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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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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白,曾用声于典、杨娱天、杨异同、康莫逆、于天、非石等笔名。1911年(清宣统三年)4月21日生于辽宁省本溪县。其父毕业于本溪县师范学堂,后任教师。杨坚白小时读了一些孔孟的书。由于家境困窘,他的求学时断时续,高等师范未毕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民族危亡使他和一些同学不能安心于课堂读书,只得中途辍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为了隐蔽自己的活动,他到本溪煤铁公司当了几个月的小职员(会计),虽然日薪只有6角钱,但却是他最初了解企业,了解社会的窗口。
青年时代的杨坚白思想活跃,异常勤奋,涉猎了大量左翼文学,对社会科学兴趣广泛。本来他最喜爱理工科,可是特殊的环境和经历,使他不得不放弃理工改学文科。由于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有学日语的条件,为了求知,他刻苦攻读日语,还自修了俄语。
1932年冬,杨坚白通过进步学生张晓岩结识了李烈生(即李兆麟),由李介绍加入了共青团,1933年入党,参与本溪党、团组织的组建工作。成为本溪最早的党员之一。不久,他被调到奉天(今沈阳)党的特委,在那里专门从事党的宣传活动。1933年6月的一天,本溪湖开运动会,当时的中共本溪特支组织委员陈相毅在会场上散发传单,被日本巡警当场逮捕。陈经不起敌人的拷打逼问,供出本溪党组织,出卖了孙已泰、徐殿孕和杨坚白3人。敌人马上逮捕了孙、徐2人。因杨坚白自己调往奉天特委工作,敌人从他与家人的通信中发现线索,通过奉天日本领事馆警署抓捕了他。他被判12年徒刑,上诉后,1935年被改判5年徒刑。入狱时,他被关押在奉天地方法院看守所。不久,时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的杨一辰,也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关进看守所,同杨坚白住在一起。后来,杨一辰、杨坚白、孙已泰等人又被转入奉天检察厅看守所。杨一辰同志参加革命早,阅历深,经验丰富,同监难友们非常敬重他,尊称他为老大哥。因此,监狱里逐步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党的核心组织。他们互相勉励,互相鼓舞革命斗志。一次,杨坚白因被敌人用刑,身体极度虚弱,伤口严重感染化浓。放风时,杨一辰递给他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一首诗:“统治阶级,设置监牢。囚吾志士,肆彼横暴。但吾志士,忠贞在抱。心为石兮不可转,汤可赴兮火可蹈。善摄生兮保此身,持其志兮气勿躁。奋斗!奋斗!红日五洲普照。”杨坚白读后,倍受感动和鼓舞,当即将这首诗在难友中传阅,他还和杨一辰等人一起高声唱《国际歌》,并把这些歌词写在监号的墙上。
他们身陷囹圄,仍不忘团结、教育、宣传群众。伪奉天监狱的看守,大多是城市贫民、乡村农民出身,生活困苦,为谋生他们不得已才干上看守职业的,杨坚白想,这些看守和国民党、日本人的狱卒不同,不是死心蹋地的死硬派,完全可以通过宣传教育感化他们,让他们为共产党做事。于是,杨坚白、杨一辰、孙已泰经常和他们唠家常,给他们讲共产党的主张,向他们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的道理,还替他们写家信,写请假条,为那些贫困无助的刑事犯人写诉状,监狱医务所医官王常泰等人,就是通过他们的教育影响,由党的同情者逐渐成为党的支持者、拥护者的。后来,成为狱中党员和狱外党组织联系的秘密联络人,经常为他们传递信件、消息和学习材料,为狱中党员外出买书,买《盛京时报》看。监狱本来有个专门对这些“政治犯”进行教诲的-,叫宋大公,有趣的是反而接受了他们的“教诲,”后来为杨一辰的出狱帮了大忙。在杨一辰直接领导下,杨坚白、孙已泰还在狱中参加了查叛徒、查党团组织受破坏经过的斗争。
他们把监狱的医务所变成了党组织秘密活动的联络点。利用这个阵地,常以随诊为名,趁机与党组织沟通信息,宣传中国和苏联的革命形势。难友们还借口看病来这里聚会或商谈要事。如果有哪个难友太累了,也可以到这里“住院”和“休养。”医务所的几个医官在他们影响下,也都成了他们无话不说的朋友。他们帮这些“政治犯”收藏进步书藉,一起谈政治。讲革命,骂日本鬼子和汉奸。
在监狱里,他们坚持雷打不动的学习活动。经常学习讨论看守捎给他们的党内信件等材料,还读了《列宁文集》、《反杜林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国民快览》等进步书刊,甚至读了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复活》、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翻译作品以及鲁迅、茅盾的杂文和小说。中共的《八一宣言》、救国会七君子被捕、西安事变、红军长征到达延安等消息,都是他们从这些报刊杂志中读到的,进步青年温建平,就是受了杨坚白狱中的教育和影响,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的。
