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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政府动员知识分子大鸣大放。林文铮在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说，向政府提出了几条合理化的建议。困他提出的建议情理中肯切合民意，加之以他又是个出色的演说家，演说期间博得台下听众们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但是林文铮向政府提出的建议换来的是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他被评为右派不久，1957年11月，又被诬为反动会道门而判刑二十年。

林文铮每次见到妻子，连棣贞都是以泪洗脸。他劝说妻子：”你还年青，离婚再嫁人不要被我拖累，株连……”

连棣贞回答丈夫的话是：“我要侍奉家母，我还要等待你出来后共同生活白头到老，争取表现减轻刑期早日出狱团聚。”

林文铮入狱这年，女儿林征明考上浙江农业大学。八十多岁的老母因儿子坐牢而哭瞎了眼睛。因是囚犯的家属，林文铮的儿女们、亲友们也受到了株连，单位想提拔他们入党提干，都社会关系不好而被告吹。

林文铮坐牢后，妻子连棣贞的身份由教授夫人跌落到囚犯的妻子。一鸡落地百鸡啄，在那个政治运动繁多的年代里，单位领导、同事、认识她的人都视她为瘟疾病人，不敢亲近她，有些人用鄙视的眼光瞧她，冷落她。甚至有人无事生非往她身上找楂儿。有些亲朋好友受怕遭受株连，有意避开她。只有为数不多的亲友暗中接近她，向她说些慰惜话。古语说：落难见真情，有好心人劝她转变生活环境。幸得她是个坚强有毅力的女人，她对这些人视之不理，不以他们计较，她要在逆境中生活下去，盼望丈夫早日出狱，将来还会有好日子过。

为了日后生活好过点，照顾好双目失眠的家母。她决定离开南京到广州娘家处谋生。

1961年，林征明把老祖母从后母连棣贞那里接送到博罗县公庄镇姑姑（林文铮的妹妹）家里居住，老祖母的生活费由他们兄妹们分担。老祖母在公庄镇住到寿终。

连棣贞和婆婆感情至深。她常去公庄镇探望婆婆。她每次看望婆婆返回广州时，婆媳俩人都是依依不舍地挥泪离别。连棣贞迁到广州定居以后，林文铮的儿女们只能把钱和物品通过保姆（林文铮曾请过一位保姆照科母亲的生活起居）送给在南京监狱坐牢的父亲。保姆是个厚道人，十多年中从没间断。林征明和爱人曾到狱中探望过父亲。

林文铮入狱后一年，他的别墅马岭山房被当地政府代管，住进了七户人家。更使林文铮痛心的是他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积累不来的写作资料、诗稿、书籍被保姆的儿子当作废纸卖掉了。

连棣贞居住在娘家时，有些好心人劝她离婚再嫁人，她不想离婚，执意等待丈夫。她专心致志地工作，把心思花在自己的学生身上，培育学生，她的心境比在南京大学工作时好得多，安定地过了几年日子。只是有时在夜深人静难于入睡的时候，她只要回忆起往事，就会想起在监狱里坐牢的丈夫林文铮和曾经和她共同生活过现在双目失眠的婆母。她年复一年地熬过日子，期待着丈夫的回来。

1968年秋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地政府了解到连棣贞的身世后，以反革命家属为名，把她揪斗、游街、关押受尽了折磨。此时娘家中兄妹们奉劝她和林文铮办离婚手续，免于再受株连。这年冬天，她忍痛含泪与林文铮办了离婚手续。从此她的精神受到了创伤，患了精神抑疾症，病了两年不治而逝。

林文铮被囚禁在南京监狱服刑，狱中的领导们还是有识之士，他们知道林文铮是国内知名学者，是国家的人才，因而暗中护宝，允许他看书。

林文铮在监狱里有一段时间是糊火柴盒子。难友们看到他做工时手工时手勤脚快，真不可置信，以为他是个十足的书呆子。经过互相了解后，才知道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教授是个出在身贫苦家庭的人，在法国读大学时是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的留学生。人们了解到他的身世后，连狱中的管理人员都暗中尊重他，给予照顾。

坐牢期间，他患过肝炎症，病重之时体重下降到70市斤。他是靠着坚强的毅力和自信心度过那漫长的牢狱生活。他睡的床单是用数十块小布片缝补成的。那一块块的小布是他的亲人们寄物品给他的包裹袋。见物如见人，他每天晚上睡在这块床单上，思念亲人慰藉自己，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