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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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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经历 ==
王元化，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现代作家、著名学者、《 [[ 文心雕龙 ]] 》研究学者。1920年11月30日生湖北武昌，祖籍湖北江陵。曾用笔名洛蚀文、方典、函雨等。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後，辗转天津、青岛流亡到上海。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曾在上海戏剧交谊社工作。后在上海《文艺通讯》负责组织工作。1940年至1941年参加编辑《奔流》和《奔流新辑》。1942年任上海地下党文委。1945年负责编辑《时代日报》副刊《热风》。同年下半年至1946年下半年，负责编辑《 [[ 联合晚报 ]] 》副刊《夕拾》。此后在北京铁道学院任中文讲师，在上海负责编辑《展望》杂志。1949年初《展望》被反动派查封，后又负责编辑《地下文萃》。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成员、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等职。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上海学术界也进行了相应的批判活动。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上海的王元化、贾植芳和彭柏山等人受到株连。至1981年平反昭雪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和上海分会会员。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筹备组）领导小组成员，上海文联党组成员，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兼职教授。生前任 [[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 、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顾问。2001年，法国的大师级哲学家德里达来中国讲学时，王元化作为大师级学者，受邀与德里达进行了精彩的哲学对话。2004年12月14日上海美术馆展出了王元化的51幅书法作品。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王元化在瑞金医院去世，享年88岁。钱钟书与王元化两位学界泰斗素有“北钱南王”的称号。
== 往事略集 ==
===清华情结===
王元化于1920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家庭。一岁时母亲带着他来到父亲任职的清华大学团聚。童年都在清华南院度过，住在南院12号。1920年代清华国学四导师除梁启超外均居此处，其中1号为赵元任，2号为陈寅恪，17号为王国维。1997年，王元化曾应央视《读书时间》节目邀请，重返清华园。在此前，其“清华情结”已经颇为彰显，他在上海的书房名就是“清园”，著作多以“清园”为题，从1993年第一次以《 [[ 清园夜读 ]] 》为题的文集，到2007年《清园谈戏录》，延续十数年之久。 清华园所倡导并为诸多学人先辈所躬行实践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深为王元化推崇，他对清华建校时从美国引进的政治与学术分开的教育原则也十分肯定，并认为在当代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我们太重功利，不承认学术的独立
地位，必须使它依随学术以外的目的。后来更强调政治统帅一切，把立场和态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基督信仰===
1999年1月接受学者李辉采访时，王元化谈及基督教家庭对其影响时说：“如果基督教对我有什么影响，那恐怕就是《新约》中的基督教精神吧。直到今天，西方十九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爱的读物。解放后，我没有在文章中谈到过苏联的作家和作品，因为引不起我的兴趣。”
他与夫人张可皆为莎剧研究专家。黑格尔的《 [[ 小逻辑 ]] 》，他精读过四遍，莎翁与黑格尔的经典名著，使1955年王氏在受胡风案牵连被隔离审查后得以度过痛苦的精神危机。
王元化的大家庭深受西方教会教育影响：父亲王芳荃少时家贫，得教会资助，为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届毕业生，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15年在清华任教；母亲桂月华曾在上海圣玛丽学校就读，外祖父则为一名传教士，曾为沙市圣公会第一任会长。
张可出身于苏州书香世家，毕业于暨南大学外文系。1948年，王、张二人的婚礼在上海以基督教仪式举行，1986年与2006年，王元化先后在同一个地方——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为母亲、妻子送别。 王元化出生即受洗，成长于基督教及中国士大夫传统教育的家族氛围之中，其人格、学术、思想难免受其影响。
其实这种人性平等的观念反映在他的很多行为中，不是为了做秀，而是服从自己的内心。1990年，他作为国务院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赴京参加会议，即将结束时的某天，突然有工作人员通知他们等候赴人民大会堂，但不告知原因，王元化预料是受领导接见拍照，当即提出自己患有腰疾，不能随行，还得到许多人以请假做为响应。
