 王元化
| 外文名 = Yuan Hua Wang
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成员、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等职。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上海学术界也进行了相应的批判活动。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上海的王元化、贾植芳和彭柏山等人受到株连。至1981年平反昭雪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和上海分会会员。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筹备组）领导小组成员，上海文联党组成员，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兼职教授。生前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顾问。2001年，法国的大师级哲学家德里达来中国讲学时，王元化作为大师级学者，受邀与德里达进行了精彩的哲学对话。2004年12月14日上海美术馆展出了王元化的51幅书法作品。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王元化在瑞金医院去世，享年88岁。钱钟书与王元化两位学界泰斗素有“北钱南王”的称号。
== 往事略集 ==
王元化于1920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家庭。一岁时母亲带着他来到父亲任职的清华大学团聚。童年都在清华南院度过，住在南院12号。1920年代清华国学四导师除梁启超外均居此处，其中1号为赵元任，2号为陈寅恪，17号为王国维。1997年，王元化曾应央视《读书时间》节目邀请，重返清华园。在此前，其“清华情结”已经颇为彰显，他在上海的书房名就是“清园”，著作多以“清园”为题，从1993年第一次以《清园夜读》为题的文集，到2007年《清园谈戏录》，延续十数年之久。 清华园所倡导并为诸多学人先辈所躬行实践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深为王元化推崇，他对清华建校时从美国引进的政治与学术分开的教育原则也十分肯定，并认为在当代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我们太重功利，不承认学术的独立
地位，必须使它依随学术以外的目的。后来更强调政治统帅一切，把立场和态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胡晓明说，王晚年经常回忆儿时在清华园度过的美好时光，“可能年龄越大，旧时的记忆越清晰”，这与一般学者只能通过经典文献感悟大师不同，他是能够直接触摸到的，就是那个每天在他放学回家路上经常看到的——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在南园散步的王国维，清华园对他的影响已经浸入血肉，在积淀数年后，独特的治学精神和气质更为凸显。
1997年，王元化参加杭州大学百年校庆，他被介绍为“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而非“思想史的学者”，他由此感叹“与过去相比，今日大学已成官场，大学不再以学者为荣，举行校庆时，竞以官阶相炫”。此时，他拿来与过去相比的参照是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梅主政时自比唱王帽的老生，在戏台上名为皇帝，实为配角。他称赞梅虽自然科学出身，却中西文理兼通，治校自然有大学之谓大师之相。
他的1990年代日记及诸多文章中，多有提及清华，1999年，为了发表一篇有关反思五四的文章，他向报社一位负责人据理力争时，又提到了立在清华大学校门内的那块碑铭，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99年1月接受学者李辉采访时，王元化谈及基督教家庭对其影响时说：“如果基督教对我有什么影响，那恐怕就是《新约》中的基督教精神吧。直到今天，西方十九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爱的读物。解放后，我没有在文章中谈到过苏联的作家和作品，因为引不起我的兴趣。”
他与夫人张可皆为莎剧研究专家。黑格尔的《小逻辑》，他精读过四遍，莎翁与黑格尔的经典名著，使1955年王氏在受胡风案牵连被隔离审查后得以度过痛苦的精神危机。
张可出身于苏州书香世家，毕业于暨南大学外文系。1948年，王、张二人的婚礼在上海以基督教仪式举行，1986年与2006年，王元化先后在同一个地方——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为母亲、妻子送别。 王元化出生即受洗，成长于基督教及中国士大夫传统教育的家族氛围之中，其人格、学术、思想难免受其影响。
1953年，王元化赴京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首次见到毛泽东，在记述心怀时，他提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许多人都怀着虔诚膜拜的神情拥过去，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情绪，只有我在原地站着，内心不免有些惶恐。这大概就跟基督教精神的影响有点关系，因为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
