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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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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宗攻南唐==
保大十三年（955年）至交泰元年（958年），北周世宗三征南唐周世宗三征南唐 方后周政权三度攻打南唐，南唐始终处于被动防御的不利局面。寿州一战，周世宗柴荣御驾亲征，周军势如破竹，遂攻占泗、濠、楚等州，唐军一溃千里，淮河水军全军覆没。李璟上表柴荣自请传位于太子弘冀，请划江为界，南唐尽献江北之地，包括淮南十四州及鄂州在江北的两县。同时，南唐奉周正朔，用其纪年，去除国号，改称“江南国主”。南唐自此一蹶不振，为避后周锋芒，李璟迁都洪州，称南昌府。 [19]
北宋建隆二年（961年）李璟驾崩，因其长子李弘冀已亡，其六子李煜（初名从嘉，937-978）继位，复都金陵。此时的南唐国内政治、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经济上，自淮南战败后，南唐每年要向中原缴纳高额贡奉。
南唐原先地跨长江南北，江南北之间的经济有互补性，如江南乏盐，而江北产盐。而失去淮南后，南唐失去了重要的盐产地，自此要花巨资向中原政权买盐。财政因之日益窘迫，使南唐政权不得不加重赋税，以至怨声载道。南唐辖境之的人民对李后主时期繁重的赋税记忆深刻，直到北宋统一之后许多年，还在提起当年的南唐连鹅生双子、柳树结絮都要课税。南唐后期的政治也日益混乱。
随着新主登基，朝廷内部新一轮的党争开始了。当宋军从周围步步紧逼时，南唐仍陷于周而复始的内争中，人心涣散。李煜善文词，工书画，知音律，但不通晓政治，便把国政托付给做太子时的幕僚张洎。 [20]
乾德元年（963年）四月，泉州副使陈洪进废张汉思，自称留后，李煜就以陈洪进为节度使，以维持泉州对南唐的隶属关系。七月，李煜奉诏入京面见宋太祖。十二月，李煜上表宋廷，请求罢除诏书的不名之礼（李煜继位后，尊奉宋廷，故宋对南唐的诏书不直呼李煜的名讳），改为直呼姓名，未得许可。 [21]
乾德二年（964年），任韩熙载为中书侍郎、勤政南唐中主（左三）南唐中主（左三） 殿学士， [22] 主持贡举；又命徐铉主持复试。 [23] 十一月，太祖遣作坊副使魏丕吊祭，李煜亦遣使入宋，献银二万两、金银龙凤茶酒器数百件。 [24]
乾德四年（966年）八月，李煜遣龚慎仪持诏书出使南汉，相约臣服宋朝，龚慎仪至南汉，被扣留。 [25] 开宝四年（971年）十月，宋太祖灭南汉，屯兵汉阳，李煜非常恐惧，遣其弟郑王李从善朝贡，上表奏请罢除诏书不直呼姓名的礼遇，宋太祖同意，但扣留李从善。同年，有商人告密，宋军于荆南建造战舰千艘，请求派人秘密焚烧北宋战船，李煜惧怕惹祸，没有批复。 [26] 时国家形势紧迫，李煜忧心似焚，每天与臣下设宴酣饮，忧愁悲歌不已。 [27]
开宝五年（972年）正月，李煜下令贬损仪制：下“诏”改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改为司会府，御史台改为司宪府，翰林改为文馆，枢密院改为光政院；降诸“王”为“公”，避讳宋朝，以示尊崇。 [28] 元宗时，虽臣服后周，但金陵台殿皆设鸱吻（殿脊的兽头）；乾德年间，宋朝使者到来，李煜就撤去，使者走后再复原；至此，遂撤去一应器物，不再使用。太祖晋封李从善为泰宁军节度使，并在汴阳坊赏赐宅院，暗示李煜入京降宋；李煜遣户部尚书冯延鲁为李从善所受封赐道谢，冯延鲁入汴京，因病未能朝见宋太祖而返。 [29]
开宝六年（973年）夏，太祖遣翰林院学士卢多逊出使南唐，李煜上表愿接受北宋册封爵位，被拒。十月，内史舍人潘佑感于国运衰弱，上书极言劝谏李平为尚书令，徐铉、张洎进言“李平妖言惑众，煽动潘佑犯上”，李煜遣人收捕，潘佑在家中自杀，李平亦自缢狱中。
==社稷归宋==
===宋灭南唐===
[[File:南唐李后主2.jpg|缩略图|右|350px|[https://timgsa.baidu.com/timg?image&quality=80&size=b9999_10000&sec=1570358059611&di=b094c6be0a11419c0bca571391afb231&imgtype=0&src=http%3A%2F%2Fwww.fengxuelin.com%2Fuploadfiles%2Fimage%2F20161205%2F20161205152156115611.jpg 原图链接][http://www.fengxuelin.com/shufazuopin/details-405.html 图片来源于书法网]]]