1936年春,敌人加紧对狱中共产党员的摧残和-。杨一辰又被日本宪兵队提去审讯,杨一辰为了保护党组织,特意把自己眼睛弄坏,看不见东西,被送到医务所抢救治疗。他和杨坚白、孙已泰商量,最近党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政治形势日益严峻、紧张,如果外面组织被破坏了,不仅我们要作无意义的牺牲,还要牵连好多人,不如向外面党组织说明情况,主动要求断绝联系。3人同意了这个意见,又起草了秘密信发出,从此,他们便忍痛与外边党组织断绝了联系。杨一辰当时激动地和他俩说:“只要我们有决心革命,出狱后一定能找到党。”
1938年6月,在监狱中饱受磨难的杨坚白出狱了,这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他辗转东北、北平都找不到组织关系,便由上海路经香港、广州去了武汉,因战况紧急,他由澳门、中山,向西北方向的梧州、柳州进发。
行至肇庆,所带的钱已花光,他只好找到难民收容所,取得难民资格,领得难民证。至此,他以难民身份流浪到广西的梧州、柳州,再沿西南公路靠一路行乞,徒步跋涉, 1938年除夕流浪至重庆。找到东北救亡总会,被接受到会内工作。最初,他担任《-》杂志,后又担任服务队(即宣传队)长。不久,他们这个组织的任务是,团结教育青年,准备北上抗日。在这个环境中,可以公开阅读马列主义的书,讨论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还可以通过讲座形式培训青年。他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深有感触地说:“在这个组织里工作和生活,等于上了一次党校。”
为了北上抗日,组织决定由他率领东北的一批青年,包括重庆总会和成都分会的青年,参加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宣传队,他任副队长,陈甫子任队长。两个人都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只以进步人士面目出现。1940年初,宣传队从重庆出发,经西安到洛阳,当时由于国共摩擦加剧,不久,蒋介石下令解散了这个宣传队,杨坚白北上抗日的理想未能实现。
但在1940年夏,孟用潜来洛阳组建中国工业合协会晋豫办事处,杨坚白参加这项工作,从此他走上了经济战线。几个月后,他受孟用潜派遣,几经周折去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山,回到了党的怀抱。
到根据地后,先后担任过科长、厂长等职,还主编过《太行工业》刊物。这期间,他积累了不少从事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从敌伪方面接收了一些工厂、矿山,需要会计、统计知识。他及时总结、研究了工业管理经验,编写了大量讲义,培训了一大批企业管理干部。还撰写了《实用工业会计和成本计算》、《实用统计方法》两本书,被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其中《实用统计方法》一书还两次由东北新华书店再版,在全国发行。
1948年,党组织把杨坚白派回东北,先后在辽北、辽西省政府任研究室主任,侧重于农村政策研究。除草拟调查报告、研究报告外,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1950年11月—1954年秋,杨坚白在东北统计局工作,先后任秘书长、副局长等职。由于国内当时还没有一套适合本国特点的统计学专著,他及时总结统计学的基本规律,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写作出版了《统计理论基本问题》一书,翻译出版了苏联著名统计学家斯梅霍夫、经济学家基里迪舍夫的《统计和计划》、《怎样研究经济现象动态》两本书。
在担任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的同时,他还主持了东北地区的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工作。这项工作是1951年顾卓新(时任东北计划委员会主任)倡议的,计算的方案由苏联统计专家帮助设计,再结合中国实际修改、制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民收入计算的开端。1954年,杨坚白调到国家统计局,负责主管全国的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工作。杨坚白是国内国民经济统计和综合平衡工作的首创者。
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个人的爱好,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工作,竟成为他后半生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专业。1956年,他离开国家统计局,调到国家计委世界经济研究局工作。为了提供编制计划的参考,他主持撰写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条件、方法和特点》一书。因当时发生了波匈事件,他又研究了波兰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1958年10月,应孙冶方之约,杨坚白到中国经济研究所专门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1963年,他的一篇论生产价格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大批判。1976年10月,杨坚白逐步恢复了研究工作。