其实这种人性平等的观念反映在他的很多行为中，不是为了做秀，而是服从自己的内心。1990年，他作为国务院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赴京参加会议，即将结束时的某天，突然有工作人员通知他们等候赴人民大会堂，但不告知原因，王元化预料是受领导接见拍照，当即提出自己患有腰疾，不能随行，还得到许多人以请假做为响应。
==主要作品 ==
1994年6月，李泽厚发表了一篇《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8月王元化主编的《学术集林》就公开表示不同意“将学术界一些人开始出现探讨学术的空气说成学术出台思想淡化”，后来他谈到学术与思想的关系，“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
《学术集林》持续到1998年11月，前后共十五卷，王元化对每一卷都写了卷后记，可以发现诸多他记述反思的思考路径、读书心得、对学术思想界重大问题的观点等。余英时批评郭沫若的文章就是在《学术集林》发表的。
1990年代是公众熟知的王元化反思年代，为此曾著《九十年代反思录》，称其为他奉献给读者最成熟的反思成果，这段反思尤以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最有突破，王元化对所谓知识分子阵营保守、自由、激进三派划分的否定，重新反思卢梭的国家学说等，可以说这段时期正与其思想史的反思同步。 主持《学术集林》并不是为了把持一个学术山头，在《九十年代日记》里，王曾对钱文忠戏言，“现在学术界有拉帮结派之风，我不参加互助组，也不参加合作社，准备单干到底。”
==人际交往 == 北钱南王
“北钱南王”与“北李南王”这两种称谓，大约在1990年代后期流传于学界及传媒，意指彼时学术版图中的地标性人物。前者具指“北有钱钟书，南有王元化”，其学术坐标为中国古代文论——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钱钟书《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等同获中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荣誉奖（最高奖）；后者中的“李”指已经故去的李慎之先生，概指二人的晚年反思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皆为泰斗级人物。
1981年，钱钟书、王元化与王力、王瑶、朱东润、吕叔湘等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王元化时年61岁，比钱小整整10岁，是其中最年轻者，后来又连任一届。图书获奖后，钱对王说，“我可不承认我的书是比较文学，你呢？”
经钱介绍，王元化还在1980年代初结识了马悦然。王在《1991年的回忆》中记载，“当
时钱先生曾向我说，我不会把不相干的人介绍给你，这个人是不错的。当时马悦然还不是瑞典皇家文学院的院士。他当选为院士（同时也就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以后，不知为了什么，钱钟书和他的交往逐渐疏远，以至断绝。有一次我听到钱钟书批评他说：他的董仲舒也搞不下去了。”
1991年，他们偶然在香港相遇，马悦然携带了录音机请王向他介绍大陆文学界现状。王元化在文章中对后来马于大陆遭受的责难表示不平，比如1986年的上海金山国际汉学会议上，马悦然向与会者解释，中国作家之所以从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重要原因是汉语作品的翻译质量会影响评委的理解，结果被当众指责：“诺贝尔奖究竟是文学奖还是翻译奖？”
知情者透露，最初的误会来自李慎之于外界所闻对王元化“官方学者”身份的不认可，对此前者在参加1994年于山东曲阜举行的“文学与儒学”研讨会上，还曾专门向胡晓明问及，胡做了澄清，回沪后向王元化做了沟通，“消除了误解”。此后二人还相互赠书。
但1990年代对于五四及激进主义的反思，李慎之与王元化存在不同观点。2001年1月6日、13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连载发表了王元化的《1991年的回忆》，全文两万余字，其中提到，“主持朱学勤（时为复旦大学历史系金重远先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答辩（指朱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这件事，是导致我在九十年代进行反思的重要诱因。他的论文引发了我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考。这一思考延续到本世纪末，直至1999年我才以通信形式写了长篇论文《与友人谈契约论书》，作为自己对这一问题探讨的思想
小结。但是完全出我意料的是，就在我进行反思不久，朱学勤却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反思的文章。（事实上，早在1995年6月5日的日记中，王元化即提到“最近慎之在一篇文章中说，目前不宜对五四激进主义进行批评云云”，后来的日记中他又对自己被莫名归入“传统派”不满，因为王素来厌恶学界拉帮结派风气。）他认为九十年代的反思是对八十年代启蒙的倒退，其标志就在于反对激进主义。”文章说，几年后朱的观点起了变化，“在一篇文字中，声称他和李慎之是不赞成激进主义的。不过，他没有提到他过去对这问题的态度，也没有提到在他们之前已有人反对过激进主义。”
1月14日，朱学勤通过网络发表了近万言的回应文章《敬答元化先生书》，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一方面为师生之谊破裂深感痛心，另一方面为王、李二人的分歧公开化感到遗憾：“先生在网上发表的这篇长文，几乎是在向世人公布您和慎之划清界限！”