北宋灭南汉后，置南唐于三面包国之中 。后主李煜为自保，明臣服，暗备战，在遣使向宋请受策封的同时，将兵力署在长江中下游各要点，以防宋军进攻。 [30] 宋开宝七年（974年）九月，赵匡胤以李煜拒命不朝为辞，发兵10余万，三路并进，趋攻南唐：东路以吴越王做为昪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率数万兵自杭州北上策应，并遣宋将丁德裕监其军；中路曹彬与都监潘美率水陆军10万由江陵（今湖北江陵）沿长江东进；西路王明为池、岳江路巡检、战棹都部署，牵制湖口唐军，保障主力东进。 后主李煜过于依赖长江天险，坐失利用宋军渡江时反击的机会。 [31] 十月，宋军顺利渡过长江。采石、秦淮河、皖口三战，南唐屡战屡败，在长江中游的精锐兵力全部丧失。 [5] 开宝八年三月，宋军攻至金陵城下。六月，吴越军队攻陷金陵东面的门户润州。南唐都城金陵陷入合围之中，后主急召外地军队救援金陵。然而，这一切都为时已晚。十月，由江西赶往金陵的朱令赟率领的15万水军在湖口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金陵的外援被完全切断，成了一座孤城。而后主仍执意守城到底。围城之中的金陵，粮食乏，士气低落。十一月十二日，北宋曹彬大军开始从三面攻城，南唐五千兵夜袭宋军北寨，未果。二十七日，宋军破城，李煜奉表投降。南唐遂亡。 [5] == 疆域 编辑== === 范围===
南唐继承了吴国的领地，并向南和西面有所扩展。五代晋汉时期，南唐拥有扬、楚、洲、滁、和、光、黄、舒、蕲、卢，寿、洵，泰、濠、通、润、常、寅、歙、鄂、升、池、饶、信、江、洪、抚、袁、古、虔、筠、建、汀、剑、漳、泉等36州。中主李璟时由于与周边各国多次兴兵。保大三年（945年）灭闽国，疆域扩展到福建西部。南唐保大九年（951年）灭楚后，疆土扩大到今湖南和贵州东部，但次年即被逐回。 [32] 中兴元年（958年），后周世宗率兵南下，南唐大败，被迫将长江以北十四州割让给后周，并且称臣，南唐疆域遂缩减于长江以南。
李昪代吴之后，鉴于唐末和杨吴时期，较为频繁出现的方镇动乱和抗命的状况，遂继续秉持了杨行密、徐温时期的保境安民的措施，进一步削弱武将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同时李昪本人更是在统治集团中，大范围地启用文人，一些方镇的长官也由这竖文人出任，从人事上消除唐末以来武人跋扈专权的影响。 [33] 作为地方行政制度，南唐实行节度使制度，有关节度使的政治职能与军事职能在相关制度里论述。与中原政权一样，作为地方机构的节度使制以军镇为名，设置情况如次：
原来为唐制，杨吴及南唐相沿的有：润州，镇海军；宣州，宁国军；洪州，镇南军。杨吴时期始设，南唐沿用的有：江宁府，健康军；江州，奉化军；抚州，昭武军；虔州，百胜军。南唐时期新设的有：楚州，顺化军；泗州，静淮军；江阴县，江阴军；天长县，建武军；寿州，清淮军；濠州，定远军；建州，永安军（保大十四年，956）改为忠义军；泉州，清源军；当涂县，雄远军（后设新和州亦称该名）；庐州，保信军；饶州，永平军；池州，康化军。 [34]
南唐初袭杨吴旧壤，保大三年（945年）南取王闽镡州、建州等地，不久又灭楚，使南唐疆域大于杨吴，最强盛时达到三十六个州。后周显德五年（958年），被后周取走江北的扬州、雄州、海州、楚州、和州、滁州、泗州、濠州、寿州、庐州、泰州、舒州、蕲州、黄州、光州，共十五州，六十多个县。实有两府二十一州三军。其中，雄州、剑州为南唐新置，筠州为复置州，相当于今江苏、安徽江南地区及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省部分地区，南唐后期则划江为守，全在江南地区。 [35]
南唐虽然偏安江南，但长期以来宣称自己是唐朝的余胤，所以南唐的军制也一直是模仿中原王朝和晚唐时期的模式，其基本编制和后周相仿，也有中央禁军、节度使镇军和各地乡兵之分。 [36]
南唐的地方部队，也就是镇军和乡兵，也和周边各政权不同。南唐各州各县都有州县兵，分由刺史、团练使、指挥使等官员统率。因此，南唐不存在方镇军队，节度使统率的镇军，也就是州县兵。乡兵则类似于现在的民兵、后备役。 [36]