2004年6月27日,杨坚白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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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杨坚白思想活跃,异常勤奋,涉猎了大量左翼文学,对社会科学兴趣广泛。本来他最喜爱理工科,可是特殊的环境和经历,使他不得不放弃理工改学文科。由于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有学日语的条件,为了求知,他刻苦攻读日语,还自修了俄语。
1932年冬,杨坚白通过进步学生张晓岩结识了李烈生(即李兆麟),由李介绍加入了共青团,1933年入党,参与本溪党、团组织的组建工作。成为本溪最早的党员之一。不久,他被调到奉天(今沈阳)党的特委,在那里专门从事党的宣传活动。1933年6月的一天,本溪湖开运动会,当时的中共本溪特支组织委员陈相毅在会场上散发传单,被日本巡警当场逮捕。陈经不起敌人的拷打逼问,供出本溪党组织,出卖了孙已泰、徐殿孕和杨坚白3人。敌人马上逮捕了孙、徐2人。因杨坚白自己调往奉天特委工作,敌人从他与家人的通信中发现线索,通过奉天日本领事馆警署抓捕了他。他被判12年徒刑,上诉后,1935年被改判5年徒刑。入狱时,他被关押在奉天地方法院看守所。不久,时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的杨一辰,也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关进看守所,同杨坚白住在一起。后来,杨一辰、杨坚白、孙已泰等人又被转入奉天检察厅看守所。杨一辰同志参加革命早,阅历深,经验丰富,同监难友们非常敬重他,尊称他为老大哥。因此,监狱里逐步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党的核心组织。他们互相勉励,互相鼓舞革命斗志。一次,杨坚白因被敌人用刑,身体极度虚弱,伤口严重感染化浓。放风时,杨一辰递给他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一首诗:“统治阶级,设置监牢。囚吾志士,肆彼横暴。但吾志士,忠贞在抱。心为石兮不可转,汤可赴兮火可蹈。善摄生兮保此身,持其志兮气勿躁。奋斗!奋斗!红日五洲普照。”杨坚白读后,倍受感动和鼓舞,当即将这首诗在难友中传阅,他还和杨一辰等人一起高声唱《国际歌》,并把这些歌词写在监号的墙上。
他们身陷囹圄,仍不忘团结、教育、宣传群众。伪奉天监狱的看守,大多是城市贫民、乡村农民出身,生活困苦,为谋生他们不得已才干上看守职业的,杨坚白想,这些看守和国民党、日本人的狱卒不同,不是死心蹋地的死硬派,完全可以通过宣传教育感化他们,让他们为共产党做事。于是,杨坚白、杨一辰、孙已泰经常和他们唠家常,给他们讲共产党的主张,向他们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的道理,还替他们写家信,写请假条,为那些贫困无助的刑事犯人写诉状,监狱医务所医官王常泰等人,就是通过他们的教育影响,由党的同情者逐渐成为党的支持者、拥护者的。后来,成为狱中党员和狱外党组织联系的秘密联络人,经常为他们传递信件、消息和学习材料,为狱中党员外出买书,买《盛京时报》看。监狱本来有个专门对这些“政治犯”进行教诲的-,叫宋大公,有趣的是反而接受了他们的“教诲,”后来为杨一辰的出狱帮了大忙。在杨一辰直接领导下,杨坚白、孙已泰还在狱中参加了查叛徒、查党团组织受破坏经过的斗争。
他们把监狱的医务所变成了党组织秘密活动的联络点。利用这个阵地,常以随诊为名,趁机与党组织沟通信息,宣传中国和苏联的革命形势。难友们还借口看病来这里聚会或商谈要事。如果有哪个难友太累了,也可以到这里“住院”和“休养。”医务所的几个医官在他们影响下,也都成了他们无话不说的朋友。他们帮这些“政治犯”收藏进步书藉,一起谈政治。讲革命,骂日本鬼子和汉奸。
在监狱里,他们坚持雷打不动的学习活动。经常学习讨论看守捎给他们的党内信件等材料,还读了《列宁文集》、《反杜林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国民快览》等进步书刊,甚至读了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复活》、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翻译作品以及鲁迅、茅盾的杂文和小说。中共的《八一宣言》、救国会七君子被捕、西安事变、红军长征到达延安等消息,都是他们从这些报刊杂志中读到的,进步青年温建平,就是受了杨坚白狱中的教育和影响,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的。
1936年春,敌人加紧对狱中共产党员的摧残和-。杨一辰又被日本宪兵队提去审讯,杨一辰为了保护党组织,特意把自己眼睛弄坏,看不见东西,被送到医务所抢救治疗。他和杨坚白、孙已泰商量,最近党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政治形势日益严峻、紧张,如果外面组织被破坏了,不仅我们要作无意义的牺牲,还要牵连好多人,不如向外面党组织说明情况,主动要求断绝联系。3人同意了这个意见,又起草了秘密信发出,从此,他们便忍痛与外边党组织断绝了联系。杨一辰当时激动地和他俩说:“只要我们有决心革命,出狱后一定能找到党。”