王于朱有知遇之恩，因为后者的论文当时被批为“资产阶级右翼保守史观”，王在此关头出任其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方得通过。而恰是该论文引起了王元化“剧烈的思想碰撞”，通过思考阅读，促使他“对卢梭的国家学说、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去寻找极左思潮的根源，纠正了原来对于激进主义思潮的看法。”
朱回应说，十年来，他并未放弃反对激进主义，只是在同时也需反对犬儒主义，“因为第一种反思，是在反思激进主义中坚持对现实的批判，而且因为有反思，这种批判才能掘进深化；第二种反思则不然，是在反思中往后退，放弃对现实的批判，可能导致犬儒主义。”而后者导致王元化误解。 朱文发表后，王元化未予公开回应。
1997年4月15日，王元化看到《报刊文摘》转载的李慎之回忆《胡乔木与钱锺书之间一段鲜为人知的文字佳话》的文章，在当日日记中称，“慎之有此文此论，殊觉意外。”文中说“乔公与钱先生两位大家历来以改人文章点铁成金著称”，王元化对钱表示认可，对“胡公”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胡的笔墨生涯不是与学术连在一起，而是与政治连在一起。他一度宣称他批异化论和人道主义的文章可以讨论，但不同意见却始终无法发表，只能在港刊上找出路。
2003年4月，李慎之在北京去世，王元化发唁电：“我和慎之虽然相识较晚，但从朋友那里听到他的为人和过去的遭遇，我对他是深感同情和尊重的。虽然我们在一些观点上（如对传统文化和“五四”运动）存在着分歧，但在总的方向和追求自由民主的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两年来，我读过他发表的一些文章，曾与几位朋友谈过，我感到我们的观点渐渐趋向一致。我怀着期待，希望在更多问题上我们能够增进更深的了解。如今，噩耗传来，使我不禁感到茫然若失。我的年龄比他大，没有想到他竟会先我而去，我没有在他生前把我的一些想法向他倾吐，这是我深深引为遗憾的。关于我与慎之的关系，外界流传着一些不确切的说法，今天趁我对他的逝世表示哀痛的时候，我愿向朋友们作一内心告白。”
==文学生涯 ==
王元化早年深受进步文学家，尤其是鲁迅的影响，三十年代就开始了文学生涯。起先从事创作，大部份作品收入小说散文集《脚踪》中。後转向以写作评论文章为主。1939年发表了《鲁迅与尼采》。1941年写了《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遭到反动势力的围攻，在“孤岛”文艺界引发了一场论战
。这一时期的论文结集为《文艺漫谈》(1945)等。解放後，於五十年代初，写了一系列短评，提倡文艺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理想，反对形式主义和假大空的浮夸作风。又对一些所喜爱的外国作家如果戈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等作了深入的评介，并批驳了当时否定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论调，1952年出版论文集，题名《向着真实》，作为从1939到1954这一历史阶段所写论文的选集。此书於1982年重版时，作者在後记中坦诚地剖析了自己：“我不愿掩饰自己的幼稚和偏颇。早期我也走过弯路。一九三七年，我开始文艺理论习作，我只有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却不能识别教条主义的危害。”“四十年代开始，我企图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按照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去探讨文艺现象。尽管在写作过程中领受了不少甘苦，但我的进展不大。从五十年代初期所写的一些文章中，明眼的读者还可以看到，……我还未能摆脱当时左的思潮的浸染。它在我身上的主要表现就是一种偏激情绪。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往往只求气胜，而不以理胜。”
1955年以后，王元化在长期困厄的境遇中，潜心书海，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西方哲学著作，做了大量笔记。还撰写了长篇论文《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此稿於“文革”中被毁。他同妻子张可一起翻译了国外莎士比亚评论达50万言，後编成《莎士比亚研究》出版。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又致力於《文心雕龙》的研究，《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初稿就在此时写成，为郭绍虞所推重。
“文革”以后，王元化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中仍笔耕不懈，发表了很多论文。；从1979到1990十年内初版和重版的著译有：《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年初版，1983年增补版)，《向着真实》(1982年重版）、《文学风格论》(译文集，1983年)、《王元化文学评论选》(1983年)，《文学沉思录》(1983年)、《传统与反传统》(1990年)、《思辨短简》（1990年)。