南唐禁军一反包括后周在内的周边各国加强侍卫诸军的做法，它的六部禁军的战斗力反而比侍卫诸军强，其六部禁军的主要作用和大唐时期的神策军相似，负有宿卫和野战的双重任务。
禁军兵制，以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每厢应为两万五千人，厢最高长官为都指挥使，有正副之分，厢之上设有番号军，每番号军设有左右两厢，番号军归中央统辖。南唐禁军往往冠以雄武﹑龙武﹑神武等名号。六军置有统军、副统军、都虞侯等将官，由于地位重要，其将领往往兼领节度使、同平章事、中书令、侍中等职官。大将军、将军设置较少。可以肯定的是，南唐大将军之职有虚设的情形，主要安置降主、勋臣，具有加官性质。左右厢各置都指挥使。 [37]
在恢复与发展农业经济的政绩中，南唐对江淮的经营是浓重的一笔。唐末兵燹使淮南成为重灾区，扬州被坏尤为惨烈。昔日繁华都市，“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 [38] 不仅城中，“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圜辐数百里，人烟断绝”。 [39]
在南唐经济发展中，随着农业经济重心的南移，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的新格局在江苏地区逐渐形成。南方优良作物品种北上，蔚成大势。江南地区是稻米之乡，光州、扬州、泰州、楚州和泗州等地，南唐时已广种稻米，不仅产量提高，品种也得到改良，泰州的香粳就很有声名。北方传统优良品种南渐势头也有增无减。在江南地区，北方的小麦已普遍种植，出现了“极目青青垄麦齐”的景象。桑树栽培遍及江淮，故有“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之谓。
茶叶的生产以光州、扬州、常州和润州的茶园闻名于当时。宜兴产茶历史久远，“阳羡茶”向为江淮名品，早在三国孙吴时代就驰名江南，当时称为“国山茶”，后来又有“阳羡贡茶”，“毗陵茶”，“阳羡紫笋”和“晋陵紫笋”等称谓。唐肃宗年间，列“阳羡紫笋”（阳羡紫笋因鲜芽色紫形似笋而得名）为进贡珍品，茶圣陆羽认为“淮南茶，光州上”，阳羡茶“芳香冠世产”，可为贡品。常州刺史李栖筠采纳了他的建议，即在鼋画溪旁造起茶舍，每年采制茶叶万两进贡，品饮阳羡茶成为风行的时尚。南唐时“阳羡茶”依旧为名茶，后随着产茶区域的南移，产于建州的京铤茶渐渐取而代之，成为贡品，朝廷方罢“阳羡茶”。
在南方国家中，南唐对于农业的开发最具力度。其时，皇家府库充盈，“凡积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国家农桑之盛，前所未有，农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南北无出其右者。在正确的政策之后，兴修水利对于地处江淮流域的南唐政权，是开发南方，改善生存环境和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第一要项。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模式的渐渐成型，标志农业经济重心南移新格局在江苏区域形成，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渐渐这才显示出新鲜的活力。
江南农业在商业过程中扬长避短，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种植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使南方较早地出现了农业商品化似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商品化的植入，才使南方农业的发展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较高的平台。
杨吴时以纺织品输税，极大地刺激了纺织品生产，及至南唐，盛况空前。润州的方纹绫，水波绫，技术高超。民间机杼普及，织工无数。不少人技术过人，不仅在南唐境内做工，而且在邻国也有分布。润州的锦工享有盛名，润州人徐绾在杭州发动叛乱，城中有三百余锦工，全是润州人，钱鏐长子元瑛恐怕他们参与徐绾叛乱，宣布“王令百工悉免工作”。 [40] 南唐官府里设有作坊，品种众多，数量也很大。