==主要作品 ==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王元化编辑和出版了《新启蒙》和《 [[ 学术集林 ]] 》，前者代表了他在80年代倡导的新启蒙的学术与反思，后者体现了他的“学术的思想与思想的学术”的治学实践。1988年10月，《 [[ 新启蒙 ]] 》第一册《时代与选择》出版。
原计划是每月出一册，但是由于出版发行方面的种种障碍，实际上每两个月出一册，其他三册分别是《危机与改革》、《论异化概念》、《庐山会议教训》。
《新启蒙》第三册发行后，王元化在1989年4月一次答记者问中，把办刊宗旨作了说明：“丛刊不是时评性的，也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从文化角度的高层次来探讨人人关心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他更愿意说他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丁东说，“1990年代，知识界恢复公共性话语，王元化影响非常大。在邓小平南巡以前，知识界公共领域实际上处于失语状态，当时是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主旋律的，19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已经没有话语空间了，如何恢复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空间，王元化起到的作用很独特。”
1994年6月，李泽厚发表了一篇《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8月王元化主编的《 [[ 学术集林 ]] 》就公开表示不同意“将学术界一些人开始出现探讨学术的空气说成学术出台思想淡化”，后来他谈到学术与思想的关系，“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
《学术集林》持续到1998年11月，前后共十五卷，王元化对每一卷都写了卷后记，可以发现诸多他记述反思的思考路径、读书心得、对学术思想界重大问题的观点等。余英时批评郭沫若的文章就是在《学术集林》发表的。
1990年代是公众熟知的王元化反思年代，为此曾著《 [[ 九十年代反思录 ]] 》，称其为他奉献给读者最成熟的反思成果，这段反思尤以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最有突破，王元化对所谓知识分子阵营保守、自由、激进三派划分的否定，重新反思卢梭的国家学说等，可以说这段时期正与其思想史的反思同步。 主持《学术集林》并不是为了把持一个学术山头，在《九十年代日记》里，王曾对钱文忠戏言，“现在学术界有拉帮结派之风，我不参加互助组，也不参加合作社，准备单干到底。”
==人际交往 ==
“北钱南王”与“北李南王”这两种称谓，大约在1990年代后期流传于学界及传媒，意指彼时学术版图中的地标性人物。前者具指“北有钱钟书，南有王元化”，其学术坐标为中国古代文论——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钱钟书《管锥编》、《 [[ 谈艺录 ]] 》、《七缀集》，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等同获中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荣誉奖（最高奖）；后者中的“李”指已经故去的李慎之先生，概指二人的晚年反思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皆为泰斗级人物。
1981年，钱钟书、王元化与王力、王瑶、朱东润、吕叔湘等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王元化时年61岁，比钱小整整10岁，是其中最年轻者，后来又连任一届。图书获奖后，钱对王说，“我可不承认我的书是比较文学，你呢？”
经钱介绍，王元化还在1980年代初结识了马悦然。王在《1991年的回忆》中记载，“当
1991年，他们偶然在香港相遇，马悦然携带了录音机请王向他介绍大陆文学界现状。王元化在文章中对后来马于大陆遭受的责难表示不平，比如1986年的上海金山国际汉学会议上，马悦然向与会者解释，中国作家之所以从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重要原因是汉语作品的翻译质量会影响评委的理解，结果被当众指责：“诺贝尔奖究竟是文学奖还是翻译奖？”
“我看到他那发窘的样子，心中不禁对他有些同情。”王元化说，“我相信马悦然的说法，中国作品能不能获奖，翻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每逢争论到情急的时候，就会出现以意气代替理性的慷慨陈词，所以他的多少含有善意的发言，被表示激愤的抗议声所淹没，最后只落得一个马悦然对中国有成见的坏名声。”
据王元化弟子胡晓明透露，钱、王二人经常有往来，后者每出新书，往往寄赠予钱，有一次王元化拿着一封信对胡晓明说，“这是钱先生的来信，他用‘博雅’二字评价我的《 [[ 思辨随笔 ]] 》。”而“博雅”正是以吴宓等人为代表的清华学派的一种重要风格，主张治学的中西参证，博学通达，自然深为王元化所喜。王元化对钱钟书的学术贡献评价甚高，称其“是一个博闻强记的学者，没有人可以代替”，“钱先生去世，意味着本世纪初涌现出来的那一代学人的终结”。同时，王也有保留意见，他并没有将钱与王国维、陈寅恪相提并论。 至于“北钱南王”的说法，王在同年7月通过媒体进行了谦虚回应：“ [[ 钱钟书 ]] 是前辈，我各方面的学识都比不上他。社会上有种种说法，事前我并不知道，我没办法。每个人对自己都应有恰当的评价。我作出了一点小小的成绩，但不能过分夸张。”
北李南王
李慎之与王元化之间有误会，也有思想分歧，这在1990年代后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因此相对而言，不如王钱关系融洽，这不能不说是学界一大憾事。两位学者均为党内高干，一个被打成大右派，一个是胡风分子；在发现和推动评价顾准的思想贡献方面皆不遗余力，特别是自1990年代始的反思卓有成就。
知情者透露，最初的误会来自李慎之于外界所闻对王元化“官方学者”身份的不认可，对此前者在参加1994年于山东曲阜举行的“文学与儒学”研讨会上，还曾专门向胡晓明问及，胡做了澄清，回沪后向王元化做了沟通，“消除了误解”。此后二人还相互赠书。