其中《文学沉思录》一书收入了他在1979到1982年所写的大部份文字，他旗帜鲜明地抨击文艺理论中以引证代替论证的反科学倾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哲学的高度，对若干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究，提出了富有独创性的见解，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如：把认识分为感性、知性、理性，明确指出知性的局限性，解释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真体”即从知性到理性的飞跃(《论知性的分析方法》)。又把黑格尔《小逻辑》中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三范畴的理论应用於文学，从而深化了对形象思维(艺术思维)的认识。(《关于文艺理论的若干问题》)。以为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应区分两种不同的表象：以思想形式出现的表象(科学的)和以感觉形式出现的表象(艺术的)，科学家从个别中抽象出一般，艺术家则是通过个别去体现一般。在艺术思维中，由个别到一般和由一般到个别这两个认识过程不是并列的，而是互相联结互相渗透的(《形象思维杂记集录》)。这些论文与他的《文心雕龙》研究有着密切联系，许多创见写入了《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中。
==学术领域 ==
《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是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国文艺理论学界和古典文学研究界影响最大的重要著作之一。这部专著既对《文心雕龙》全书的理论体系作了严肃精湛的思辨分析，同时又第一次将这部古典名著所包含的思想和观念，上升到与西方文艺理论交流对话的层面。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由三篇专论组成，提出刘勰前后期思想有较大变化，汉晋学术思想系统中刘勰的原道观以儒家思想为骨干，以及刘勰"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等观点，尤其是关于刘勰身世的重新考辨，推翻成说，具突破意义，后为学界大多数研究者认同。下篇研讨《文心》创作论内容,作者揭示并阐发的一些古代文论术语，既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具有明晰的思辨色采，曾引起长久广泛的讨论。
作者对《文相关书籍相关书籍 心雕龙》一书的极富创意的研究方法，第一是古今结合的研究视角。作者强调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的原则，站在文艺理论家，而不是古代文论注释者的立场，从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高度着眼，以今衡古，古今互为体用，使古代明而未融的理论光采，得以现代意义上的阐扬。第二是中外比较的研究方法。作者对《文心》中重点的名论，皆以西学理论为参照系，细加审析，一方面凸显出中国文论的精彩创见，另一方面也在本土资源与外来观念之间，创造出一种沟通对话的可能性。这实际上遥承世纪初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等著作所开创的"外来观念与本土材料相互释证"的传统。北京大学王瑶教授主持的一项国家七五研究计划、旨在呈显本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其中人物的排列，正是以王国维始，以王元化终。这一计划，恰可表现王元化学术创新的意义所在。
九十年代王元化对中国文艺思想的研究仍有发展，其代表作是关于《京剧与传统文化答问》(收入《清园近思录》，中国社科，1998)。这篇作品从美学角度对中西方戏剧、西方美学传统进行比较，作者从文化和美学上提出的一些观点，既在艺术经验上有深透的说解，又在文化和理论上有广泛的意义。
《文心雕龙创作》一书，曾获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荣誉奖。新一版易名为《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1992)。作者又增添四篇新论。
王元化从被隔离时期开始潜心研读黑格尔。认识论方面，如知性、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美学方面，如思想与情感融合的"情志"命题、风格问题、艺术表现的主体性与客观性问题等，都有独到的阐发与建树，在当代中国的黑格尔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尤为可贵的是，他九十年代后从反思黑格尔到反思思想史、反思对逻辑的人为权力和对规律性的迷信，更是当代中国黑格尔研究中独树一帜的。
==文化研究 ==
早在"万马齐喑"的年代，王元化就潜心治思想史，撰写《龚自珍思想笔谈》、《莎剧解读》《莎剧解读》 《韩非论稿》等长篇史论，以犀利的分析和透辟的史识见长。90年代后他更为关注文艺学、哲学背后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传统，这就是《传统与反传统》（1990）、《清园夜读》（1993）、《清园近思录》（1998）等一系列论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书后》、《无梦楼随笔序》等文，是反思现代思想的最早文章，作者十分敏锐地抉发知识人思想与命运的痛苦根源，引发了当代思想界的反思活动。《谈社约论三书》是晚年长期沉潜读书思考、系统探究问题的典范之作，所思考的问题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命题：卢梭的"契约论"及其实践意义。