升元初，许文武百僚观内藏，随意取金帛，尽重载而去。可见国库藏量之巨。对封官的奖赏，也多奖励帛品。监察御史张宪上书，李煜“赐帛三十段，以旌敢言”。纺织业不仅是一种手工业品种，而且是国家管理中的重要物质基础。南唐升元三年（939年）诏书规定，“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李煜崇佛，施事寺院亦多丝帛，可见南唐丝织品的富余存量 [41] 。
淮南扬州和楚州是古代主要的盐业产地。扬州以江都、海陵著名，楚州以盐城、涟水产量最大。尤其是扬州，地处南北通衢，自古盐商巨富云集，为全国盐业集散中心，唐代已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南唐立国后，以盐业为重要资本，制盐业成为江淮社会经济的大宗。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南唐改置泰州，置海陵监，加强了对盐业的管理。又在楚州设置盐城监，“管盐亭百二十三”。至北宋统一，盐城“岁鬻四十一万七千余石，泰州海陵盐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余石。”淮南盐利在南唐统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致后周南征取得南唐数州后，南唐盐场尽失，经济遭到沉重阻遏。李璟上表称愿意“尽献江北郡县之未陷者，……岁输土贡数十万，而乞海陵盐南属”，周世宗“不许”，但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南唐，同意“岁给赡军盐三十万石”。从此，盐业成为后周政权牢牢节制南唐的一个经济筹码。
南唐地处江淮水乡，湖泊纵横，造船业十分发达。唐朝后期，官府的造船业由于管理不力渐渐萎缩。杨吴与南唐时期，扬州、金陵等地是重要的造船中心，官府设置造船工场，建造各类船只。 [42]
濒江临淮的地理环境，使生活视野渐渐开阔的人们扩大了生活范围，商品经济萌芽后，日常商旅贸易，生产生活需要船只开辟水路交通。比如南唐与契丹进行海上贸易。南唐升元二年（938年）契丹“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交易规模如此之大，若在陆路阻断的情况下，需要怎样的船只运输可以推知；二是随着漕运特别是盐业的发展，造船业重新出现兴盛的局面，沿海盐场的成品盐，都要输送到集散地，船只是首选的运输器具；三是出于战事的需要，直接促使南唐造船业兴旺起来。 后周在大梁设立造船基地，南唐面临战争威胁，加紧了造船竞赛，既能建造硕大无比的战船巨舰，又能建造短小灵敏的侦察轻舟。从周显德三年（956年）到显德五年（958年），双方水师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较量，从文献里屡见不鲜的“皮船”，“橐船”等名称里，可以想见当时双方造船业的发达程度；四是出于外交航海的需要。由于南北交通的阻断，南唐不得不寻求向外发展。譬如南唐与契丹交好，就是为了对付中原政权开辟了海上航路。又如出于军事考虑从占城进口“猛火油”，再将此油运送到契丹，没有巨大的运输船只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南唐还与新罗、高丽、大食等国家保持联系，如此航程也需要高超的造船技术做保证。 [42] === 造纸业===
澄心堂纸是五代时期的名纸之一。南唐后主擅写诗词，喜欢收藏书籍和纸张，为此将金陵官府的一幢房子命名为澄心堂，作为作诗藏书之地。南唐后主还特地令四川造纸工匠来到澄心堂，仿照蜀纸制成一种质地优良的新纸，并命名为“澄心堂纸”。因为澄心堂纸的质量非常好，以至一纸值百金，是纸品中的佼佼者。此后宋朝、清朝也都学习南唐的技术，生产并使用了这种纸。 [43]
江苏地区濒江临海的优势，使南唐统治时期的手工业既有十分浓重的区域色彩。宜兴归迳一带发现的晚唐五代青瓷窑址，反映江南一带的制瓷业，无论胎质，釉色，造型还是文饰，都别具一格。南唐扬州蜀岗茶，常州紫笋茶闻名于世，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制茶业在南唐兴盛起来，南唐仅官府就有茶叶坊38处之多，专门生产高级茶品，供皇家和贵族使用。民间制茶作坊更多，境内私茶作坊有1000多处。南唐的造纸业中心在皖南，但据《江南通志》记载，当时六合县曾设立“纸务”，今六合浮桥南一带尚呼为“纸房”。由于李煜钟好宣纸，在池，歙二郡和金陵都有专门机构造澄心堂纸亦是可能的。有人从民间传说考证，宣纸中的“白鹿”品种，就是在南京制造的，这种纸即是为了纪念一位从宣城到金陵造纸名叫白鹿的青年而命名。 [44]