但1990年代对于五四及激进主义的反思， [[ 李慎之 ]] 与王元化存在不同观点。2001年1月6日、13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连载发表了王元化的《1991年的回忆》，全文两万余字，其中提到，“主持朱学勤（时为复旦大学历史系金重远先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答辩（指朱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这件事，是导致我在九十年代进行反思的重要诱因。他的论文引发了我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考。这一思考延续到本世纪末，直至1999年我才以通信形式写了长篇论文《与友人谈契约论书》，作为自己对这一问题探讨的思想
小结。但是完全出我意料的是，就在我进行反思不久，朱学勤却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反思的文章。（事实上，早在1995年6月5日的日记中，王元化即提到“最近慎之在一篇文章中说，目前不宜对五四激进主义进行批评云云”，后来的日记中他又对自己被莫名归入“传统派”不满，因为王素来厌恶学界拉帮结派风气。）他认为九十年代的反思是对八十年代启蒙的倒退，其标志就在于反对激进主义。”文章说，几年后朱的观点起了变化，“在一篇文字中，声称他和李慎之是不赞成激进主义的。不过，他没有提到他过去对这问题的态度，也没有提到在他们之前已有人反对过激进主义。”
。这一时期的论文结集为《文艺漫谈》(1945)等。解放後，於五十年代初，写了一系列短评，提倡文艺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理想，反对形式主义和假大空的浮夸作风。又对一些所喜爱的外国作家如果戈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等作了深入的评介，并批驳了当时否定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论调，1952年出版论文集，题名《向着真实》，作为从1939到1954这一历史阶段所写论文的选集。此书於1982年重版时，作者在後记中坦诚地剖析了自己：“我不愿掩饰自己的幼稚和偏颇。早期我也走过弯路。一九三七年，我开始文艺理论习作，我只有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却不能识别教条主义的危害。”“四十年代开始，我企图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按照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去探讨文艺现象。尽管在写作过程中领受了不少甘苦，但我的进展不大。从五十年代初期所写的一些文章中，明眼的读者还可以看到，……我还未能摆脱当时左的思潮的浸染。它在我身上的主要表现就是一种偏激情绪。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往往只求气胜，而不以理胜。”
1955年以后，王元化在长期困厄的境遇中，潜心书海，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西方哲学著作，做了大量笔记。还撰写了长篇论文《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此稿於“文革”中被毁。他同妻子张可一起翻译了国外莎士比亚评论达50万言，後编成《 [[ 莎士比亚研究 ]] 》出版。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又致力於《文心雕龙》的研究，《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初稿就在此时写成，为郭绍虞所推重。<ref>[http://www.guoxue.com/rw/wangyuanhua/wyh03.htm 王元化 ]国学网</ref>
“文革”以后，王元化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中仍笔耕不懈，发表了很多论文。；从1979到1990十年内初版和重版的著译有：《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年初版，1983年增补版)，《向着真实》(1982年重版）、《文学风格论》(译文集，1983年)、《王元化文学评论选》(1983年)，《文学沉思录》(1983年)、《传统与反传统》(1990年)、《思辨短简》（1990年)。其中《文学沉思录》一书收入了他在1979到1982年所写的大部份文字，他旗帜鲜明地抨击文艺理论中以引证代替论证的反科学倾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哲学的高度，对若干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究，提出了富有独创性的见解，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如：把认识分为感性、知性、理性，明确指出知性的局限性，解释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真体”即从知性到理性的飞跃(《论知性的分析方法》)。又把黑格尔《小逻辑》中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三范畴的理论应用於文学，从而深化了对形象思维(艺术思维)的认识。(《关于文艺理论的若干问题》)。以为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应区分两种不同的表象：以思想形式出现的表象(科学的)和以感觉形式出现的表象(艺术的)，科学家从个别中抽象出一般，艺术家则是通过个别去体现一般。在艺术思维中，由个别到一般和由一般到个别这两个认识过程不是并列的，而是互相联结互相渗透的(《形象思维杂记集录》)。这些论文与他的《文心雕龙》研究有着密切联系，许多创见写入了《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中。
==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