作者指出"卢梭的公意正如黑格尔的总念的普遍性一样，是用普遍性将特殊性与个性体统摄于自身之内，从而消融了特殊性和个性的存在。"此文在当代学界重新疏理民主化理念的讨论中，有很大影响。《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是重新发现思想史遗产的名篇。作者不仅对现代思想史补缺纠偏，而且直追现代思想传统中的大症结即意图伦理、功利主义等。《关于近年代反思答问》和《王元化对五四的思考》、《清园近思录后记》等，则是将他关于中西文化比较，关于现代思想人物、关于哲学与学术等思考，一齐融注于一个焦点，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识形态化心启蒙心态。作者认为五四有四种流行观念，即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对后来的思想建设有不良影响。五四值得大力表彰的思想遗产是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作者的这一思考是长期观察反思的一个结晶。以上各篇被海外学者译成英、日两种文字。近来日本学者以冈村繁为首，准备在日本翻译出版《王元化文集》（约一百余万字，日本汲古阁出版社）。
除上述几个领域之外，王元化在翻译上亦有作品如《文学风格论》(1982)、《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1996，与父亲王维舟合译)，《莎剧解读》(1998，与夫人张可合译)，在海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曾多次应邀赴日本、美国、瑞典、芬兰、墨西哥等国访问讲学、参加会议，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也曾多次在上海图书馆等邀请海外学者作学术报告，举办座谈会；在国内多次主持、举办学术会议；组织大型学术研究项目《古文字诂林》和主编《学术集林》丛刊等，是当代学术交流和学术活动的重要媒介人物和组织人物。
==京剧理解 ==
==教育思想 ==
王元化曾深刻指出，1952年院系调整是教育界的一次大折腾，“当时砍掉了许多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大学，使所有大学向专业化发展。在一些综合性大学内，不少院系，撤消的撤消，合并的合并，以致使一些好传统好学风丧失殆尽，至今无法恢复。……我引为深忧的是目前教育体制又要大动了。这次相反，是朝合并的方向发展。我担心这样是不是会消灭某门课程在不同学校所体现的不同特点与风格？……这样大动干戈，会不会给教育界造成第二次大折腾？”王先生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前后两次的政治安排，使中国大学经受了两次耻辱，我们现在远不是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的时候，当务之急是重建大学精神。
王元化连续两届出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评议组成员，1990年先生出席第二届学科评议会议，感觉每况愈下。不仅参加成员在学识上相差甚远，作风也非常不正派。种种说情请托徇私现象发生，结果博士生导师人选劣进优退，品学优异者往往落选，不学无术者滥竽充数。我们还没有形成健全的学术生态圈，学术共同体还有待建立，包容学术激励机制、学术约束机制的学术竞争机制还无从谈起。关键是依自不依它的学术理念远未成为学者的共识，学术根本没有摆脱对政治、经济的依附，思想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文心雕龙创作论》 闪电还没有照耀这片大地，中国的学者没有解放成为人。一句话，中国需要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
中国五十年来的教育制度培养了畸形的“专业研究人员”，这些人员古今不贯通、中西不搭界，更不要说文理会通了。王元化先生其实在1949年特别是1957年以后，开始进行学术积累的。先生经过异常艰难的探求才取得杰出的学术成就的，当代学术研究者视野之狭窄，先生是有很深的感触的。思想家的视野总是较常人宽广的，先生认为造成这一怪状的是教育制度，并把眼光投向了1952年的院系调整。
2001年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王元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像现在这样，许多人知道古代的不知道现代的，知道中国的不知道海外的，知道文学的，对历史、哲学也都不清楚，研究不仅狭窄，而且很难发展。这种情况的形成与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有很大的关系。当时遵循苏联的大学制度，完全向专业化发展。……我常讲，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做分工的奴隶。分工必须在整体、综合、广泛的基础上进行。畸形发展，牛角尖越钻越细，其实是不应该有的。”全能主义政治制度中，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育范式是三位一体的，懂得古代的人越来越少了。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三科中，绝大多数研究者挤在现代文学史、现代史、现代哲学史的小路上。还有历史文化资源流失的问题，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流失并不是从五四开始的，也不是由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正是“鄙弃既往、迷信将来”（张奚若先生语）的斗争哲学，妄图使我们丧失中国文化的血脉，它成功的使中国学人失去了中国文化的身份证。我们可以观察苏联，斯大林推行野蛮的文化专制主义，但斯大林并没有消灭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一直是俄罗斯文化的伟大先驱，俄罗斯文化是不存在断裂的。
