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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范孙早年入翰林，后出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后，辞职返乡，但仍坚持认为中国需要改革。后来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1919年又创办了南开大学，被称为“南开校父” [1] 。

严范孙幼年受传统教育，饱读经籍。

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后入清翰林院任职。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但他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积极倡导新式教育。曾以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而传名于世。

在推行新式教育方面，严范孙的重大贡献是筹设南开学校。

1902年到1904年间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方法。

1904年春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之后与张伯苓决定将严范孙和王（益孙）馆合并，筹设私立敬业中学堂。

1904年10月，中学正式开学，聘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

1904年11月，创建“保定初级师范学堂”（即现在的保定学院），隶属于直隶省学务处。

1918年与张伯苓同赴美考察大学教育。

1919年二人又共同创办南开大学，为了建立一所高水准的南开大学，严范孙亲自去美国考察教育，1918年末回国后，他即奔走各地筹集办学经费，他还率先垂范为南开大学捐款、捐地、捐赠图书。

1919年严范孙捐赠购书款2千美元及中文图书共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赠土地近6亩，1924年又捐图书典籍数十种，为南开大学的早期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此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

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 慧眼识英才，周恩来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学生。在校时，组织社团，主编刊物，演出话剧，参加文化知识和课外比赛，品学兼优，深得严范孙赞赏和师生好评。从南开中学开始，严范孙与周恩来就有很多往来。中学二年级时，周恩来就曾到严宅请为他主编的《敬业》杂志题写封面。三年级时，学校举行全校性作文比赛，260余人参赛，试卷姓名密封，严范孙亲自参加评定，结果选定周恩来为全校第1名，并亲自为周恩来所在班级书写：“含咀英华”的奖旗。并称周恩来有宰相之才。

周恩来毕业后去日本求学。

1918年春严范孙赴美国考察教育，在日本稍事停留。周恩来闻知即去拜望。南开大学成立后，经严范孙、张伯苓批准周恩来免试入南开大学文科。开学前4天，严特在私宅设宴欢迎周恩来，并请黄郛、范源濂、张伯苓及直隶教育厅厅长等知名人士共席，可见严范孙对周的器重。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成为天津学生运动领导人，被天津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严范孙即与张伯苓商议，以他在南开所设“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他还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介绍周恩来去英留学。周到欧洲后，一直与严书信往还，保持着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帐目上为周恩来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的用款是用支票交周携走外，以后三年，均让人汇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严范孙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周恩来对此感念不忘。

1950年张伯苓由重庆返抵北京，周恩来在西花厅宴请，张带去严范孙照片，周恩来动情地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这话是颇有见识的。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1929年3月14日“南开校父”严范孙在天津病逝，享年69岁。遍及全世界各地的南开校友捐款，在南开中学建“范孙楼”，并塑造了铜像。1992年，南开大学又塑铜像于校园，以此来纪念严范孙一生矢志新学的功绩和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贡献。

严范孙是积极倡导西学、革新封建教育的改革家，是天津近代民办教育的先行者。大力推进民间办学，热心于乡里兴学。开始以学馆为基地，改革旧式教育，推进“西学”传播。先约张伯苓来教家塾（时称“严馆”），习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开津门西学之先。又联合士绅创办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堂，协助地方当局办起多所官立小学与半日学堂、补习所、研究所等多种教育机构。

严范孙认为，旧的教育口不离诗书，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言行不一，学用脱节，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实用人才。1897年，在任贵州学政时，就大胆变革教育，学子不仅阅览经史书籍，而且学习英文及西方科技知识。同时，甘冒顽固派之大不韪，上书皇帝开设“经济特科”，强调只要有真才实学，不必经过科举正途，也可量材取用。严范孙这一主张，是自隋朝实行科举以来的巨大突破，震动朝野。他的改革尝试，也使地处偏陬、民贫土瘠的贵州文风为之一振。贵州学界为他立“去界碑”、“哲学碑”，称他是“经师兼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