另外，扬州、润州的金银器和铜器制造堪称典范，据传李煜特命工匠打造高达六尺金莲，令宫女窅娘立于莲上，缠足翩翩而舞。 [45]
在相对分割狭小的空间里，各国特别是南方各国国用严重不足，因此普遍重视招徕商贾、经营商利，征收商税，以充军国用度，商品交换空前活跃。在江南农业和各种经济行为商品化过程中，城市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为政治功能逐渐淡化，经济功能渐渐增强。
南唐自然条件的多样化，带来了物产的丰富性，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使南唐在商业活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成为各国商茂的中心。南唐与中原划淮水为界，双方贸易活动多通过寿州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茶和帛，主要换取羊和马匹。
海外贸易是南唐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州是重要的港口，从这里出口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占城、新罗、高丽，远至大食等地。各地的消费品也从海外输入南唐。 [46] 在太常博士陈致雍的《奏番国使朝见仪状》中，提到了“占城国献驯象”； “元宗时，海国进象数头，皆能拜舞山呼”。商业活动给南唐带来了充足的社会财富，直接拉动了经济发展，《钓矶立谈》说“于时，中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丰采”， [47] 并非溢美之辞。反映在政治上，南唐成为在十国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南方大国。
南唐的商业活动带来了城市近代化的最初信息。金陵、扬州、润州等成为中国古代较早感受近代氛围的区域城市先驱。城市是商业活动的产物，金陵、扬州等江淮城市的兴起虽历史久远，但在长期发展中由于缺少突变的基因，发展速度相当缓慢。究其原因，是城市商品化的程度远远不足以推进城市的脱胎换骨。不能说南唐完成了这个使命。
一是新型的经商场所不断出现，商品交易多方位化的趋势，延展了商业时空。唐代大城市实行坊市制，到了南唐，金陵、扬州、润州等大城市都有专门的商业市场。金陵城内的坊市多集中在城南地区，郑文宝在《南唐近事》中曾经提及的“鸡行”，是南唐的闹市区，宋《庆元建康续志》说此地“自昔为繁富之地，南唐放进士榜于此”。 又云，“戚氏《续志》云银行，今金陵坊银行街，物货所集。花行，今层楼街，又呼花行街，有造花者，诸市但名存，不市其物”。这些坊均为手工业作坊集中地，所谓银行，就是金银器加工场，花行是专门制作装饰用花的地方。随着交换量的增加，一些自发的新的经营场所开始形成。润州紧临长江，南唐有诗赞金山江面：“淮船分蚁点，江市聚蝇声”。 江边有市，显而易见是为了适应江上往来船只增加的需要而形成的，已经不受到固定地点交易的限制。徐知谔在润州任团练使时，曾经“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也显然不在城中规定的贸易之地，这种近乎“偷偷摸摸”的交易受到了徐温的批评。这同时说明，由于利润丰厚，象周宗这样的开国显贵经商，象徐家这样的重臣，都卷入了商品交易的潮流之中，应是大势所趋。不但城市里商业繁荣，农村里也商机多多。 草市，圩场很是兴旺，不少圩市升为县或者置为镇，如新置海陵东洲镇，清江，海陵，如皋等升为县，泰州则升为州，成为江北重镇。说明商品经济的萌芽已经向沿江乡间集镇转移，具有了一定的广度，成为城市商品经济的扩展与补充。 [48] 二是南唐重商及商业的活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富商阶层，他们甚至与士大夫共同执掌国运，开历代风气之先。南唐开国元老周宗，“既阜于家财而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国羊马”，成为政客与富商双料货。其交易规模巨大，闻于中原，以至周世宗兵谋渡淮时，竟想出了将士兵蒙上羊皮，伪为商旅的计谋。 大商人的囤积居奇，一度使南唐财富集中到了商贾手中，李煜即位之初，国库储备不足以向宋进贡，不得不从金陵富商那里购得绢品以充贡物。 