1938年6月,在监狱中饱受磨难的杨坚白出狱了,这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他辗转东北、北平都找不到组织关系,便由上海路经香港、广州去了武汉,因战况紧急,他由澳门、中山,向西北方向的梧州、柳州进发。
行至肇庆,所带的钱已花光,他只好找到难民收容所,取得难民资格,领得难民证。至此,他以难民身份流浪到广西的梧州、柳州,再沿西南公路靠一路行乞,徒步跋涉, 1938年除夕流浪至重庆。找到东北救亡总会,被接受到会内工作。最初,他担任《-》杂志,后又担任服务队(即宣传队)长。不久,他们这个组织的任务是,团结教育青年,准备北上抗日。在这个环境中,可以公开阅读马列主义的书,讨论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还可以通过讲座形式培训青年。他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深有感触地说:“在这个组织里工作和生活,等于上了一次党校。”
为了北上抗日,组织决定由他率领东北的一批青年,包括重庆总会和成都分会的青年,参加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宣传队,他任副队长,陈甫子任队长。两个人都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只以进步人士面目出现。1940年初,宣传队从重庆出发,经西安到洛阳,当时由于国共摩擦加剧,不久,蒋介石下令解散了这个宣传队,杨坚白北上抗日的理想未能实现。
但在1940年夏,孟用潜来洛阳组建中国工业合协会晋豫办事处,杨坚白参加这项工作,从此他走上了经济战线。几个月后,他受孟用潜派遣,几经周折去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山,回到了党的怀抱。
到根据地后,先后担任过科长、厂长等职,还主编过《太行工业》刊物。这期间,他积累了不少从事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从敌伪方面接收了一些工厂、矿山,需要会计、统计知识。他及时总结、研究了工业管理经验,编写了大量讲义,培训了一大批企业管理干部。还撰写了《实用工业会计和成本计算》、《实用统计方法》两本书,被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其中《实用统计方法》一书还两次由东北新华书店再版,在全国发行。
1948年,党组织把杨坚白派回东北,先后在辽北、辽西省政府任研究室主任,侧重于农村政策研究。除草拟调查报告、研究报告外,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1950年11月—1954年秋,杨坚白在东北统计局工作,先后任秘书长、副局长等职。由于国内当时还没有一套适合本国特点的统计学专著,他及时总结统计学的基本规律,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写作出版了《统计理论基本问题》一书,翻译出版了苏联著名统计学家斯梅霍夫、经济学家基里迪舍夫的《统计和计划》、《怎样研究经济现象动态》两本书。
在担任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的同时,他还主持了东北地区的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工作。这项工作是1951年顾卓新(时任东北计划委员会主任)倡议的,计算的方案由苏联统计专家帮助设计,再结合中国实际修改、制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民收入计算的开端。1954年,杨坚白调到国家统计局,负责主管全国的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工作。杨坚白是国内国民经济统计和综合平衡工作的首创者。
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个人的爱好,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工作,竟成为他后半生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专业。1956年,他离开国家统计局,调到国家计委世界经济研究局工作。为了提供编制计划的参考,他主持撰写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条件、方法和特点》一书。因当时发生了波匈事件,他又研究了波兰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1958年10月,应孙冶方之约,杨坚白到中国经济研究所专门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1963年,他的一篇论生产价格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大批判。1976年10月,杨坚白逐步恢复了研究工作。
2004年6月27日,杨坚白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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