1996年，王元化先生先后在南京大学、上海师大、杭州大学、华东师大、上海戏剧学院、郑州三联越秀讲坛，作了有关五四方面的演讲，题目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再评价。
第一，他认为，不应因袭过去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因为这两个概念不能完整地规范五四文化的整体，它具有更深远更广阔的内容。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从这个方面去衡量五四时代的学人，过去惯用的文白界限和新旧界限就很不适用了。
第二，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用德、赛二先生来概括五四文化思潮。但是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与科学还值得探讨。当时对这两个概念并没有比较深入地认识，理解得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甚至至今还需补课。就以民主来说，关于民主学说的渊流，它在近代西方所形成的不同流派，我国从近代开始接受外来民主学说的历程及其存在的问题等，我们都缺乏《清园近思录》《清园近思录》 切实研究。
第三，他认为，五四时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个性解放方面，这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长期以来，我国儒家传统向轻个性。五四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个性解放运动，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值得我们近代思想史上大书特书的。
第四，他认为，五四时期所流行的四种观念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庸俗的进化观点，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书过程中，观点流为毫无例外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二是激进主义，喜走极端，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义，即以后学术为政冶服务的先声；四是意图伦理，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真理是非的考虑放在首位。五四时期开始流行的这四种观点，在互相对立学派的人物身上，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发现它们的踪迹。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它们对于我国文化建设越来越带来了不良影响。
王元化认为，在回顾对二十世纪文化思潮发生巨大作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今天已经到了可以对它们作出清醒的再认识、再评价的时候了。
==王氏书目 ==
《抗战文艺》（论文集）1939，文线出版社
《文艺漫谈》（论文集）1945，通惠出版社；1985再版，上海书店
《莎剧解读》 （1998，与夫人张可合译），
==代表文章 ==
帮闲文学与帮忙文学（1941年） [1]
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
人性札记（《上海文学》1980年第3期）
王元化谈《论语》八篇（《文汇报》2007年8月10日）
==王氏语录 ==
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
从历史评价方面来说，鲁迅不能免掉‘五四’时代文化的局限。但哪个时代没有它的局限？没有局限的社会不是真实的社会，没有局限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鲁迅）
他谈民主，对民主的复杂性不了解，只是停留在常识的层次上。（胡适）
如果命运不是那样残酷地把多种不幸降在他身上，而使他享有天年，我相信他会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作出很少有人可以匹敌的贡献的。（张中晓）
==作品摘录 ==
曾国藩深于宦术，兼综儒法，以黄老之术行道，善用其刚，而以柔全之。他在排挤倾轧的宦海中，因势利导，左右逢源，以至功成名就善始善终，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老练持重，所以人称他有沉鸷之才。
当他享盛名时，反而注意收敛，以避清廷忌汉人独专危柄。如他始终不肯拜受节制江浙四省、节制直鲁豫三省之命。同治九年，上谕又命他节制楚北，他再次属疏力辞以避满大臣官文。这些地方足见其深沉老练。太平天国破后，清江宁知府徐宗瀛为理学名臣，拟禁阻秦淮画舫恢复旧观。曾国藩知道后以“养活细民”为由准其恢复。后人对此引为美谈，称赞他的胸襟和识见。其实这一举措别有深义，他这样做不过是延续采用了清朝一贯的政治政策，只要读了龚自珍《京师乐籍说》即可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