宋灭南唐前的金陵之役，到瓦棺阁避难的尽为“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商人与士大夫比肩于南唐的社会生活中，并对国家施加影响，南唐以往见载不多。著名的李平改制，正是因为受到了豪民富商的抵制才以失败而告终。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富商地位的上升本质上是商品经济萌芽的积极表现，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出现的新气象。虽记载无多，但我们还是能从有限的文字里捕捉到了这一讯息。 三是城市特殊消费群体的出现，增强了城市的消费能力，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相对庞大的阶级基础。江淮古代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员及其家属，军队，部分商贾，城市手工业者等，随着南唐在金陵建都，随着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南渐，一大批皇家政要及其家属，经营盐，茶暴发的富豪，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文人墨客以及妓女等成为金陵及其周边中心城市新的消费阶层，他们人数众多，经济能力雄厚，其生活状态影响着城市的消费习惯，对江淮区域的城市经济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宋人董逌《广川书跋》云：“江南当五代时后，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礼有尚于时，故能持国完聚一方。” 宋初王禹偁也说，“于时宦游之士，率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盖以江山泉石之秀异也”。南唐正是这样，象韩熙载，卢文进，江文蔚，高越等，尽为北人，家眷人等动辄以百计。吴越兵临润州城下时，守将刘澄与驰援的卢绛有隙，卢绛对一裨将杀之未决，刘澄意在投降，乘机要裨将先出，裨将曰：“奈家口在都城何？”刘澄曰：“事急，当为身谋，我家百口，亦不暇顾矣。”主帅与裨将的家眷都在金陵，且人数众多，推而论之，整个金陵应在一个不小的数字。南唐重科举，境内举子集中到金陵，有的长期滞留，成为又一个消费群体。 卢江人伍乔，来金陵参加春试，“是岁同试数百人”；宣州人舒雅，“保大时随计金陵”，得到韩熙载的赏识；泉州人康仁杰，也“易儒服，至金陵”；潘贲“五举犹为白丁”；而邱旭“凡九举而曳白者六七”。南唐重视书画艺术，我国最早的画院就出现在南唐，顾闳中，周文矩，徐熙，卫贤，王齐翰等一大批画家，活跃在画坛，他们与冯延巳等文豪才子组成了庞大的文人群体，这些人与官僚，贵族，富商聚居一处，使金陵平添了别样的脂粉繁华之气。一部分需要纵情声色犬马的消费者，则使唐代就已时兴的艺伎队伍不断壮大，她们既是一种行业，更是一个消费阶层。《韩熙载夜宴图》中的王屋山就是当时著名的舞妓。延英殿使魏进忠“造宅于皇城之东，广致妓乐”。 四是各类城市服务性行业的兴起，扩大了商品经济的外延，商品萌芽基础的系统化，从较高的经济平台上为唐宋之交的社会转型创造了条件。唐宋之交社会转型的实质，政治上是民主意识的萌芽，经济上是商品化程度的增加。服务性行业的兴起，是城市经济功能增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商品化程度的重要反映。城市人口增加后，要住房，建筑木工就出现在坊中；道路要清扫，河道要清淤，就需要道路与河道的保养人员；城市范围大了，路途遥远需要车船，就有了脚夫和船家；有人求佛问道，祈求平安，就有了相命的，木平和尚“知人祸福，所言辄验，倾都瞻礼，阗塞街巷，金帛之遗，日积万数”。金陵在唐朝就以酒楼众多闻于南北，李白“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句，杜牧“夜泊秦淮近酒家”句，都道出金陵饮食业的盛况。 南唐讲究美食，仅李昪“其食味有鹭鸶饼，天喜饼，驼蹄餤，云雾饼”等。由于士大夫蜂拥南下，面点食品推陈出新，花样繁多，南唐的“建康七妙”，饼可以映字作劝盏，面能穿结带，就连混沌汤也能注入砚中，堪称神奇。服务行业进一步细化，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增强了城市的功能与活力，有叫周则的，年轻时以制伞为生，李煜尝问及此事，答曰：“臣急于米盐，日造二伞货之，惟淫雨连月则道大亨”。 == 货币==
