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严遵《老子指归》，先录《老子》每章本文，再写下《指归》之文，体裁颇似早期的章句。当然，《指归》可能经过了改编，但即使有过改动，它的原貌也应是传或说的体裁，因为现存《指归》的文字几乎是逐章逐句地解说，绝不是完全独立的著作。汉唐之间解《老》、解《庄》的形式，是否为后起呢?并不是！《韩非子》一书有《解老》、《喻老》两篇，《解老》也是逐句解释，这不是“传”又是什么呢?《文子》一书的时代尚不能论定，从它的内容上看，也与《解老》接近，属于《老子》的附属性或解释性著作之类。再往上溯，稷下学者凡有道家倾向者多本于黄老，当时《黄帝四经》的前两篇或已称经(详见第一章)，既已有经，便应有类似“传”、“说”的著作。《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齐宣王时稷下学者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这种“序其指意”的著作都由《黄》、《老》衍生，如果说是采用道家的经学形式，是不会错的 。 与西方文化的经典相比较，中国传统的经典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具有某种系统性。造成这种差别的缘由说来很简单，西方各教派所尊奉的经典只有《圣经》，仅传本及释义不同而已；伊斯兰国家所尊奉的经典也只有一部，即《古兰经》。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的经典不具这种单一性，儒家的经典有《诗》、《书》、《礼》、《易》、《春秋》五部，五部又各有今古文的差别，并各有卷帙浩繁的解释性著作；道教的经典又远多于儒家，几有千种。在经典数量繁多且又追求思想的统一的情况下，便从众多的经典当中整理出某种系统，如儒家经书有五，号称“五经”；对五经的不胜枚举的附属性著作，区分”、“说”、“记”、“笺”、“注”、“义疏”等。道教经典则分为三类，称为“三洞”；又佐以四类典籍，称为“四辅”，其系统性又超过儒家的经传注疏。道教依附于道家，而道家黄老、老庄两派所尊崇的书籍都不是一部，而是各有三部，在三部之间又有品位的不同，称其为“经典系统”，应是允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