严范孙认为，国家要走向富强之路，必须博采东西文明，引进西方文化与教育制度。他先后去日本、美国和欧洲进行教育考察，探求建立新式学校的模式与途径。戊戌变法之后，严范孙辞官回到天津专心投入新式教育的开拓与兴办。他把自己的严氏家馆作为实验基地，聘请热心西学的张伯苓教授英文、数理化等新知识，并以此基地实验成果，示范和带动天津地区的教育。从1902年至1905年，他联合一些热心教育的邑绅兴办或协助兴办民立小学、官立小学21所，以及师范学堂、工艺学堂、法政学堂、专科学校、高等女子学堂等，使天津教育兴起了一个高潮，并走在全国前列。

严范孙最重要的教育贡献是在20世纪早期，与张伯苓一起广纳社会力量创建了全新教育模式的著名的南开学校。这是中国人以自己的力量发展教育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不仅给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塑造了一道新颖的学校景观，也给世人、给时代树立了一个先进的民办教育的典范。

南开学校由男中部（即1904年成立的南开中学）、大学部（即1919年成立的南开大学）、女中部（即1923年成立的南开女中）、小学校部（即1928年成立的南开小学）组成，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教育系统。南开学校学习和借鉴以科学、民主为旨趣的西方教育精神，密切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进，强调爱国教育、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注重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形成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和“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光荣传统，培养了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至今南开大学还是国内名校，这与严范孙的开创之功是分不开的。所以，爱国教育家张伯苓说：“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

社会文明是国家进步的标尺。严范孙说：“欲强国家，先善社会。”

他反对嫖娼、征妓、纳妾等社会不良习染。他不仅自己“终身耻作狭邪游”，而且规谏好冶游（嫖娼）者朋友。严范孙特别反对身为教师者逛妓院。昔日天津许多小学教员染有如此不良行径，他谆谆告诫：“道德堕落，何以表率生徒？精神疲敝，何以勤思职务？”他还痛诋纳妾等歧视妇女的世俗偏见。严范孙反对歧视妇女的又一表现，是对缠足妇女的深切同情，力倡女子放足，求妇女获得解放。他曾编《放足歌》，先在女塾教唱，其后传诵社会。

吸烟、赌博是旧社会靡然风同的两大陋习。严范孙在为李石曾著“戒烟”书作序时，深望爱国忧国之士，递相劝戒，先自身戒断，而后及诸人人，为吾身去无形之害，为吾身吾家吾国吾并世之人造无疆之福。对于赌博之害，更是深恶痛绝，无时不劝谏朋友戒此癖好。

严范孙还反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为此，他率先垂范，其子结婚改通行的乘彩轿为双马车，改新郎不迎娶的津俗为新郎骑马亲迎。这两项举动为“津邑之创格”，使当时天津为之轰动。针对丧礼大讲排场、互相攀比，极尽奢靡的风俗，他订立“丧礼八则”，其中包括：人死登报纸告丧，不必致讣；不必作哀启，如作哀启，但述病状等。他也不主张过生日、祝寿。严范孙的这些主张，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河，至今也有现实意义。

严修晚年还在天津倡组了城南诗社、崇化学会，著述存稿有诗、文、日记、函札等多种，现辑录出版的有《严修东游日记》《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著作。

严修不仅通经史、习数算，还研究泰西之学。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通晓，其书法秀逸浑雄，颇有功力，为当时津门四大书家之一。其还善诗歌，与赵幼梅、王守恂同被誉为“近代天津诗坛三杰”。

《严修东游日记》

这本“东游日记”是由《壬寅东游日记》和《第二次东游日记》构成，前者系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后者系1904年（光绪三十年）。比较翔实地记录了明治三十年代日本教育的实况，包括学校的学制、定员、经费、课程设置、教学法、教学设备等各个方面情况；其次严修在日本接触到不少名人，日记中对其中一些人的言行和印象也有记录。这本日记不仅对研究日本史、中国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是研究严范孙其人及其教育思想发展的珍贵史料。

现南开中学内图书馆楼为纪念他而起名为“范孙楼”。

严范孙公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当时天津地区有四大书法家“华严孟赵，”即：华世奎、严范孙、孟广慧及赵元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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