李昪称帝，国号为大齐时，曾铸造过“大齐通宝”，钱币界一度认为是唐末黄巢起义时铸造的，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李昪铸造更准确。其子李璟造“保大元宝”钱，中兴二年铸“永通泉货”当十钱，此外还铸有“开元通宝”、“唐国通宝”、“大唐通宝”等。
十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南唐人口也相当多，如果按照南唐末记载和统计计算，后主李煜时期全国19州3军108县为655065户，人口大概为三四百万，如果把划出的江北十四州也算在内，南唐人口最盛时在五百万左右。
杨吴时期的社会风气就由尚武向文治转变。南唐建立之后，延续了杨吴尚文的社会风气。南唐三代国主本身都喜好文艺，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而且礼遇文士，倡导文治，推行了一系列发展文化事业的政策。在文教方面兴建学校，鼓励私学，倡导学风和推行儒学教育；倡导文学和艺术；搜集、整理文献图籍和编撰典籍；实行科举取士，大力招揽人才，重用文士。
绘画五代十国的著名画家有后梁的荆浩、关仝，南唐的董源、巨然、徐熙，后蜀的黄筌等人。荆浩擅长画崇山峻岭，关仝师承荆浩而有发展，擅长画关河之势，两人并称为“荆、关”，是五代时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董源、巨然擅用或浓或淡的水墨描绘江南景色，两人并称为“董、巨”，是五代北宋时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黄筌擅画宫廷的珍禽异卉，徐熙擅画江湖上的水鸟汀花，两人并称为“黄、徐”，当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谚语，形容两人作品的不同风格。此外，顾闳中所画《韩熙载夜宴图》，亦为传世的艺术珍品。
南唐统治者提倡和崇信佛教、道教。南唐文化政策是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好文尚士和儒、道、佛兼容也是南唐文化政策的特点。
南唐升元年间对丹阳练湖的整修，是一项重大工程，向为水利史所重。唐末兵乱之后，练湖年久失修，至南唐几无灌溉之力。丹阳县令吕延桢主持疏浚整治练湖工程，“筑塞环岸，疏凿斗门”，使练湖恢复了水利功能。多雨时节，可汲纳四十八派之水；旱季可溉周围诸县，又灌注江南河，“使命商旅，舟船往来，免役牛牵”。从地域政治上看，江苏东部当时处于吴越国统治范围，但吴越对今江苏太湖地区的水利整修，得益于南唐与之共同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环境，一定程度上是南唐政策间接使然。时吴越于重要水利工程处置“撩浅军”，“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
南唐与南汉、吴越、马楚和后蜀等国之间也有交易往来，商人的足迹遍布周边国家。开宝四年（971年）冬，宋在荆南建造战舰，在当地做生意的南唐商人发现后，“上密事，请往江陵窃烧皇朝战舰，国主惧事泄，不听，商人遁去”。南唐与契丹的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进行，以羊马等牲畜为主，也有军用物资如猛火油。“当时，契丹已灭掉东北地区的渤海国，南唐与契丹之间的海上交往，走的应是从东海长江口北上，越过山东半岛，直达辽东半岛南端的南北沿海传统海路”。
《四库全书》所收南唐史著，计有陈彭年《江南别录》；郑文宝《江表志》、《南唐近事》；龙衮《江南野史》；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不著撰人的《钓矶立谈》、《江南余载》；以及明陈霆《唐余纪传》和清王先舒的《南唐拾遗记》。此外尚有无名氏《五国故事》和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叙及南唐史事。
庙号 谥号 姓名 在位时间 年号及使用时间 陵墓
定宗 孝静皇帝 李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